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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兄妹共尝甘苦 东月

成都日报 2016-08-08 21:09 大字

东月/文 崔兵/图

我青少年时代居住在曹家巷三街坊。这个街坊有两幢楼房,虽然从西南面向曹家巷,但从西北距离张家巷更近一些;东南方与工人村和曹家巷二街坊毗邻,而东北方则面向绿色的田野和乡村阡陌小道。上世纪80年代,我家搬到离三街坊不远的马鞍北路小区,三街坊则依然挺立在现今的马鞍西路边上。曹家巷一二街坊改造工程顺利启动,崭新的电梯公寓群落已经拔地而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三街坊与工人村的改造也会进行。每当我路过三街坊2栋,看到曾经居住过的二楼屋子的窗户和阳台,就不由得想起母亲带领我们四兄妹度过的日子。

楼前房后的蔬菜地

母亲颇能吃苦。上世纪50年代中期,她本来可以当家庭妇女,但为了体现妇女解放,也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她决心参加工作。母亲先是在升平街中心小学工作,两年后转到四川省建筑第三公司机关收发室工作,“文革”前夕改到曹家巷河对面的狮马路机关幼儿园上班。当时没有太升桥,要绕道红星路上的一号桥(今名红星桥),来回皆走路且路程较长。侍候小孩子吃喝拉撒的工作琐碎,上班走路也很辛苦,但她从来不叫苦。

新中国初创时期,特别是1959至1961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蔬菜和其他生活资源,母亲和全国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常常为生计发愁,她习以为常的话有:建娃子要交学费了;这个月的钱用光了,要去借点钱才行;要给妹妹做身新衣服了;要给保姆李妈妈开工资了;切掉了虫眼和轧伤的梨子、苹果便宜;又要给老家寄点钱了……这些话都与钱有关,可见当时家庭经济困难,收支难以平衡。母亲想方设法节衣缩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尽量做到量入为出,非特殊事情发生不向人借钱。

母亲不忍心看到子女挨饿,总是想法增加吃食。她利用业余时间和保姆到附近的田野里采集野菜,还在自家二楼的阳台养上四五只鸡鸭——因为饲料欠缺不能养太多。她和三街坊的居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楼房前后竟然有许多空地。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对农活并不陌生,纷纷在空地上开荒种菜。母亲带领大点的子女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她虽然不是出身农家,但却努力学习和实践蔬菜种植技术。我和妹妹放学回家,就抽空到“自留地”帮助母亲干活。菜地的颜色随着季节更替:黄色的南瓜花、白色的辣椒花,嫩绿的菠菜、紫色的茄子、遍布白粉的冬瓜,还有不请自来的蜂蜜、蜻蜓、青蛙、蚯蚓……从地里不时收获清新鲜嫩的豇豆、丝瓜、萝卜、莴笋,还有偶尔宰杀的家禽,填补了我们的辘辘饥肠,补充了发育急需的营养。

一双巧手织衣做鞋

母亲手很巧。我们小时候穿的布鞋大都是母亲做的。她将我们穿烂了的衣裤剪开,叠为几层,放在干竹笋壳上,用糨糊粘起来,晒干成为布壳,裁剪为鞋面。鞋底则用白色的粗布,按照每个子女的足底尺寸剪裁好,叠为若干层。然后用锥子扎眼,大钢针引麻绳缝制,谓之“纳鞋底”。纳鞋底很辛苦,一不小心锥子或针会将手扎出血,麻绳也会勒破手掌。母亲纳的鞋底针脚匀称,松紧适度,与鞋面结合,做的鞋子穿起来很合脚。

母亲会打毛线,用羊毛线或膨体纱织衣裤帽袜。帮助母亲从毛衣毛裤拆线是我和妹妹们经常做的功课。母亲将凳子翻过来四脚朝天,然后叫一个人拆线,一个人向四个凳子脚绕线,不一会儿就形成一个毛线圈。家里还备有一些新毛线和膨体纱,还有大量长短粗细不一的竹棍,俗称毛线签子。母亲会将毛线新旧搭配,为每个子女织衣裤。当我们冬天穿着毛衣毛裤上学时,真是身上暖和心里更暖和啊!我的知青岁月时也曾穿着母亲织的毛衣,深深体会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亲情。

母亲还会制作泡菜。听老人们说,制作泡菜是择人的。有的人手笨,做的泡菜总是生花生霉。母亲做的泡菜却色泽鲜亮,味道纯正,香脆可口。她做泡菜时,先备好洁净的泡菜坛。泡菜坛的形状两头小、中间大、坛口外有坛沿,为一圈水槽,在水槽里加水再扣上坛盖,可以隔绝外界空气。将冷开水放入坛中,再放入适量食盐、生姜、花椒,然后放入萝卜、青菜、莲白等蔬菜。母亲说,为避免生花,放一点白酒是很重要的。在困难时期,能吃到妈妈做的泡菜真是十分惬意的享受啊。

母亲也有伤心时候

母亲也有伤心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惹她生气的两件事情。一次是我看上了一个喜爱的玩具,母亲没有余钱满足我的要求,我就满地打滚耍赖,母亲气得落泪并训斥了我。一次是我与邻居家同龄人打架,我用一块石头将对方的头打破,冒出了鲜血。小伙伴的妈妈领着他来我家告状。母亲见状十分难过,向对方道歉并赔偿医药费。

“文革”中,父亲在旺苍县中央造币厂建筑工地,被打为“走资派”劳动改造。母亲一个人在成都带着四个子女,终日忧心忡忡,眼含悲泪。为了替母分忧,我带领三个妹妹生活,管理一周的菜钱,还学会了烧蜂窝煤炉子,炒菜做饭。一天,母亲让我去看望父亲,要我转告父亲认真改造思想,争取早日解放。她不明白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犯错误,脸上写满无奈。我背上换洗衣物和带给父亲的生活用品,乘坐闷罐火车北上。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来到工地,见到了灰溜溜接受改造的父亲。母亲的叮嘱给了父亲生活的勇气。不久,父亲终于得到解放,我们全家人扫除了压抑许久的阴霾,母亲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71年下半年,政府鼓励中学生到云南支边。我当时热血沸腾,满怀豪情,盼望到祖国边陲守卫南大门,当兵种橡胶,私心也是想远游千里,开阔眼界。母亲知道我的想法后,舍不得独子远走,将户口本藏了起来。我决心已定,背着母亲盗出户口,办好了一切手续。一天,学校的支边宣传队,敲锣打鼓来到我家送录取通知书。母亲得知后大惊失色,泪流满面,卧床不起,茶饭不思。我从来没有见到母亲为爱子远行如此哀痛,终于动摇了决心,答应不去云南。

支边能躲,下乡难免。我于1972年2月到江油重华公社当了知青。为了让我能生活得好一些,母亲每月给我5元生活补助。当年的5元钱,足以让我比生产队的农民生活好许多,每次赶场可以炒一盘回锅肉,来碗白米饭。人生际遇,难以预料。我没有去云南支边,就去了江油当农民,然后当了工农兵大学生,然后就成就了现在的我。

街坊邻里情深意切

母亲对我们兄妹基本上采取山坡放羊的散养方式。她初中学历,比父亲高,但文化程度并不高,因此不能辅导我们几兄妹的学习。她从不要求门门课拿五分,但教育我们要做好人,行善事。我成人后奉行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方针,估计就是从母亲那儿启蒙的。邻居、同学在我家里的活动,规矩很少,小伙伴们可以随便费随便耍,打游击,藏猫猫,自便。直到孙子辈都是这样的,家里的沙发随便蹦跶,磨损自然加快。母亲从来不为此责骂我们。因而,我们幼时的物质生活虽紧张、艰辛,但精神生活又是自由的、欢畅的。我们几兄妹关系从小就很融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与母亲的言传身教有很大的关系。正如有句名言所说:“母爱像春天的暖风,吹拂着你的心……”

母亲与亲戚、邻里都友好相处,很少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当老家的穷亲戚来到成都,母亲总是设法招待他们吃点好的,临行时帮助买张车票。轮到我家做小区公共卫生的时候,母亲从不缺席推诿。当邻里之间产生矛盾时,总是尽力调解,并且不去参与一方激化矛盾。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三街坊的居民陆续搬离,老邻居们一旦与母亲见面,仍然是那么情深意切,离别时互道珍重。

改革开放至今,全家人的生活日益好转,不再为生活困难发愁,不再为政治运动担忧。我们四兄妹先后成家立业,各自有了小孩,小孩又长成了大人,然后又有了自己的小孩。母亲已经83岁了,虽逐渐老迈,却与父亲相依相伴,白头到老,现在已经是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母亲的晚年无疑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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