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龙石塔到底建于什么朝代

木龙石塔

■余福州文/摄

叠彩山东麓木龙洞旁有一座覆钵式喇嘛塔，高4米余，造型纤瘦，立于一块隆起的形似伏地蛤蟆的大石上，这就是桂林有名的木龙石塔。对于木龙石塔的介绍已经很多，不必赘言。因为这座木龙石塔没有纪年落款，笔者想探讨的是这座小型石塔到底建造于哪一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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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是唐代的

笔者参阅了桂林出版的《桂林文物》、《桂林文物古迹览胜》及去年出版的《桂林古建筑研究》等书，这些资料都说木龙石塔是唐代的；所有资料的依据都是北宋嘉祐八年（1063）一位来桂林的人士谭舜臣在叠彩山木龙洞旁的题名刻：嘉祐癸卯，寒食旬休，谭舜臣携累登石门，下临江岩，参唐代佛塔，览风帆沙鸟。江山之胜此为最焉，遂舟过虞山。

这位谭先生带着家人游览叠彩山风洞，又下山来到江边，见一座唐代佛塔；又见江上舟行鸟飞，于是感慨这里的美景，接着就乘船去游北邻的虞山去了。

文中的“寒食”是清明前两天的一个节日，那一天禁烟火，吃冷食，有三、五、七天休假，期间民俗活动丰富，是古代中国大型节日。谭先生记“寒食旬休”，可能宋代的假期增加到10天。文中涉及叠彩木龙石塔朝代最重要的一句是“参唐代佛塔”，表明他确实看见了一座唐代古塔。但对于这座唐代佛塔的式样，谭先生没有描述。正因为没有描述，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谭先生所见之塔就是今天所见的覆钵式木龙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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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塔的演化

中国古塔是随佛教输入中土的，时间在东汉初。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首先落脚于洛阳，建了白马寺，又建木结构的齐云塔；唐之前的塔多为木结构的方塔，大都毁损难以留存。到唐代砖石结构的楼阁式方塔成为主流，典型的就是西安的大雁塔和小雁塔，体现雄浑质朴的唐代风格。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到宋辽时期，方塔极少，而六角、八角形塔为多并融入许多本土建筑元素，渐成为直至明清中国古塔的主流。可见佛塔在中国因不同朝代其风格造型是有明显区别的。

可以说在唐宋之前是看不到覆钵式喇嘛塔的，而喇嘛塔首先传入中土，那是元代的事。现今关于佛塔的传入及在中国演化的书籍与研究论述比较多，包括覆钵式喇嘛塔的资料，很容易了解喇嘛塔传入的情况。现存中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是北京妙应寺覆钵式白塔，时间在元代至元八年（1271），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并主持建造。因为元皇室尊崇藏传佛教，因而在元大都（今北京）引入，建于大圣万安寺内；这座喇嘛塔高51米，单华盖之上的刹顶就有5米。北京北海公园建于清顺治年的覆钵式白塔够雄伟的了，也只有35米高。这位尼泊尔匠师在中国一共建了三座喇嘛塔，除北京的一座，还在山西五台山和西藏各建一座，于是始自于元代的覆钵式喇嘛塔在中土兴起。

笔者对佛寺和佛塔没有专门的研究，但依照查阅到的些许信息，大致可以有以下的认识：一是元代覆钵式喇嘛塔的传入是东汉后佛塔文化传入的接力，又经明清两朝，出了不少精品，丰富了传入中国的古塔的品种，但一直不是中国古塔的主流。二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出现了一个儒、佛、道三教合一的趋势，但不管怎样合一，各自可以吸收对方以丰富自己，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主体意识。反映在佛寺建筑格局上，先是前塔后殿，后是前殿后塔，但佛塔与佛寺始终在一起，因为佛塔与佛寺属于同一文化。但佛塔不能与中国本土宗庙文化建筑合在一起，宗庙里建佛塔，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所以，我们在虞山新建一座舜帝庙，这是好的，但是又在庙后建一座仿宋佛塔，这就不合适了，因为那是不同文化主体的两种文化。三是佛教文化首先传入中土，出现在南方的佛教文化是中土佛教文化向南扩散的结果，只是时间先后有所不同，而等到传入岭南，就有很长的时间差。佛教文化传入中土在东汉初，传到桂林已经是隋唐的事，时间差五六百年；喇嘛塔在元代传入中土，再由中土传入桂林，可以肯定在元代之后，时间差二三百年或更长。佛教文化首先传入中土，因为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土，具备首先接纳外来文化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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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谭先生没有看错

应该说北宋这位谭舜臣先生记“参唐代佛塔”是没有错的，他不可能穿越时代看见元代才有的喇嘛塔。宋代的桂林有没有佛塔，史籍没有记载，但不排除这位谭先生在别的地方看见过宋塔，显然这位谭先生对唐宋两代佛塔的形制之别是了解的，所以谭先生一眼判断所见之塔是唐代的。

既然如此，这位谭先生所指的“唐代佛塔”就应该是在唐代为主流的砖石结构的方塔。叠彩东麓临江没有能够安置如西安高耸的大小雁塔的地方，只能建一座小型的砖石方塔，所建之处，有可能就在那块蛤蟆石上。我们知道云南大理著名的三白塔，中间最高的是砖石楼阁式方塔，建于唐代，其后左右两座是砖石八角型楼阁式塔，建于宋代。这就是中国古塔的代分。桂林的西山，唐代建有西庆林寺，初唐调露元年（679）和景龙三年（709），南下人士在西山、罗家山凿造佛像，而再早一点，即初唐显庆二年（657），文昌桥旁的佛寺就建了一座塔。这个年代阶段正是唐高宗、武则天大兴佛教又在龙门石窟大力开凿佛像的时候。随着唐代南下桂林人士的增加，中土佛教文化逾岭传入。

唐代的桂林，佛寺、佛塔、佛像都来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另有南下人士看中叠彩东麓山水环境，于是建一座小型的唐代流行的方塔与西山的佛寺、佛像相呼应。北宋谭先生见到了唐塔，其意义表明，唐代的桂林已完整地接受了代表佛教文化的三大建筑寺、塔、像。可惜的是，这座具有唐代风格的小型方塔在这位谭先生游览之后倒毁，渐被遗忘；又过了许多年，明初之后，有佛徒施主出资建了这座覆钵式木龙石塔留存至今。建造的时间，估计在文昌桥覆钵式舍利塔之后的明中期或晚期，也可能在清初，这正是喇嘛塔在中土铺开再向南传输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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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龙石塔上的文化差异

叠彩山木龙石塔，如果从佛教文化理念和塔的建造工艺这两方面与中土的喇嘛塔来比较的话，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文化差异的。

一是佛塔的相轮（塔身之上一个个叠加的圆圈），应该是十三个，代表佛教的十三天，也有三、五、七、九、十一个的，但必须是奇数，不能是偶数。文昌桥舍利塔的相轮是五个，符合规制；而木龙石塔的相轮却是十二个，这是不合规制的。其原因，很可能与木龙石塔的建造人和制作工匠还没有完全理解佛塔相轮的佛教文化含义有关。国内有位学者也认为木龙石塔是唐代的，而且认为桂林木龙石塔的十二相轮可以加上相轮上的宝盖就仍是十三，其依据是敦煌的五台山图出现相轮加宝盖的佛塔图。这种看法似乎非常勉强，因为我们知道佛塔上的相轮和宝盖有着不同的意义，何况敦煌五台山图出现在唐之后的五代，如果唐人在桂林建木龙石塔，怎能看到唐之后才有的相轮加宝盖的形制？又怎能以后来之物为当时依据？二是木龙石塔的覆钵式塔身圆润对称很不够，而且石塔自下部须弥座到塔顶都不在一条垂直的中心线上，整个塔体有一种倾斜感，说明塔的建造工艺比较粗糙，与中土覆钵式喇嘛塔讲究的工艺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三是覆钵式喇嘛塔的底部应该有个四方台座，与上部圆形的十三相轮共同代表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木龙石塔是有个四方台座，然而台座外批水泥；水泥在桂林的使用，不会早于上世纪初，如此反而使木龙石塔的上下材质不统一，这种差异现象使人疑惑满腹。

尽管这样，叠彩山这座覆钵式木龙石塔代替了原有的形制不同的唐代方塔，重现叠彩临江一带山、水与人文融合和谐的美景，这是北宋谭先生所不能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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