解放西路前身——桂西路
桂中内的文庙
救亡日报社
□黄伟林文/供图
林哲等人的《时光未老故纸犹温》一书收录了许多桂林城区的历史地图，其中，光绪时期的《广西通志辑要·省城图》（见该书143页）已经出现十字街的标识，分上十字街和下十字街；1934年的《广西分县新图·桂林市街图》（见该书199页）仍然有十字街标识；1935年出版的《广西一览·桂林市图》（见该书207页）已经出现桂西路的标识；1949年出版的《桂林市中心区图》（见该书253页），桂西路名称被中正西路取代。应该是1949年以后，中正西路改名为解放西路，该地名沿用至今。
据说北方少有十字街，南方多有十字街。桂林的十字街为桂林的城市中心，光绪时期的上十字街相当于如今的中山北路，下十字街相当于如今的中山南路。中山北路和中山南路是一条贯通桂林城区南北的大街，与其形成十字交汇的，则是东西走向的解放东路和解放西路。
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北路名中北路，中山南路名中南路，解放东路名桂东路，解放西路名桂西路。其中，桂西路全国闻名，以“书店街”著称。
这书店街之名不是自封的。1942年，茅盾从香港流亡到桂林，写了题为《雨天杂写》的系列随笔，其中《雨天杂写之三》写道：
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所闻将近七十之数。倘以每月每家至少出书四种（期刊亦在内）计，每月得二百八十种，已经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好看的数目。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
1942年出版的《桂林市指南》有一节《桂林的书店》，文中写道：
桂林的书店，以桂西路为最多，若从十字街向榕荫路走，在左边的有中国文化服务社、商务印书馆、提拔书店、建设书店、文化供应社、改良军用图书公司、联合书局等，在右边的有上海杂志社、东方图书公司、大华、北新、时代、武学、中华、世界、军民、正中、科学等。
上面这些书店大都不存在了，但其中一些书店至今仍然赫赫有名，比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它们是中国出版界的百年老店，当年分别在桂西路设有分馆、支局和分局。
这说的是1942年的情况，实际上，1942年以前，桂西路还有几个很著名的书店，比如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崇德书店。
这三家书店何以著名？原来，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加上生活书店，即如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出版机构商务、中华、世界，今日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出版机构商务、中华、三联，当年皆在桂西路设有总店或分店，桂西路称为书店街，名不虚传。
不过，1941年2月，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先后离开了桂林，不再在桂西路营业。
那么，崇德书店何以著名呢？
桂林市档案馆编印的《桂林游览史料汇编》中的《桂林市街新旧名称对照表》表明，桂西路属于崇德街，崇德街是行政街名。尹文军的《图说清末民国老桂中》一文告诉我们，桂林中学是1927年搬到崇德街的府学文庙的，文中明确说明崇德街即今解放西路，可见，桂西路原名为崇德街，因此，崇德书店的名字应该来自其所在街名。据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和广西桂林图书馆编的《桂林文化大事记》，可知崇德书店1938年9月1日创办，10月28日被敌机炸毁，书店因此结束。不过，根据巴金在桂林撰写的散文，崇德书店被炸毁的时间却是后移了。
1939年1月巴金在桂林写了散文《桂林的受难》，写他1938年底在桂林经历的多次轰炸，其中第四次轰炸发生在1938年12月29日，在巴金看来，第四次大轰炸是最厉害的一次，他如此写道：
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警报解除后，我有两个朋友，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围在浓焰中，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
崇德书店的遭遇给巴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写完《桂林的受难》十来天后，他又一次走到桂西路。他经过商务印书馆，整洁的门面完好如旧；他走过中华书局，没看到什么特别景象；然而，当他过了新知书店，他想寻找那个图书成了燃料的崇德书店，想看看那三个职员善良年轻的面孔，然而，“怎么我要去的那个书店不见了？”他这样写道：
啊，街道忽然短了，凭空添了一大片空地。我看不见那个走熟了的书店的影子。于是一道亮光在脑中掠过，另一个景象在眼前出现了。我觉得自己被包围在火焰中。一股一股的焦臭迎面扑来，我的眼睛被烟熏得快要流出眼泪。没有落雨，但是马路给浸湿了。人在跑，手里提着、捧着东西。大堆的书凌乱地堆在路中间。……
我再往前走，我仿佛还走在和平的街上。但是一瞬间景象完全改变了。我不得不停止脚步。再没有和平。有的是火焰，窒息呼吸、蒙蔽视线的火焰。墙坍下来，门楼带着火摇摇欲坠；木头和砖瓦堆在新造成的废墟上，像寒夜原野中的篝火似地燃烧着。是这样大的篝火。烧残的书而散落在地上。我要去的那个书店完全做了燃料，我找不到一点遗迹了。
正如巴金所描写，这个1938年9月开业的崇德书店，一个多月后即遇上了日机大轰炸，烧为灰烬。犹如昙花一现，从此桂西路再无巴金熟悉的那个崇德书店。
如今与解放西路交叉的太平路上还存有《救亡日报》社址，因此，《救亡日报》是和太平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据夏衍回忆，《救亡日报》除在太平路12号租有办公社址外，还在桂西路26号租了一间很小的“营业部”。《救亡日报》桂林版的第一张报纸于1939年1月10日出版。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救亡日报》受到警告，不久，生活书店被搜查，最后，《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28日出版终刊号，3月1日停止发行。
其实，桂西路不仅有书店街的称号，而且还有文化街的称号，似乎，文化街的命名还在书店街的命名之前。
1941年，一位名叫尹牧的作者发表了一篇《桂林漫笔》，其中写道：
十字街头往西，■是桂西路，在■■■的路■■■下，排列着十多间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新华日报馆、文化供应社、东方图书社、时代书局、北新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服务社、武学书馆、建设书店、正中书局、军用图书杂志社、■■书店，这就是被人称誉的“文化街”，这街上每天都有无数的读者出入于书店间，尤其是晚上，更是挤满了人。自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相继被封之后，生活书店换上了国防书店的招牌，读书生活出版社换上了一个中国文化服务社，文化供应社代替了新知书店。然而，街道上仍是一样的热闹。
称桂西路为书店街，如果以写文章做比喻，可谓抓到了重点；称桂西路为文化街，则是兼顾了全局。因为，桂西路除了书店林立，还有两个重要的机构，一个是桂林中学，另一个是广西省立艺术馆。
桂林中学是桂林的百年老校，1927年迁至当时的崇德街，即后来的桂西路，因此，整个抗战时期，桂林中学坐落于桂西路西头北侧。
抗战时期的桂林中学更是广西基础教育第一学府。一方面，当时桂林中学的教师称得上名家俊彦，荟萃一堂；另一方面，来自广西甚至全国的少年精英，汇聚于此。
从教师方面说，著名作家王鲁彦、著名历史学家孙毓堂、著名篆刻家李白凤都曾在该校执教。
从学生方面说，著名物理学家李林、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梁羽生当时都在桂林中学就读。其中，李林1938年至1940年就读于桂林中学高9班，梁羽生1941年至1944年就读于桂林中学高33班，黄旭华1941年至1944年就读于桂林中学高35班。
桂林中学与书店街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搭配。学生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书店则是精神食粮的仓库。原来上海《良友》画报的总编马国亮当时正在桂林做《广西日报》的编辑，1947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命运交响曲》在香港的报纸连载，1986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里面专门写了桂林图书业的繁盛，其聚焦的地方正是桂西路：
桂西路一带都是新开的书店，大的小的，各有其吸引读者的力量。每天下午四五时以后，每一间书店无不挤拥着各种买书看书的人们。事实上抗战了几年，读书的人增加了。那时候的公务员和一切做生意或各种行业的，都比抗战前更爱看书，半是因为这班人大都是刚离开学校不久的人，还带着一点学生时代的气质，既然自己有了收入，就不吝惜多买几本书。另外的原因却是战时生活太单调了：没有太多的看不完的电影，没有使你足以留连忘返的跳舞场，更没有可以公开的麻将赌博，晚上除了到茶馆喝喝茶吃一两块点心之外，就是回家睡觉了。于是书籍慢慢成为消遣的一部分。既然别的消磨时间精力的途径减少，不管是自己甘愿的还是无可奈何的，任何手头上能够有几块余钱的人，都会走进书店里翻翻这本那本书，然后选买一两本回家。
书店业的繁荣，原因之一是战时生活单调，第二个原因，就是学生数量增加。马国亮分析道：
第二个使书店业繁荣的理由是学生的数目增加了。抗战前许多农村的子弟都没有机会念书，许多小地主都无法供给子女入学。战时粮价涨了，从前每朋卖了二十担谷还不够一个儿子的一个学期的学费的，现在每月一担半担就够了。粮价上涨至少使一部分家里有几块薄田的人可以把儿子送到县城里读书。这样一来，学生的人数激增了。在中国，学生历来是出版业的最大主顾，只有他们才是主要地维持着出版业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求知欲最强的，努力想从书刊里追求他们所要找寻的答案的人。
《命运交响曲》专门写了当时中学生对图书的热爱，这部长篇小说带有很强的写实色彩，若加推测，这些学生原型当与其时桂林中学学生有关。
事实上，武侠小说家梁羽生也对自己在桂林中学的读书生活念念不忘。其中有两个细节他经常回忆。一个是梁羽生到桂林中学读书之前已经有很好的旧文学功底，但正是在桂林中学，在李白凤老师的引导下，他对新文学形成了正确的认识，产生了较大的兴趣；另一个是当时他博览群书，他博览群书的地方不是图书馆和阅览室，而是书店，当时桂西路上鳞次栉比的书店极大地满足了他的阅读兴趣。当时的书店对读者相当宽容，哪怕不买书，也放任读者在书店里看书。即便如此，梁羽生还是不好意思在书店里长时间地只看不买。好在桂西路上的书店实在太多了，他可以把一本书分在几个书店里看，在这个书店看几十页，那个书店看几十页，一本几百页的书，分成三、五个书店读完了。这种读书方式，一是加快了阅读的专注度和速度，二是加强了阅读的记忆力。但是它的前提条件就是书店的密集，能够让阅读者在很短的距离相继进入不同的书店。梁羽生的这种阅读经历恰恰证明了当时桂西路上书店如过江之鲫的局面。
桂林中学不仅培养过一批文能安邦的文人，也培养过一批武能定国的军人。其中，抗战时期著名的空军烈士何信、莫休、蒋盛祜都曾在桂林中学上学。何信墓碑有《烈士传略》，其中写道：
临枣一役，以我机十四架与敌机十七架战斗，击落其七，安然返防。不图于回抵马牧集上空，猝与敌机廿余架遭遇，发生激战，历时既久，油弹俱穷，复能奋其余勇，乘机向敌猛扑，卒将敌机击落，随与偕亡。此次杀敌情形，当地人士目所共见，痛其壮烈牺牲，哭声为之震地。
在台儿庄战役纪念馆，能够看到何信事迹的详细介绍和相关音像。
桂林中学的对面，即广西省立艺术馆。
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于1940年3月，分设美术、音乐和戏剧三部，这种集艺术教育、艺术研究和艺术实践于一体的艺术机构，在当时属于首创。创始之初，除欧阳予倩之外，徐悲鸿曾挂名领衔美术部，马思聪曾挂名领衔音乐部，虽然这两位大师并未真正上岗就位，但已经可以看出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强大阵容和勃勃雄心。
广西省立艺术馆集聚了当时一大批杰出的艺术人才。仅以美术部为例，就拥有张安治、刘建庵、周令钊、尹瘦石等一批美术大师。戏剧部的叶仲寅和石联星，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剧界和电影界元老级的表演艺术家。
广西省立艺术馆馆厦建在桂西路与榕荫路的交汇口上，1944年2月建成，当时媒体报道这样描述：
桂西路的末端，一座渠渠的大厦，作赭红色，栋宇辉煌，美轮美奂，有古代宫室之华，得西洋建筑之粹。
亦有媒体称之为中国“第一个伟大戏剧建筑”。
为庆祝广西省立艺术馆馆厦的落成，欧阳予倩、田汉、瞿白音等人策划了被称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的西南剧展。
西南剧展盛况窗前，桂西路、中北路、中南路专门制作了美丽雄伟的牌楼迎接来自西南八省的戏剧工作者，当时媒体这样描述：
桂林街头也增加一番景色，市中心的四大街衢建起了富丽堂皇的牌楼各一座，都由美术家精心设计。各大书店也纷纷集中戏剧书籍，举行联合减价，优待出席大会剧人。大会会址设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会场内设临时邮局，并在开幕日加盖纪念邮戳。
西南剧展包括三大中心活动：戏剧工作者大会、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览。
其中，戏剧工作者大会和戏剧演出展览均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举行，戏剧演出展览中欧阳予倩的《旧家》《屏风后》、田汉的《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以及外国话剧《茶花女》《皮革马林》等话剧剧目也是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举行，此外，西南剧展的开幕大会和闭幕大会，亦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举行。
沿广西省立艺术馆继续往西，就到了桂西路西头，从《时光未老故纸犹温》一书，可以看出，直至1934年，桂西路西头的桂林城墙尚保存完好，离桂西路最近的桂林城门为丽泽门，出丽泽门，即桂湖，为桂林城市西面的护城河。如今，桂林西面城墙已不存，丽泽门亦不存，但桂湖尚在，桂湖西面的骝马山、老人山尚在，老人山以像老人命名，它仿佛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俯瞰着桂林千百年的城市变迁。
新闻推荐
本报讯（记者蒋璇通讯员王国平）为使社区学生有一个快乐、安全和有意义的假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法制意识，推动社区普法工作，日...
桂林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桂林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