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墓出土陶灶文化
贵港市博物馆甘雨棠
民以食为天的观念，早在西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唐代的司马贞作《史记》的“索隐”时，注明是出自管子的话。管仲曾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观念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农业关系至为密切，粮食也至关重要。
“灶，造也，创造食物也。”灶是人们日常烹饪食物必不可少的生活器具。陶灶精致美观，是先人生活舒适性的代表，但作为重要的象征性的代表器物又不能拿来陪葬，所以古人发挥了智慧，仿制生前所用，烧制缩小版的器物，一般除了灶台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随葬器，还有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秦汉时期是丧葬文明的繁荣期，在“视死如生”的时代传统文化背景下，后人要为逝者准备好一套日常生活所用的器具。而之所以丰富，也是因为在汉代早期，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灶作为陪葬明器大量出现在墓葬之中。这些陶灶形态各异，做工精美，墓中放置主人生前所用器具陪葬。陶灶反映出来的信息很多，到了汉代后期，厚葬之风渐衰，模型明器兴起。所谓模型明器，是指汉代墓葬中常见的、一整套特点鲜明的随葬器物。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不仅用死者生前所喜好的器物陪葬，还出现了许多仿制的象征性随葬品，也就是采用替代品陪葬，从已发现的汉墓随葬品来看，陶灶是这时期非常典型的随葬明器之一。
在贵港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这件东汉灰陶四孔三俑陶灶，该明器陶灶通体呈棕灰色，造型别具一格，人物动作逼真，再现了东汉时期酿酒作坊的场面，设计科学性强，省时省料，为后代沿用此形式灶几乎2000年，构造基本完整。出土时有小残缺处：门口烧火大人缺头，灶后囱已断，中锅少双耳，尾位锅为代用品。灶体呈立体长方形，陶质坚硬，有拱式火门，有间壁分开门外与主体。灶门左侧有一人抱小孩坐着，灶面置四锅位，粘连有陶釜三只，尾位空着。左、右两侧各有两只水缸，连着灶身，靠近灶门口的缸边各站立有一人，双手似作擦米状，构成了一幅东汉时代酿酒作坊的生产场面图，形象清晰、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这些都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当时人们重要的生活场景之一。
在古汉代，人们普遍都受到了道家或道家祭祀思想的影响。汉武帝时期，天子开始祭灶，祭灶也成为求仙的手段。灶从而在汉代人心中有了新的含义，也间接促进了陶灶的流行。
因此，陶灶不仅仅作为随葬品出现在汉墓中，它所包含的信息还有很多，它不仅是对当时现实生活的描写和映照，还融合了汉代人的祭灶思想，因此我们能通过以前的形制、装饰各异的陶灶了解汉代人的生存背景、生活和饮食习俗、思想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
陶灶在贵港汉墓葬明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虽说数量不多，但型式也较为复杂。西汉早期的陶灶多为长方形，灶面中间有一个大灶眼，灶眼上有釜等灶具。灶身前壁有门，后有烟囱。到了西汉晚期，灶面面积增大，大灶眼后还增设多一个灶眼，灶面上模印出各种食物及灶具。至东汉时陶灶明器的设计更为精巧，除了灶眼增加到三至五个，灶的形状已不再只是长方形。此时陶灶的装饰亦更加复杂，较以前纯粹在灶面上雕刻花纹讲究得多。在今天可以看到的诸多形态各异的汉代陶灶中，无不反映了当时的工匠智慧、生活情调以及高超的制陶工艺和丰富的想象力。
西汉早期的灶面装饰较少，以素面为主，有的仅仅在灶前壁火门周围饰简单的装饰图案。这种素面灶形成主要由当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连年的战争造成经济萧条，器物也随之而变得简单实用，不再使用繁琐而复杂的装饰图案。西汉中期以后，作为明器的陶灶变化很大，装饰不仅局限于火门周围，在灶面和灶的四壁都出现了精美的装饰，烟囱的装饰也变得精细，造型写实，生活气息浓郁，是当时生者对死者在阴间生活的周到考虑，以及当时人们对富足生活的期盼。
汉代墓葬随葬陶灶不仅揭示了汉代人们的丧葬习俗，还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了解汉代人的生活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对汉代墓葬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汉文化的深入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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