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毕业生做家政、中介、工人 就业下沉预示着人才标准与教育标尺正在变化

近期，有关大学生就业的“反差新闻”频现——比如某卷烟厂招聘生产一线操作工，拟录用名单中不乏985、211高校毕业生。不仅仅是教师、公务员、国企等体制内岗位，类似现象也发生在房产中介、快递物流、家政服务等行业。

“听上去可能令人惊讶，但我带过的收纳师团队里，的确有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拥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普遍存在。”留存道整理学院收纳师未未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这一家政新职业的新现象。

“高学历毕业生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低门槛行业，是一种‘就业下沉’现象。”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的背景下，高校毕业生走入千行百业实属正常。

然而，对于习惯了“高学历适配高端岗位”的公众而言，就业下沉预示了哪些社会变化呢？

供需变化催生就业下沉

记者在广泛采访求职者、用人单位、教育机构以及就业领域和社会学领域多位专家学者后发现，中国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突飞猛进，就业市场供需两侧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是产生就业下沉现象的根本原因。

从供给侧来看，据统计，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0.5%；2020年，这个数字已升至54.4%。也就是说，适龄人口从20多年前每十人中有一人能接受高等教育，变为一半以上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就业市场择人水涨船高的情况，客观上的确存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这与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

英美等发达国家均在20世纪中后期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校毛入学率超过50%。一些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均广泛进入各行各业。

纵向来看，改革开放后各行业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人才紧缺致就业市场无法实现足够的人才供给。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首先匹配高端就业岗位。这一进程持续多年，加深了“高学历对应高端岗位”的社会意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高学历与高端就业岗位不再一一匹配，高等教育大众化逐渐带来毕业生就业岗位的“大众化”。

从需求侧来看，随着社会产业升级与行业知识深化，各职业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

广西玉柴股份五发车间主任赵雅安表示，智能化升级后，车间对工人的技能要求已经从简单的吊装工件、用手工检具检测尺寸等，转变为需要懂SPC测量分析、设备数控系统维护、设备硬件保养等。

“在一些人的固有印象中，生产一线不需要太高的学历。但随着智能化时代到来，生产操作系统升级对一线操作工的能力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宋健认为，名校毕业生去卷烟厂当工人到底算不算人才浪费，还要看岗位的实际需求是否与其能力相匹配。

再如名校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沈望舒表示，当前教师需要具备的本领不同于以往，他们需要担负起对孩子的智力开发、情商培养和眼界提升等责任。因此，更多优秀人才进入教育行业是必然趋势，符合时代发展需要。

“曾有客户要求把书房的6000多本藏书像图书馆馆藏陈列一样分类整理。没有一定的知识量、阅读量，是很难完成的。”未未说，在这个案例中，拥有硕士、博士学历的收纳师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宋健看来，高学历人才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低门槛”行业，将有更多可能把该领域带往更高平台。“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一而足，螺蛳壳里也可以做道场。”宋健说。

学历的指标性意义下降

“一些高校学生对学历的价值认知比较模糊。一味追求高学历后才发现，学历对于评价人才的决定性作用在下降。”宋健说。

求职平台“100offer”在对近两万份样本进行分析比对后发现，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等不同学历的程序员，在该平台所获面试邀请的平均数，相差不超过2个，其中更受欢迎的是本科生。而在工作6～10年的程序员中，专科生的平均年薪甚至高出本科生1.5万元。

“整理行业不乏高学历人才，但招聘环节并不会以学历作为重要衡量标准，而是侧重于通过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来判断求职者是否适合这一岗位。”未未表示。

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律师时福茂等受访专家指出，以前人们往往把高学历和高素质等同。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就业的筛选机制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学历，对于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成长潜力的指标意义正在下降。

与此同时，就业市场的格局也在不断变化。快递工程、数字编辑、艺术创意设计、动漫游戏、运动防护……新职业不断涌现。截至2021年9月，人社部在历经5年的职称系列改革中，已将126个新兴职业纳入职称评价范围。

如今，对于求职者特别是青年求职者而言，抛掉学历包袱，去选择与自身兴趣爱好、发展潜力更匹配的职业，已经具备了更大的可能性。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姚沁文，毕业后成为一名房产中介。她认为，房产经纪人这个职业符合自己的个性特征和对未来的发展规划，这是她的主动选择。但她表示，自己不会成为带客户看房的“工具人”，而是要往更加专业的置业顾问方向发展。

“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永远在变化。不变的，应该是求职者对自身的深入了解，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判断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宋健说。

重构人才标准

就业市场需求端的变化，推动着供给侧的结构调整，重构人才评价标准和教育评价标尺的时机已经来到。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勇等受访专家表示，用人单位应结合岗位需要增加学历之外的量化指标，比如学业成绩、实习经历、奖项、科研、作品等，以及具有普适性的非量化指标，比如责任心、团队合作精神等。虽然目前国内就业市场已出现针对毕业生的实习生制度和针对资深专业人才的猎头制度等，但就整体而言，人才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刘嘉表示，传统的教育评价将高考作为基础教育的终点，而现代教育评价则应以人的终身发展作为目标，强调评价指标的多元性，尊重个体差异，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内在规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知识更新的周期从18世纪的80～90年缩短至目前的2～3年。现代教育的内涵并不仅限于教授知识，应侧重“授人以渔”，培养人才的觉察力、内省力和内驱力，让他们持续挖掘自身潜能，适应知识迭代日益提速的时代。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有人认为就业下沉等于学历贬值，实际上忽视了教育对提升个人能力、知识水平、综合素养的深层价值。公众对教育价值的关注，应从它能带来的学历“面子”，转向它所培养的能力“里子”。

“我们的教育，要帮助学生了解自己、了解生活、了解社会，从而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储朝晖说。

据《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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