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贵的精神遗产 读《朱荫龙诗文集》
《朱荫龙诗文集》
朱荫龙油画像(作者：沈丰明）
□魏华龄
38万字的《朱荫龙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由北大历史系教授朱龙华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全书收朱荫龙甘寂寞室诗词集存稿全部，甘寂寞室文集共68篇，朱荫龙年谱以及附录收有章士钊、柳亚子、茅盾、田汉、端木蕻良、陈迩冬等名家的诗文，首页收有珍贵插图18幅，开篇为朱龙华教授写的代序《忆父亲》。《诗文集》是一本“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的好书，也是一本了解“桂林才子”朱荫龙的为人、学识、才华的集子。该书的出版，对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很有意义，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朱荫龙，字琴可，1912年3月20日出生在桂林凤凰街朱蓉庆堂故宅。朱荫龙5岁启蒙，私塾八年，受蒙师影响，在中学时代，自学音韵、诗词，研习王（鹏运）、况（周颐），于词籍之整理尤勤，并开始作诗填词。对“临桂词派”王鹏运、况周颐的作品尤多研究，况周颐强调作词要“重、拙、大”，被认为是王鹏运词论的继承和发展。而积极宣传“临桂词派”，提倡“重、拙、大”“三要”的则是朱荫龙。
临桂词派王鹏运提倡的“重、拙、大”中之“大”，据朱龙华教授的理解，“简单说就是关心国家大事，也有强调气概浩阔之意。可以说是针对时弊全面革新词作的纲领。父亲提倡发扬以王为首的临桂词派‘重、拙、大’的风格，不仅就词学革新而言，还特别注意到它和时代背景的紧密联系。”并指出：“王鹏运的政治态度也是较进步的，他做官时‘直言名天下’。”
对此，朱荫龙作为临桂词派王、况的传人，他不仅是继承，而且是与时俱进的。朱荫龙的青年时代，正处在抗日的烽火年代，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对桂林的狂轰滥炸，“三度家毁”，真有“家亡国破”之痛，尤其是经历了甲申（1944年）之劫的苦难历程，他写下了《甲申秋词》及诗作《续独秀峰题壁三十首和原韵》《金凤曲》等传世之作。请看：
“无谋制敌空焦土，有意全师却退营。逃帅不诛逃卒死，从来功罪欠分明。”（《续独秀峰题壁三十首》其四）
“但令橐囊夸饱满，谁怜士卒尚饥寒。万家毁尽一宵遁，战史他年叹止观。”（《续独秀峰题壁三十首》其六）
“焦土凄凉草木腥，何当玉石与俱焚。”
“人民血泪填山谷，将军早已入黔蜀。”（《金凤曲》）
“焦土凄凉，看是处，名城自毁。空怅望，深盟密势，西方彼美。落日苍茫鲸浪恶，楼船横海急如驶。文贪得，武惜死。民望绝，人心糜。笑皇皇华胄，只今余几？个个草间偷活惯，问谁还识臣戎耻？听声声，玉树后庭花，歌又起。”（《满江红》）
“茫茫劫火散青磷。城何在，一片烧新痕。”（《小重山》）
这些诗词，主要抒写了诗人感时伤事的情怀，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愤然讽事的赤子之心，更唤起了民众对抗战历史消极面的正视。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桂林各界举行桂林防城死难将士追悼会，朱荫龙（任隆）对桂林守城之战殉国的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将军献上挽联：
“焦土太凄凉，姑莫论是是非非，但试看两军健卒，七里防区，四月粮储，十天城守；大星何黯淡，最难言功功罪罪，算尚有三子成仁，千夫拼命，万民赴义，八桂复苏。”
此联针砭时弊，褒贬分明，轰动一时，引起当局关注。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曾亲自下令追查作者，后查明作者“任隆”乃朱荫龙系省政府秘书，“挽联风波”才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朱荫龙在诗词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关键词：“焦土”，如“无谋制敌空焦土”“焦土凄凉草木腥”“焦土凄凉，看是处，名城自毁”“焦土太凄凉”，以及“茫茫劫火散青磷，城何在，一片烧新痕”，等等。这是诗人的血泪控诉，矛头是直指国民党桂系当局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甲申之劫的朱荫龙才敢于义正词严，以诗词记史、述史，评说1944年“桂林防守战”和“焦土政策”者，唯琴可也！
朱荫龙治学研史、考证，更是博览群书，充分地占有资料，考证、立论必须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这是他治学研史的基本方法。他对广西史事的一系列研究和考证，如《清代广西文字狱考》《柳州龙城石刻考》《靖江王考》《石涛新考》《石涛逸诗》《陈榕门先生遗著考》《瞿式耜、张同敞殉国时地考》等，都是他青年时期研究的成果。在《石涛新考》一文中，他对石涛的世系、籍贯、生卒时间、石涛并非和尚等方面的问题，经过查阅大量文献，认真研判，颇有不少新发现，足以证旧说之谬。
对石涛的籍贯，他根据明朝诸王宗室及其后裔嗣，绝不允许迁离藩封之外的地方居住，不得违反的规定，从而否定石涛是全州人、梧州人、河南人之说，并认为石涛“是靖江王的后裔，他的籍贯应该是靖江王府的所在地桂林。”
对石涛的生卒时间，他说：“石涛生年，现已考定，不易推翻。石涛的卒年则至今尚成疑问。”至于卒年，文献无证，朱荫龙“就石涛自己题跋所记年月察之，直至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年）止，是年之后，便未再见到他的作品，因此可以认为，石涛的年龄，至少当在78岁以上。”
对石涛是否是“和尚”的问题，朱荫龙说：“其实他并未出家，也不曾披剃，他的为僧，只不过是一种托词，在国破家亡之后，借此以抒其忿恨而已。如近代的苏曼殊，大家都称‘曼殊和尚’，柳亚子先生与他关系最深，就反对这种说法。石涛不是和尚的论据，还有他自己写的一封信和遗像可考。信件是他写给八大山人的，原由清道人收藏，后来清道人卖给日本人，为日本美术家桥本关雪引入所著《石涛》一书，始显于世。信中大意是请八大山人为他画一幅大涤草堂图，要求将他自己画进图中。信后有这样的注明：‘勿画和尚，济有发，有冠人也！’这封信为石涛晚年手笔，正是满清严令剃发的时候。”“石涛的遗像，我藏有两种影本，都是清代名家从石涛的画像重摹的，一为《石涛种耘图》，一为《松荫跌坐图》，两图都有发，且发的式样很奇特，不类明代普通装束。”不难看出，这位伟大的画家，在清初“留发不留头”的形势下，他曾经艰苦地保存了汉民族可贵的标志———头发。
朱荫龙作为靖江王的后裔，不仅研究靖江王、研究石涛，抗战时期他还与柳亚子先生一道，从事南明史料的搜集研究和写作。朱荫龙对石涛的研究是花了功夫的。他除了收集大量资料，对有关问题进行考证之外，对石涛还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我国的艺坛上，石涛的光芒，正如日星丽天，万古不灭！他不仅是广西的第一流人物，在国内也难找到和他可以相提并论的”。朱荫龙还进一步指出“石涛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同时还是一个艺术理论的创造者，他的《画语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画理的书，已被一些学者赞颂并研究引用。”（见《石涛的伟大》）
朱荫龙认为：“石涛与王鹏运是广西文化最璀璨的两大明星，均为岭南文化的支柱。研究、阐发石涛、王鹏运，对建设和发扬广西本身乡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而广西原先的《通志》《县志》中，均未见石涛的名字，则是地方史最严重的缺失和错误。”
1940年，朱荫龙为自己的书斋取名“甘寂寞室”，自署“甘寂寞室主人”，时年28岁。对此，我认为具有两层意思：一是他潜心治学，献身文史，成其大业；二是甘于寂寞，不为名利，默默奉献的宏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甘于坐冷板凳，这是他为人自我修炼的外在表白。他的笔名叫“琴可”，许多朋友也这样称呼他。一天，朱龙华问父亲，琴可是什么意思？他说：“‘琴可’就是‘荆轲’，我最佩服荆轲，要学习他！”朱龙华听了后才明白：“荆轲是武侠，父亲却是标准的文人，根本不会武，他学的就是侠义的精神了。那时家里老人埋怨父亲死读书不理家事，人人讲究升官发财，他却不理会，我想这就是父亲的荆轲精神的一个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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