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二次被害的防控与救济
覃爱娟梁亮
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二次被害，是指未成年被害人在遭遇性犯罪后，由于司法机关的不当行为或新闻媒体不当报道、社会公众的负面评论给未成年被害人带来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使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或生理严重受损的情形。
一、实证考察：涉未成年被害人性犯罪案件解析
近年来，涉未成年被害人性犯罪案件比例逐年增加，被害人呈低龄化趋势，诱骗成为常见犯罪手段。与成年被害人相比，未成年被害人性知识匮乏，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御能力，在遭遇性犯罪时不知、不敢、不能反抗，在遭遇性犯罪后陷入恐惧、羞耻等情绪，容易陷入二次被害。
二、现实反思：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二次被害的原因
据统计，2013年-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的性侵儿童案件高达10782起。针对涉未成年被害人性犯罪的高发态势及未成年被害人在性犯罪中遭受的严重损害，司法实践中对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二次被害的防控与救济显得严重不足。
（一）立法保障不足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3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但该《意见》仅为指导性意见，缺乏详细的实践操作规范，司法机关主动适用的能动性不高，对司法机关约束不大。
（二）精神损害赔偿缺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就遭受精神损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三）司法行为不当
在案件调查和起诉阶段，司法机关通常要对未成年被害人对性侵过程进行反复询问，未成年被害人不得不对性侵细节进行反复回忆、陈述。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来说，每一次回忆和陈述都是再一次噩梦，是严重的二次被害。
（四）隐私保护不能
虽然《意见》对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权保护做了较为详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更多关注案件侦查进展，而忽视被害人隐私保护。此外，有的媒体为了博取大众眼球，多方挖掘性犯罪细节并公之于众，使得未成年人的隐私暴露无遗。
（五）心理援助缺位
《意见》中关于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心理援助内容还停留制度层面，实践中由于性犯罪更多的是给被害人带来不可逆的精神损害，性犯罪被害人基本被排除在司法救助之外，对其心理援助缺乏人力、物力保障。
三、防控与救济：破解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二次被害的路径
加强对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二次被害的防控与救济，是贯彻落实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国际司法准则、践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刚性要求。
（一）推动立法改进
取消性犯罪的性别限制。
赋予性犯罪被害人精神损害求偿权。
加快推进《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出台。
（二）改善司法行为
建立一站式取证机制。性犯罪一般发生在相对封闭、私密的空间，被害人的陈述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的重要证据。建议在派出所设置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居式询问室，营造轻松温馨的谈话氛围，在隐蔽处配备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设备；配备一定比例的女干警；制定一站式取证制度，规范取证询问流程。在取证时，应由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或者其信赖的其他亲属、老师在场陪同。
允许特殊的作证方式。应当允许未成年被害人采用远程视频庭外作证的特殊方式出庭，既能预防二次被害，也能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
禁止在庭审中对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不当询问。
（三）全面保护隐私
恪守保密制度，建立泄密追责机制。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中，应严格遵守《意见》中的相关规定，对于泄露被害人隐私的，应该立即停止参与案件的后续处理，并追究其行政责任，造成严重影响的，还应追究其民事责任。
强化对新闻媒体的监督，禁止不当采访与报道。
（四）提供心理援助
性犯罪案发后，司法机关才是第一时间直接接触到被害人的国家机关。此时，由司法机关开展心理救助最适合，损害救济的期限最短，更能有效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司法机关在第一次直接接触未成年被害人时，就要初步评估其心理状态。根据心理伤害评估等级，轻度损害可由司法机关内部对未成年保护工作经验丰富的干警进行简单疏导，中度以上损害的可以请求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救助程序启动后，要对救助对象建立档案，记录救助方案及其实施过程，救助终结后还要不定期对部分救助对象进行跟踪回访，巩固心理援助效果。
（作者覃爱娟，平南县人民法院审判员，系中国法学会会员。梁亮，平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系中国法学会会员。此文荣获2018年“法治贵港”征文活动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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