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桂林城的另一面相
1944年，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合影。 （资料图片）
桂剧《胜利年》剧照。 （资料图片）
排练《法西斯细菌》。 （资料图片）
黄伟林
桂林文化城作为一段历史，的确显赫。穿行在那些由数以亿万计的文字构筑的历史殿堂中，历史具有怎样的价值，抑或意义。当某种历史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推动作用的时候，这样的历史一定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桂林文化城应该属于这样的历史。
我想用几个历史细节，说明桂林文化城对桂林和广西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
1932年，著名记者杜重远游历桂林，在与出版家、记者邹韬奋通信中写下了他对这座城市的观感：“百业萧条，生计维艰，马路未修，电话未设，举凡新文化之享受，均付阙如……”
然而他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机遇将落到桂林身上。
1937年7月，北平、天津沦陷；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随着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几大中心城市相继陷落，桂林因为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交通位置，被推向了文化抗战的前沿，这个在1936年10月以前还只有6万人口的城市，1938年以后人口迅速增加到数十万，成为中国西南文化中心，著名的抗战文化城。
一火炬公唱大会
很多人都记得发生于1937年1月8日的火炬公唱大会，半个多世纪以后，音乐家陆华柏在回忆他亲历的这次火炬公唱大会时，仍然很激动：
这天，夜色初临，各路歌咏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向体育场集中，除高级组外，尚有桂林女中、桂林高中、国民中学、桂林初中、省立实验基础学校、中山纪念学校以及各镇中心基础学校全体员工，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市民群众，一时体育场人头攒动，一片人的海洋。
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活动开始，由满谦子充总指挥，以手电筒光点代表拍点，台前绥署军乐队伴奏，规定高音，在统一指挥之下，万众一“声”，声震桂山漓江，气壮山河。唱罢主题歌，全体歌咏团员手持火把，以绥署军乐队为前导，列队上街游行，并各自唱着各种救亡抗战歌曲；路旁观看的市民拥挤，几乎途为之塞。
据说，桂林火炬公唱，在全国是最早的创举。
1939年7月7日，为了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桂林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从早晨6时开始，几万名手持写着标语的各色小旗的群众，由四面八方云集公共体育场。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献旗仪式，向为国捐躯的将士致哀，通过了向领袖和前方将士的致敬电，举行战利品展览会。集会在夜晚达到高潮，发表演说，演出街头剧，举行了万人火炬游行。
1939年7月7日这天夜晚的火炬游行，强烈地震撼了当时正在桂林编辑《广西日报》副刊的诗人艾青，后来他离开桂林到了湖南，又从湖南去往重庆。在去重庆的路上，艾青仍然对他所亲历的桂林火把游行无法忘怀，写下了享有盛名的长诗《火把》：
在这样的火光里
没有一个人的脸不是美丽的
火把愈来愈多了
愈来愈多了愈来愈多了
火把已排成发光的队伍了
火把已流成红光的河流了
火光已射到我们这里来了
火光已射到我们的脸上了
让我们每个都成为帕罗美修斯
从天上取了火把逃向人间
让我们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摇坍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坍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坍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坍下来”，这是桂林火把游行给艾青留下的意象和力量。
二出版城
抗战无疑是桂林文化城最有凝聚力的主题。如果不是为了抗战，桂林城凭空增加的数十万人大可在家乡做顺民，没必要颠沛流离，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桂林城生活。
然而，离开家乡到异乡生活，既需要本钱，也需要本事。流离失所的人不可能有太多的本钱，因此，只有本事，才能帮助他们在异乡生存。
当时的桂林有文化城之誉。如果将文化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与文化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当时桂林文化人赖以生存的职业，除了有限的学校、工厂、研究机构之外，其实更接近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
当时的文化产业主要有报业、书业和戏剧业。
比如，画家丰子恺当时是拖家带口十多人来到桂林的。丰子恺本人受聘桂林师范学校，但这份职业的薪水显然不能满足他那么大的家庭和家族的需要，因此，丰子恺到桂林不久即创办了一个崇德书店。可惜的是，书店开业不久，就因为日机的轰炸成为灰烬。
从事出版业是许多文化人到达桂林后的职业选择。桂林便捷的交通优势使他们既能够获得比较廉价的纸张，也能够将生产的书运送到他们希望抵达的地区，桂林本身急剧增加的人口也是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最后，出版业的发达使大量文化人能够在桂林有尊严地生活。
比如巴金在桂林期间与萧珊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因为要负担他的大家庭，不能成婚。巴金只好更加努力地创作、编书、翻译，挣够了解决家里问题的钱，结束了他与萧珊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结婚成家。如果没有桂林文化城发达的出版业，巴金与萧珊的婚姻是否仍然遥遥无期？
1942年，茅盾从香港流亡到桂林，写了题为《雨天杂写》的系列随笔，其中有这样的信息：“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
在桂林，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交给新成立的华华书店出版。
出版家赵家璧则倾向用数字说话，他告诉我们：（桂林）当时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在二十种以上，刊物的普通销路约一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七千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二万份，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五千为单位。
这些文学刊物的销售数，放到今天，仍然是可观的。赵家璧总结说：“（桂林）有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时期自由中国的精神粮食——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它出产供应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她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
三戏剧城
如果说当年书店在桂林文化城鳞次栉比，那么，戏院在桂林文化城则称得上星罗棋布。
据1942年出版的《桂林市指南》记载，1941年，桂林有三个平剧(京剧)院、两个桂剧院、一个湘剧院和一个粤剧院，平均每天观众在两万人左右。“华灯初上，各院均满坑满谷，坐满了人们，观赏台上的艺事，以谋精神上的调剂。”其时，国民大戏院是居桂林营业之冠的剧院，台柱刘筱衡为南方四大名旦之一，老生郑亦秋、武生周瑞华、小丑筱玉楼俱为一时之选。正阳路的高升剧院由金素秋、徐敏初、冬梅岩、马志宝、金兰香等开演平剧(京剧)，也有许多观众。广西剧场主要演出的是桂剧，桂剧实验剧团人才济济，夜明珠谢玉君、庆丰年玉盈秋、小金凤尹羲、小飞燕方昭媛为当时桂剧第一流人物。
其他还有三明戏院、桂林戏院、东旭戏院、百乐门剧场等。这些戏院各有所长，都有各自稳定的观众。当时行家的说法是，“到桂林听戏，到国民看文戏，到三明看武戏”。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4年，桂林演出歌剧12台、舞剧2台、平剧(京剧)214台、桂剧74台、湘剧25台、粤剧62台、傀儡戏9台。这些数字，即使放到今天中国许多大城市，也毫不惭愧。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面抗战之前，桂剧在桂林已经呈现衰落态势。然而，恰恰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传统戏剧在桂林获得了生机。欧阳予倩改编的桂剧《梁红玉》率先赢得了观众，从此，田汉、欧阳予倩、焦菊隐将桂林变成了旧剧改革的实验场。
当时演出的话剧中有不少是抗战题材，如《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国家至上》《心防》《秋声赋》等。然而，除抗战题材剧之外，也有许多其他题材的话剧，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四大名剧，契诃夫的《求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复活》、小仲马的《茶花女》等世界名剧都在桂林演出多场。
西南剧展于1944年2月15日开幕，5月19日闭幕，历时90多天，包括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览和戏剧工作者大会三大内容。西南剧展演出单位30多个，演出节目有话剧23个、歌剧1个、京剧29个、桂剧8个，还有民谣舞蹈、傀儡戏、魔术、马戏各项，总演出场数170场，观众数量达10万人以上；戏剧资料展览为期半月，展出团体22个单位，参观人数3万多；戏剧工作者大会达15天，分专题演讲、工作报告、提案讨论等项。来自广东、湖南、广西、江西、云南等省的32个文艺团队，近千人参加了大会。
当时媒体皆称西南剧展为“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盛举”，1944年5月17日《大公报》更是转引美国权威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对西南剧展高度评价：“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于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迭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厥功至伟。此次聚中国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既往，共策将来，对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实具有重大贡献。”
作为战争时期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抗日战争中，许多文化人都有其桂林时期：陶行知开展岩洞教育、巴金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陈寅恪任教广西大学、徐悲鸿创作《漓江春雨》、关山月展出《漓江百里图》、吴伯超作曲《中国人》、焦菊隐导演《雷雨》、胡政之创办桂林版《大公报》、李四光主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南延宗发现钟山铀矿，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要的人与事，是中国现代文化版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桂林文化城帮助这些文化人度过了他们人生最为艰难的时期，使他们的生命在民族危难之际仍然绽放出绚丽的光彩；另一方面，这些文化人造就了桂林文化历史的空前辉煌，为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注入了人文的风骨和神韵，成为后世桂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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