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桂林傩”是怎么样的？

桂林晚报 2018-03-12 10:20 大字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桂林傩》。（资料图）

■余福州

八百三十年前的南宋淳熙年，浙江人周去非离开工作多年的桂林后著有内容广泛的广西人文地理志《岭外代答》，其七卷一目曰《桂林傩》，是为史籍对发生在桂林的这一民俗文化形态最为具体的记载。原文为：

“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又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嘉者一值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也。”

这段文字记述的宋代桂林傩已经是中国傩文化史的重要组成。今天，我们对周去非的这段文字从历史角度作出诠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人记述的史学价值。

“名闻京师”的是桂林的“军傩”

这段文字首句就显示宋代桂林的傩文化创造已经达到了“名闻京师”的高水平，之所以如此，这是与宋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在文化方面，政府直接参与了社会的文化建设，诸如杂剧戏舞已作为法定节日宫廷民众共享的表演形式，其中就包括以迎神驱鬼为功能的傩祭。而傩祭文化发展到宋代，已融进戏舞的元素而充实了许多具观赏性的表演娱乐功能。我们看一下宋人作的《东京梦华录》就会有这样的感受。而此时的桂林虽偏于岭南一隅，然承受中州文化的强大影响，激发了自身的创造力，于是能以一流的水平进军全国的演艺行列。

周去非的记载表明桂林傩是以团队形式出现在京城的，即文中的“桂林傩队”。当时桂林有怎样的“傩队”？记载指出有“军傩”和“百姓傩”。有研究者认为其中的“百姓傩”是桂林傩的专用名称，笔者认为尚且不是。依照现今国内傩文化研究，文中的“军傩”和“百姓傩”只是不同范围人群中傩的存在方式的分类名称，既然傩是迎神驱鬼的，百姓可组织傩队，军人也可以组织傩队参与。

自新石器后期到商周，傩祭活动的主角是“方相氏”（师公）个体，而到春秋，在巫师的引领下已扩大为百姓参与的团队行为。史籍记載春秋鲁国的孔子穿着礼服站在大堂东的台阶上迎接“乡人傩”团队的到来。所称“乡人傩”即“百姓傩”，在农耕社会，傩文化肯定首先出现在乡村百姓之中。

而“军傩”，则指军人参与的傩祭活动。“军傩”出现比较晚，首先见于史籍的是在汉代，朝廷曾组织五千骑兵驱鬼，用如此大规模又有气势的傩祭来威懾群魔厉鬼。到唐宋，军队参与已成常态，宋代皇帝于清明观赏“诸军呈百戏”，其中就有军士扮演鬼神的傩舞。今贵州出版的傩研究本，认为“军傩”是以征战故事为主的演艺，如三国、封神等。这样的看法不一定正确。随着元明戏曲的发展，三国、封神之类征战人物故事，“军傩”可以演，“百姓傩”也可以演。比如桂林“百姓傩”，到清代出现李令公、哪咤形象，显然受明代盛传的封神故事的影响是可以作为一例的。

在傩的分类上，除了“军傩”、“百姓傩”，还有“宫廷傩”。乡人百姓要驱鬼逐疫，帝王贵胄也要驱鬼逐疫，乡人百姓傩祭活动传递入宫廷是必然的。自商周有了权力中心的宫廷，就有了“宫廷傩”。“宫廷傩”的出现则将民间的傩文化提高到国家层面来运作而予高度的重视。唐代宫廷过春节，首先开展傩祭活动，然后才设宴观赏太常寺安排的“春晚”歌舞；到宋代，于除夕宫廷要举办“大傩”。这些都是有史籍明确记载并细腻描绘的。而达官贵人也有傩祭活动，那是家族行为了。与宫廷傩对应的分类是地方上的傩祭，统称“州县傩”，桂林傩就是桂州傩，属州县傩。

宋人周去非是将“桂林傩队”分作“军傩”和“百姓傩”两类来记述的：先告诉我们“闻名京师”的是桂林的“军傩”，不是一队“军傩”，而是“诸”军傩，即诸多军傩，至少三队以上才能算诸多，各队都有相当精彩的演艺，于是“名闻京师”。在唐代，桂林（桂州）的驻军还不算多，而唐后期到宋代，桂林（桂州）除辖十二县，还管十三个少数民族州，增加驻军是必然的。而驻桂兵员，外省籍的居多，这就便于各地傩文化的交流，也为桂林有“诸军傩”提供了条件。接着周去非用“又有百姓傩……宜其闻也”两句56字，描述了桂林百姓傩高水平的演艺，展现了引人入胜的动态画面。

桂林“百姓傩”的看点

周去非对桂林百姓傩的两句56字的演艺描绘，指明桂林百姓傩吸引人的两个看点：第一个看点是百姓傩队的服饰装扮、舞姿步态、队列面貌。演员全身有多彩的装饰，队列行进中的说词呼号隨着步伐的进退而有节奏；原以为岭南越人都着越服，想不到桂林人都穿中原人衣装，服饰文化已与中州同一；而整个傩队，伍列整齐，动作划一，所举旌旗鲜明亮丽。这说明出场的桂林傩的表演是训练有素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值得称赞的效果？因为傩祭从远古的“方相氏”（师公）个体发展到后来的团队活动，到唐代已经制度化，即对宫廷、州、县三级的傩祭团队的人数、领队的“方相氏”人数及演员年龄等分别作了规定，而桂林百姓傩应该是符合规制基本要求的，所以才有资格给予优评。再是桂林百姓傩在服、饰、旗、乐、词方面有创造性发挥，充分表现了自身特色。

桂林百姓傩的第二个看点，也就是最大的特色，就是出场演员所戴面具制作精致形象多样。周去非特别用一句“盖桂人善制戏面”作了评价，这就使桂林百姓傩的演艺大为增色而高人一筹。

关于“桂人善制戏面”

周去非文中的“桂人善制戏面”，还可拿同时期的宋代重量级诗人陆游的笔记作品《老学庵笔记》的记载来印证。笔记原文为：“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甚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周去非在桂林五六年，应该亲见桂林普及的军傩与百姓傩。陆游没有来过桂林，南宋淳熙年写作《老学庵笔记》时正失落地隐居于绍兴乡下。他可能在京师做官时看见过桂林傩队，即使没有看见，桂林傩队既已名闻京师，也必定耳闻。他写桂林傩面具的制作有三个“大惊”，一是通常称一二十的一组为一副，桂林的一副有八百枚，数量之大使人吃惊。二是各种面貌的傩面具没有一个相同的，面相设计能力使人吃惊。三是横向比较，国内的甚至国外的面具都比不上，使人吃惊。这就具体注释了周去非的“桂人善制戏面”中的“善”字。

周去非记桂人制作精美的傩面一枚在外省要值万钱，相当贵，陆游笔记说桂林制傩面具的工匠都富了起来。两人所记互相为证，可信程度相当高。

周去非的"桂人善制戏面"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几点：1.在宋代文化繁荣局面的带动下桂林傩的演艺水平得到大幅提高，还促进了桂林民俗文化产品傩面具的生产。2.在宋代文化繁荣局面带动下，各地对傩文化制品形成了很大的市场需求，促进了桂林傩面具向量与质的方向发展。3.在宋代文化繁荣局面带动下，桂林傩面具应该形成相当产量生产的众多的作坊，应该锻炼出具有相当工艺水平的工匠，以此适应市场的需要。4.桂林傩面具进京在北宋政和年，陆游的笔记作品写于南宋淳熙年，相间六十多年，“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表明这一文化产品的发展使桂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傩面生产成了桂林支柱产业，并且这一产业至少持续了半个多世记。可见周去非的“桂人善制戏面”最根本地反映了当时桂人的手工业产业状况，反映了桂人的文化产品市场意识和产品质量意识。桂林傩面市场有多大？既然陆游说到“天下外夷”，除了国内市场，是否已经出口外销？这一方面，看来对今天的桂人来说，恐怕不无启示吧。

还有一点要提示一下，“桂人善制戏面”是工艺又是美术，若论中国工艺美术史，周去非与陆游都为桂林傩面具在其中的史学地位记上了重重的一笔。

“名闻京师”的年代

关于桂林傩“名闻京师”的年代，周去非没有具体说，但有一句“自承平时”，即天下承接太平之时，大约指北宋中后期的几十年。宋开国后经百多年的积累，到中后期的熙宁、政和、宣和年，到达一个较为发展的阶段。《东京梦华录》追述的京师梦一般繁华的景象，正是在这一“承平”时期。而陆游文中是明确记载着“政和大傩”，周去非与陆游的时代记载是可以互证的。

汉以后的“大傩”是宫廷在岁终运用行政方式及财政资源举办的大型驱鬼逐疫的傩祭。这样的宫廷傩祭活动规模很大，需要调集地方上的精致傩面和优秀的傩队进京，好似今天的文艺会演。桂林八百枚傩面进宫廷，这是明确了的，而我们还可以判断，“承平时”的若干年的宫廷“大傩”，桂林都有数支军傩应召进京，并有大量的制作精美的傩面在演艺中广泛使用。

“名闻京师”的“桂林傩”，我们应该将之作为桂林历史文化中最具本土特色的标志性文化。可惜的是，这一曾经名扬“天下外夷”的非物质文化，于今天的民间鮮有存在，难有传承。作为非遗，是要讲传承的，没有传承，也就没有非遗了。广西已有环江傩和罗城傩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而定格于特定历史时期并负盛名的“桂林傩”，是理应在历史文化的延续中得到高度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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