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在广西的艰难岁月

桂林日报 2020-03-18 09:46 大字

竺可桢

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碑(2002年重刻)

胡刚复等在广西灵川乘船过龙岩洞,竺可桢摄于1938年9月23日。

左二胡刚复,左三束星北,右一周觉予,右二卢守耕

束星北,浙大物理系教授;卢守耕(亦秋),浙大农学院院长;

周觉予,灵川祠竹乡江头洲大户;其他3人为船工及家属。

阳朔渡头,竺可桢摄于1938年9月25日。

房永明文/供图

20世纪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史册上,镌刻着这样一个名字———竺可桢。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又名绍荣,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这位早年留美的气象学博士,以其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为中国自己的气象学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严谨的学风、坚韧的毅力,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在气候变迁、物候学、农业气候、自然区划和科学史等方面探索了一生,也奉献了一生。

竺可桢师承哈佛大学地学系教授华尔德、麦克阿迪,高徒有赵九章、叶笃正、胡焕庸等。

殊不知,1938年6月到1940年1月,竺可桢在广西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一、桂林之行

从《竺可桢的抗战年代》一书中,很清晰地看出竺可桢在广西的行迹:

1938年6月30日-7月25日,泰和-南昌-长沙-汉口-桂林-衡阳-泰和

1938年8月18日-9月25日,泰和-桂林-宜山

1938年9月28日-10月4日,往返宜山-桂林

1938年11月6日-11月10日,往返宜山-桂林

1938年12月12日-12月31日,宜山-南宁-龙州-河内-昆明-重庆

1939年1月1日-1月15日,重庆-贵阳-河池-宜山

1939年2月23日-3月27日,往返宜山-贵阳-遵义-重庆-昆明。

1939年5月2日-5月5日,往返宜山-桂林

1939年6月9日-6月26日,往返宜山-贵阳-遵义-湄潭

1939年7月8日-7月13日,往返宜山-柳州-桂林

1939年8月5日-8月11日,往返宜山-桂林

1939年8月30日-10月2日,往返宜山-桂林-重庆-北涪-乐山

1940年1月3日-1月6日,往返宜山-桂林

1940年1月12日-1月29日,宜山-贵阳-遵义。

1938年9月,竺可桢等乘车经衡阳、桂林,于25日抵广西宜山。当时桂林是广西省会,为与省政府各机关联络交涉浙大办校事宜,在此停留多日,以后也多次奔波于宜山与桂林之间。其间与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多次相见,交谈办校选址和学术交流。

竺可桢在1938年9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桂林上午8点黄秉维偕叶左之来,遂偕至乐群社左近之蜀社,即四川会馆。现为科学实验馆筹备处,内分生物、冶金、物理、化学、矿物等五部,而地质研究所即在其内。晤仲揆,遇张更、时昭涵等。据仲揆云,骝先决辞职,傅孟真知为各所所长所不喜,遂荐三人于蔡先生,即吴政之(有训)、丁巽甫及任叔永。余谓三人均佳,但吴、丁二人素与政府无往来,将来取款不免困难耳。

15点偕刚复至省政府晤黄旭初,适在开会,遇马君武及邱昌渭。据马谓,灵川地方极好,余有时间当往一察勘。出至文昌门内副爷巷中华职业学校晤杨卫玉,余等托其觅工人至宜山造校舍。

1938年9月22日日记

灵川晨六点起。上午9点约刚复、亦秋乘四号车赴灵川。下午4点至江头洲后即遏束星北。江头洲外观颇丰富,而文文风极盛。周家自道光至光绪,凡四翰林,周觉予之伯父亦系翰林云。周氏祠堂颇大,颇足与江西之祠堂相伯仲也。在周觉予处略停后,即至田尾洲看徐家祠堂及观里村之新屋。此一带虽不及泰和之佳,但房屋整齐,民情朴厚。

1938年9月23日日记

7:45偕刚复、亦秋,由周炳干(觉予)之领导赴祠堂坪,即祠竹乡,祠竹有一中心小学(乃楼公祠所改建)可以借用,能容百人。10点偕周觉予、束星北、刚复、亦秋至九屋,乘船下水。此处有滩甚多,夏春可通载万斤之船。过一石灰岩洞,形如天然之桥,俗名龙岩。岩下有唐卫国祠,在此摄数照。

1938年10月3日日记

桂林上午8点杨钰森厂杨德胜及复兴土木公司黄学诗代表萧君来。复兴公司近在桂林为省府建科学实验馆,而杨钰森则曾在柳州沙塘为广西大学建筑,故可谓均有相当经验。二家均自湖南来,愿往宜山一观。10点偕刚复出至桂林高中晤丁绪宝,渠方在计划物理实验制一量尺,颇饶兴味。

12点出,偕丁、胡、华景行至东坡吃点心。据丁谓,桂林高中有学生1200人。晨4:30起,5点上课至7点,8点早餐,9点至12点在野外避日机。13点至17点上课,18点晚餐,一日仅二餐。最近始于12:30加一餐稀饭云。

二、宜山建校

1938年11月1日,浙江大学在桂北宜山标营大草棚餐厅举行开学典礼,竺可桢发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之演讲。在演讲中,他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说明他不仅是浙江的先贤,而且在浙大用作校址的吉安、宜山都停留讲过学,可以说浙大正走着王阳明当年走过的路。王阳明一生几次受到重大打击而处于危难环境中,但他能经受艰苦磨难而成就大业并成为大学问家,这又和浙大在日寇侵扰下要在恶劣中磨难,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的情状相似。竺可桢认为王阳明是浙大人学习的榜样。他推崇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思想,“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有苟且偷惰之心”。他认为“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标尺。从近代科学来讲,一方面在于真知灼见,另一方面又在于将其付诸实践。

宜山古称庆远,是刘三姐的故乡,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也是广西八大城市之一。它位于广西中北部,距工业重镇柳州80千米。北城边有自西向东流的龙江,至柳州合并于柳江,可以通航。当时,有不少单位迁至宜山,顿时使宜山热闹非凡。浙大迁到宜山后,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竺可桢常在这里办公;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并在东门外以标营盖草房为餐厅、教室和宿舍。教授们分住城内各处,竺可桢租住西一街32号(现为新华书店)。

在浙江大学三迁中,师生眷属就有千余人,有老有少,图书、仪器和行李达200余吨、2000多件。竺可桢充分估计行进中的困难,除事先亲自踏勘外。还对人员迁移进行严密组织,专人带队,精心安排,分批出发,还备有保健人员及接待站等。他对财物的安全也十分重视,安排分批装运,并派专人押运。他随时掌握运输进程,随时指挥调控,还帮着联系运输工具等。所有这些,在竺可桢的日记中都有记载。

1938年10月23日广州沦陷,三水一片混乱,枪声四起,学校电嘱押运人员改走衡阳一路,但押运学生坚持走三水。为避敌机,学生弃船而走,任其漂泊,幸亏学校追寻职员及时赶到,才将货物运至肇庆脱险,几经周折,运到宜山。其他几批图书、仪器和行李,经竺校长费尽心思,多有周折,也最终运至宜山。由于竺校长指挥得法,师生员工亲密合作,绝大部分仪器设备、图书行李未有损失,物理系连玻璃器皿和米突尺都未损毁与丢失一件,这在迁校的几所高校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宜山古城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环境清静,是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但城内无电,师生们用小油灯照明,吃、住、行比较分散,学生宿舍及餐厅是自盖的草房,生活十分艰苦;上课没有桌椅,只好站着听课,用鸡肠带挂块小木板搁腰里记笔记;更有甚者,许多师生受过恶性疟疾(瘴气)的洗礼,仅仅1938年10月至12月初得过此病者已多达200人,有的甚至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1939年6月7日,竺可桢在日记里又记述:浙大学生自来此后,患疟者已达三分之一……江西一年级熊大鸾忽患疟症去世。

1938年10月21日、25日,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后,敌机的骚扰和轰炸更加频繁了,师生们正常的教学活动难以为继,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1939年2月5日,竺校长等去太平乡慰问难童,有18架敌机在宜山标营上空来回盘旋,投弹118枚(其中1枚未炸),炸毁标营浙大宿舍8间、大礼堂1座、教室3座14间,办公室、体育室、阅览室等都被毁烧,唯一的一架钢琴也被毁。由于竺可桢平素强调防空,教育有方,师生眷属除3人受点轻伤外,其余均安然无恙,但有122名学生的被服全化为灰烬。时值年关,除学校拨专款救助外,师生们友爱互助,捐衣送物。竺可桢亲送丝棉袍1件,其他衣服3套,以使受炸财物的学生渡过难关。此后,竺校长一面向教育部要求再次迁校,拨发迁校费,对初拟云南建水校址、路线作些勘察:一面寻找宜山县郊坝头村一带新建简易校舍,以便尽快避于乡间上课。

三、“求是”校训和校歌

在宜山14个多月的办学过程中,有很多值得记述的事情。限于篇幅以下介绍几个重要事件:

1938年11月,竺可桢在广西宜山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竺可桢在日记中表示:“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求是来源于王阳明的文字‘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唯求其是而已。”“求是”的英文是faithoftruth与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异曲同工。

1939年2月,竺可桢在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再次阐释“求是”。“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竺可桢提议并决定以“求是”为校训后,并请马一浮撰写校歌歌词。不到2周,歌词写成。《浙江大学校歌》: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竺可桢又请中央音乐学院应尚能教授谱曲。第二年8月14日,在柿花园,竺可桢请各院院长听回声歌咏队等进行试唱。1940年春开始,全校师生都学着唱校歌。此后,每周早会(时称纪念周)或纪念性集会等,均全体齐唱,训诲良深。几十年来,浙大一直传唱校歌,从宜山龙江边,唱到遵义城头;从湄江河畔,唱到西子湖滨;从书斋校园,唱遍五湖四海……马一浮颇费一番心思所作的校歌,歌词含义深邃,有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求是”精神,对于鼓舞师生奋发向上、坚定信念、学以致用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古奥难懂、难以上口、缺乏活泼创新之缺陷。在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学校曾征集师生员工及校友创作新校歌,但多意蕴浅薄,故没有改动老校歌。马一浮除了在宜山作校歌影响深远外,还续讲“理气”和“知能”,共计6讲,均收入《宜山会语》,基本反映了马一浮的哲学思想体系,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四、义卖劳军

在举校西迁的日子里,竺可桢始终把救亡图存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他多次在文庙、体育场等地作抗日形势演讲和抗战必胜的精神动员报告,大力鼓励与支持学生自治会和话剧团等社团在街头演出、大唱革命歌曲及进行抗日宣传和演讲;他支持学生文艺公演,有时还前去观摩。1939年4月,浙大师生参加宜山各界抗日宣传周,负责游艺和墙报,受到广泛的好评。1939年5月30日,为了纪念“五卅惨案”14周年,由学生公演三个独幕剧《黎明》《三江好》和《破坏大队》大大鼓舞了师生和市民的抗日救国的信心。

义卖和劳军是浙大师生抗日支前的一大亮点。在宜山的14个月里,浙大学生举办过4次义卖活动。在义卖时,学生们高唱抗日救亡曲,演话剧和京剧以助兴。浙大话剧社演赵慧深编的三幕话剧《自由魂》。竺梅陪父亲竺可桢看演出,只见看演出的人很多,特设5元一票的荣誉席都坐满了。开演前,竺可桢演讲盛赞前方战士英勇作战,并表示将上次文庙义卖所得1700元捐出,表达浙大人对前线勇士们的心意。竺可桢还捐出了张侠魂生前珍藏的12件物品,如汕头绣花台布、绣花夹、阳伞、生活日记本、网球、盖缸、寒暑表、手杖、袜带、玻璃球、闽漆花盘(对)及番茄酱,并花了10元买进一盒积木、一根表链(价值不过二三元)。1939年11月19日,在文庙又举办了一次大义卖,竺可桢又捐了99件物品。1939年5月8日,浙大学生捐款援助第七中山伤兵医院购买蚊帐,竺可桢带头捐款30元,以表心迹。

在宜山期间,浙大学生自治会曾3次赴前线慰劳军队,其中以1940年1月8日1940级、1941级和1942级同学77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规模最大,团长潘家苏,副团长庄自强。他们去慰劳著名的昆仑关战役的前线战士,颇感自豪和荣幸。出发前,竺校长亲自授团旗,并勉励同学们以浙大人的好形象出现在前线。服务团到大塘时,正巧遇上去前线视察的蒋介石,也有训话嘉勉。到宾阳前线,10余天中,同学们护理伤病员、分送慰问品、用日语唱《日本的兄弟》及进行演出等。有一天,在前线慰劳军队的同学为躲避日机,四下隐蔽逃散,一阵轰炸后发现一名同学失踪,大家以为他已遇难身亡。回到遵义学校后,同学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过了几个月,他却绕道后方,只身回到学校,同学们都为他的“起死回生”喜极而泣。

五、不忘启民

宜山地处柳州以西80千米,当时人口25万。宜山山峰秀丽,清澈的龙江从西蜿蜒而过,水陆交通堪称便利。但这里的瘴气、大脖子病随处可见,多是缺碘造成的。所有这些,曾一度困扰着竺可桢的思绪,令他忐忑不安。更使他不安的是那里文化落后,文盲比比皆是。于是他与学生会负责人商议,决计为宜山人办一件好事。不久,文庙开光了,但它不是香火的缭绕,也不是僧人的诵经声声,而是白天供浙大师生教学之用,夜晚气灯高照供夜校班上课。夜校办得很红火,有识字班、成人班,开一些常识、算术、练字、珠算等课程,还教唱抗日歌曲。办公之余,竺可桢还到教室看望师生,关心夜校的教学,受到宜山市民的称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竺可桢不仅关心学生的文体活动,还关心宜山市民的文体活动,浙大经常开展篮球比赛,推动地方文体活动的开展。学校特许宜山高中生旁听大学课程,并创设实验小学,安排教职工子女及附近学龄儿童入学。浙大农学院师生还去郊外指导农民耕作技术,参加收割劳动。在标营农场,还举办了缫丝技术表演等,为促进地方养蚕、丝织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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