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
吴能枝展示他取得的广西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证书。（记者苏少珍摄）
以上组图均为贵港市江南中学高三学子复习迎考。（本报记者 郭晓枫 黄远会 欧钰宇 摄影报道）编者按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40年来，无数学子经历了高考，尝尽了甜酸苦辣，也有许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拓宽了生活的轨迹。那年、那人、那事，高考给太多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高考给太多的人带来了甜酸苦辣咸的滋味，不考不知其中味。为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本报特策划专版“我的高考故事”——让参加过高考的人回顾高考经历，感悟人生。
人生的重大转折
——我记忆中的高考
吴能枝
1977年10月，正在平南县官成公社插队的我突然从大队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通知，内心里泛起了阵阵涟漪，同我一起来插队的一群知青都是“老三届”毕业生，大家欣喜之余奔走相告。
我当年已经28岁，已婚并且生育了三个孩子。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心情相当激动，兴奋得连续三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心想，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我下乡插队当上了村里的一名民办教师，但我还有进步的空间，不应该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人生，我还要到高一级的大学里去深造，正正当当读一回书，认真静下心来充实自己的知识，甚至可以借此机会作跳板告别农门。于是，我马上着手准备起来：跑到县城的书店买来高考辅导大纲，晚晚挑灯夜读，工作之余把时间都花到复习迎考上。
由于是文革十年后首次恢复高考，当时，教育部规定招生采取自愿报名、地市初送、统一考试、学校录取的办法，考生来源很复杂：有工人、农民、干部、教师；考生年龄跨度很大，有应届毕业生、也有往届的。考场上出现了老爸跟儿子同考、老师跟学生同考、兄弟同考、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场面。玉林地区革委会有一个民教办，上面了解到在职教师都一窝蜂报名参加了高考，领导就惧怕这些老师都考上了大学，没有人愿意留下来教书，这样的话，初中由于严重缺乏老师，学校因此散伙！所以，各级民教办就根据上面的旨意决定挑选一些骨干教师留下来，不向上推送上大学。我报考的是文科，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由于当时的学生学的知识不系统，都是边学边农，再加上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考生的高考成绩分数普遍很低，大量的考生高考成绩总分不到50分，总分超过200分就可以上本科了。当时的考分是不对外公布的，12月高考结束后，我就天天期盼着。一天，乡镇文教办负责人叫我去谈话说：“你考上了大学，但是考虑到学校教师缺乏，决定不向上推送你了，你就安心留下来教书吧。”这位负责人后来又补充说：“虽然不推荐你们这些骨干教师上大学，但也有上学的机会，就是给你们上县里的师范。”我听后整个人都懵了，追问：“我究竟得了多少分？”他回答：“分数已经可以上本科了。”就这样，我与大学失之交臂，心里是一百个不甘心。后来，与我一样分数上了本科线但由于工作原因不得推荐上大学的一大群人就搞起了串联，但这些无谓的举动最后也不了了之。我后来读了平南县师范后才知道我高考分数排在平南县前几名，可以读我报考的复旦大学了。在当时，像我一样高分读差学校的考生很多，很多人为此留下了终身遗憾！
我来到平南县师范读中专后还是抓紧时间读书，想方设法找书来看，政治理论、哲学、艺术……能找得到的书籍我都看。之所以这样勤苦读书，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个信念：相信知识跟人才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国家不会轻待人才，有用到我的一天！果然，天不负人，我仅在平南县师范读了半个学期的书就考上了广西民族学院成人教育大专班，三年后获得大专毕业文凭，接着我又考进了广西师范学院，继续深造。就这样，虽然求学的路曲折一些，但我最终还是获得了本科毕业文凭，为今后的工作铺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想说的是，没有1977年的恢复高考，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后半辈子的事业。我们的人生跟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本报记者苏少珍整理)
我的高考记忆
李 峰
37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将当年高考的记忆冲刷殆尽，但当时拿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感谢1980年夏天的那场高考，让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1979年，我本应参加高考了。高考前，老师特地给我们开了会议，分析班上同学的学习情况，由于村里没有系统的学习模式，整体成绩偏低。老师认为成绩不好报考技工类学校的录取率更高，于是帮我们都报考了该类学校。不曾料想，报考技工类学校需要非农户口条件，全班三十多人，无人通过材料政审，谁也没能参加高考。
因为对高考的信息了解甚少，我们错过了当年的高考，很多同学拿着毕业证书就此结束了读书生涯，回家干活，然后成家立业。我不甘于在家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想报名参军。但由于长期缺乏营养，身材矮小，连体检都没有通过，我只能放弃了自己的“军人梦”。
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并不能使我退缩，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想要走出大山的声音在心里愈发响亮。而我知道，高考才能改变我的人生。在征得到家人的同意后，我报名参加了1980年的高考。
那时，我每天除了正常的上课以外，下课回到家里还要干农活，砍柴、挑水、做饭……一样不落，学着大人挣工分。劳动虽然会消耗大部分的体力，可我一坐到教室就精神抖擞，认真学起知识来。晚自习结束后，路上早已漆黑一片，为了壮胆，便只能和同学三五成群结伴回家。回到家躺在床上，我总会总结和回顾今天所学到的知识，这才算结束一天的生活，进入梦乡。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到了1980年高考的日子，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考场。值得高兴的是，我最终考了301.5分，虽不及本科线312分，却远远超过中专线。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的分数过了中专线，父亲特别高兴，意欲让我填报玉林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一名人民教师。而我志不在做老师，且分数远远超过报考玉林师范学校所需要的分数，最后我考上了广西商业学校（现广西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贵县工作，至今已有35年。时常回想起我的高考经历，它让我有机会走出农村，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本报记者谢海兵 实习生黄彦宾整理）
“没有高考，就没有我的今天”
翚香荣
我以为这辈子就是在家乡做一名乡村教师了，但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有幸作为当年的考生，考上广西师范学校（现广西大学），1982年元月被分配到贵港高级中学，一直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回顾这一生，我认为，没有高考，就没有我的今天，感谢高考。
1953年，我出生在樟木乡（现覃塘区樟木镇）的一个小家庭里，随着长大到了读书的年纪，便读了小学。1966年，我读小学五年级，恰逢全国上下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便不得不弃学回家。那时大家都在努力地工作挣工分，并不是非常重视学习。在这样的氛围下，整整四年，我每天都在田野间放牛。幸运的是，这之后的1969年到1973年间，我顺利地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随之在樟木乡黄道大队小学教了四年书。
我慢慢习惯了学校里的教书生活，每天两点一线地忙于工作和生活，内心毫无波澜。直到1977年，队上发来通知说恢复高考了，我紧张得夜不能寐。但是转而一想，因为文化大革命，高考停了十年，这十年积攒了多少学生啊。我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们樟木乡就有1000多人参加高考，这其中还包含了这些年在城区读过书的学生，而我又只是一个乡镇高中毕业的学生，拿什么来与他们竞争呢。这样想了之后，我心里自然是没了底气，可又不愿意放弃机会，只能抱着尝试的心态，报名参加了高考。
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切都是未知数。高考会考什么？难不难？怎么考？这一系列的问题一开始就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可是不久，这样的思绪便被忙碌的工作冲刷不见了。那一年，我教初中2个班级，还要担任班主任，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还要带他们上晚自习，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根本无暇看书。每天就只能在学生们休息后回到家，点起煤油灯，一遍又一遍地翻着原来的课本温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结果出来了，我们乡只有4人考上了本科，我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在当时大学入学率极低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我有书读，有更开阔的视野，有不一样的未来。高考经历，使我终身难忘。
（本报记者谢海兵 实习生黄彦宾整理）
高考那年我32岁
本报记者 谢彬 实习生 覃海婷
“参加高考那年我32岁，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因为年龄偏大，差点没读上大学。”今年72岁的苏意文回忆起40年前的高考，略带惋惜地说道。
作为“老三届”考生，1977年，参加高考的苏意文已过而立之年，此前他已在东津公社甘寺大队当了7年的民办教师。苏意文是东津公社甘寺大队人，他从小聪明好学，文理兼优，1965年初中毕业后就读于贵县高中。然而，高中的课程才学了一半，“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停课后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本该1968年毕业的苏意文也延迟到第二年才能离校。“随着一声号令，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我的大学梦也基本破灭，1971年我开始在大队当一名语文教师，从小学教到初中，当时只想尽心尽力地教书。”苏意文对记者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时苏意文十分激动，并下定决心：“我要考大学！”苏意文的决定获得了家人的支持，在通过了报名手续后，他翻出了高中课本和学习笔记，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认真地看书复习，迎接两个月后的高考。
那年的考试是在冬天，天气比较干冷，苏意文一大早就出了门，步行到一里外的中心小学考点。“当时也没有特别紧张，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答题上，题目比较简单，考试很顺利。”苏意文说，那年高考考了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因为自己底子扎实，又一直在教书，所以考得比较理想。中断了11年的高考首次招考，参加考试的人特别多，“老三届”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大家都期盼着在此一搏，抓住转变命运的机会。
开春不久，陆续有考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苏意文的通知书却迟迟未到。苏意文告诉记者：“我报的是北京大学，已经超过分数线了，但我们那届老高中生很多分数高的也没被录取，而分数低的却被各所正式大学录取了，听说是因为年龄偏大和已婚，不予录取。”不久之后他便给教育部写了封信询问此事，得到的回复是由地方上解决，最后是贵县师范学校招收了苏意文等部分分数高的考生。1980年，毕业后的苏意文被分配回甘寺大队的初中教书，一年后转正并抽调到东津一中，这一干就是26年。如今，已退休11年的苏意文早已桃李满天下，逢年过节看望他的学生也是络绎不绝。
“虽然没有被理想的大学录取，但是我很感激这次高考，让我圆了大学梦，我也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1977年的高考，对苏意文乃至一代人而言可谓刻骨铭心，那种煎熬、紧张、拼搏、期盼都一一印在了他们那苦涩又最值得回味的岁月。“高考制度的恢复，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学生看到未来有希望、有前途了，也知道要努力向上攀登。高考是一个很好的改变命运和选拔人才的方式，如果单靠选送、推荐大学生，许多寒门子弟就没有机会，国家就缺少真正的人才，高考给了大家一个检验自己的机会，也让大家站在共同的起跑线上。”
“老三届”谭创宇自述：
1977，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是1966届初中毕业生，也是大家说的“老三届”。那年我刚中考结束，正准备填报玉林高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运动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中国大地，到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批斗会，闹革命、大字报、“大串连”……我的学业也半途而废了。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宛若“平地一声春雷”，响彻大江南北。为了方便照顾八十多岁的祖母，在1969年下乡插队时，我已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木格公社平悦大队李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我和平常一样在田间劳作，突然听到有人说恢复高考了，广播、收音机、报纸到处都在传播这个消息，我当时的心情像火山喷发一样，空前高涨。“文革”结束了，大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我们这帮“老三届”更是如饥似渴，重新拾起荒废多时的学业，悬梁刺股，废寝忘食。我的姐姐是1966届高中毕业，我向她借来高中数学课本，自学了起来，备考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月，由于白天出工，只好在晚上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到凌晨一两点。
报名的时候我填写的志愿是“广西大学”，然后还要经过政审和体检，才到考试。开考的第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到七八公里外的木格高中考点参加考试，那天来考试的人很多，当时我还是比较紧张的。我记得历史和地理是一起考的，我答完历史之后舒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另一面的题目，那一刻紧张得心砰砰直跳，我赶紧答题，好在答完试题刚好到时间。数学是我准备得最好的科目，很快就答完试题，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才信心满满地交卷子。
一个月后，各高校的通知书陆续发到公社，但没有我的。公社的教育组说还可以报第二批扩招，我打听到自己的分数不错，数学还得了满分，我到广西大学招生办咨询，对方说以我的分数是很有希望被录取的，当时西大学生还是走读的，我便把住处也找好了。到了填报志愿那一刻，想到自己已经27岁了，万一没被录取，也不知道下一年高考还让不让老高考生参加，最终选择了更有把握的玉林师专。那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录取的只有27万人，限制条件太多，很多分数高的考生没被录取，我们村还算不错，考上大学的共有7个人。
1978年2月入学，我用了三个多小时骑自行车走完50公里路到玉林师专报到。我们中文系“77级”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有36岁，最小的是16岁，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学习都十分刻苦，学校的图书馆总是座无虚席。我们这一届学生很多是“老三届”，经历过“大饥荒”，经历过上山下乡，伴随苦难却坚强乐观，那些艰难的日子让大家更珍惜读书的机会，对知识的渴望，对命运转变的期待，对国家发展的欢庆，雄心勃勃，斗志昂扬。
1980年10月，我从学校毕业了，不久就分配到桥圩高中教书。1977年高考，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它翻开了我人生征程崭新的一页，让我对生命有了更高要求。至今已有40年，但记忆犹新，回忆起来还是感慨万分，这大概是“老三届”共有的情结。恢复高考是一场革命，它吹响了国家现代化人才建设的号角，拓宽了人才选拔渠道，让那些因“文革”而沉寂下来的人开始各展所能，压缩十年的知识厚积薄发。在我看来，高考，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更是拯救了整个中国的未来。 （本报记者谢彬 实习生覃海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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