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时代背景下方言与方言的合围
荐评
——读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
□凸凹长篇小说《惊蛰》的讲述，始于北行绿皮火车上一位求学少年的插播式反刍与回忆。
巴蜀独特的山川形制、民俗风物，不仅生发、喂养出了这一地区独特的方言，也诞生出了一大批景从巴蜀地缘母语和脾性的独特作家。他们的写作路线具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其乡土语言的方言性特质，深深扎根巴蜀大地，比如近现代的李劼人“大河”三部曲、艾芜《南行记》、沙汀《淘金记》、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克非《春潮急》等，就拱立浮现了巴蜀地理规制与归纳的历史墨线。稍加考量即可发现，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载《十月·长篇小说》杂志2020年第6期）脉承了这一墨线。
《惊蛰》的时间空间设置在凌云青四岁时的1976年至他十四岁的1986年十年间，地理空间主体设置在地处巴文化、蜀文化交割部的川北阆南县观龙村，另有几笔去了村境外（售货所涉之别村、念书所涉之镇上中学、投亲所涉之广元县卫子区等）又触电般反弹了回来。
小说对这一空间的覆盖策略是，以寡妇徐秀英为人物中心，以其四子凌云青并兼及二子凌云鸿、长女凌采萍等为故事策源炸裂半径。引擎这一区块的能量，除了突然的疾病死亡、贫瘠的土地和时代语境共育共生的大饥饿，则是以韩老师细妹子父女、老爷爷上官云萼夫妇的良善、灯盏和形而上，以刘翠芳、岳红花、孙家“三条龙”、舅舅一家等的人性之恶之丑为正反方站队，以及更多的介乎正邪之间的人众。
就此可看出，《惊蛰》不唯是一部少年成长史，她更是乡村小人物的生存挣扎与忍受、呐喊与沉默、失败与不服、仇恨与和解、埋头奋斗与抬头望远的磅礴变迁史。
“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善与恶这样复杂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必须采纳这样的建议：善恶本身是一些原则，我们必须随时记住，一种原则总是早在我们之前便已经存在，并且必须远远地延续到我们之后。”按照瑞士人氏卡尔·格式塔夫·荣格在《分析心理学中的善与恶》中所持的此种说法，呈现善与恶，就像呈现爱情与死亡，是文学的一宗永恒主题与表达责任。
在具体的故事构造方面，作者以办丧事、做豆腐、掏鸟蛋、划界线、交八毛钱学费、卖米花棒、收破烂、凌采萍因爱私奔、退学、腿病之难、异地投亲、梨果被毁、云鸿被抓、自学高考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踵而来的故事组团为河床，载着一条二十多万字的河流从来处流向去处。
每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一定有她自己的标志性“方言”。正是附着了作者故乡、血性、才华与经验的“方言”，将其与五彩缤纷、繁花似锦、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他者分割开来，凸显出自己独特的不容忽略的文学史价值。
从作者信手即可拈来地道的川北农村方言的能力看，他一定有过在那片土地生存的经历。“你烤嘛，我身上都烤热和了。”“你后面有凳子，各人坐嘛。”贯穿全书的诸如此类的方言，通过作者的组织安排后，已成了小说的生趣、动词、色彩、征信尤其个人化的创作标签。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各色人物的非常规化的极端状写。无论是写漂亮寡妇徐秀英拖着三儿两女年复一年靠不削皮的红苕吊命的贫困，和她为给儿子凌云青借八毛钱的学资而奔波而屈辱而绝望的苦泪，还是写她对凌云青面临锯腿无钱而等死的无奈和对他的咒死之骂，直至她认为儿子劳动间隙读书是偷懒耍滑和浪费灯油；无论是写岳红花等人为了二十元钱就将七岁凌云白朝死里打，还是写凌云青舅舅一家的冷漠无情，再还是写凌云鸿对兄弟患病见死不救，后又为救亲人不惜出手杀人——直面温暖、凉薄的人间，单纯、复杂的人性，作者都敢于下笔，写得够狠够准够深，残酷而决绝。
小说在修辞向度上有一种能睹见诗的唯美的画面感。放几个造句在这里，你自会窥斑见豹。“喉咙像放进一根烧红的钉子，疼得她咽口水都难。”“瘦得像刀脊的后背。”“车窗外的田野和绿树，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未来，兜头兜脑地朝他涌来，又被疾驰的车轮快速地抛向脑后。”
作者对乡土人物、农作和物候的熟悉程度，可谓达到了深入骨头和生命的尺幅，正是这一点，加上他的文学修为与功力，让他的叙述出现了沉着如石头、细密如湖水的令人感佩的纸上景观。写快、写疏松、写轻飘是容易的，写慢、写细、写深则是考实力、考耐心、考自信的。
此外，指代撇下一家子早逝的凌家男主凌永彬的打杵子、老梨树等旧物，则是一种物化的方言。正是饥饿时代之方言与“方言”的合龙式合围，让《惊蛰》作者得以用极端的手段去给那片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性来一场极端的惊蛰破局，为我们从浑浊的时空中析出一线渐次澄明的世界走向。
最后，我们还是让小说自己走出自己，来个现身说法。
长舌妇众多的观龙村，“韩老师看着头发半白的徐秀英，他真真切切生了感慨，徐秀英不就是‘平凡而伟大’的现实写照么？这些年来她独力抚养五个孩子，不晓得吃了多少苦头！她时时处处都在小心避嫌，可还是有人将脏水一盆一盆泼过来。”
凌云鸿说：“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看一看。我想看看那些很远的地方，是否和观龙村一样，有这么多烦恼和苦难。”凌云青说：“也有这么多温暖和牵绊。”
小说结话中凌云青认为“再卑微弱小的生命，在这片热土上扑腾奔走，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是的，作者与作品的方言性自证，在绿皮火车前行的倒叙中得到了共情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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