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最酷的手艺人
广西博物馆的古籍修复师在修复古籍。 南国早报见习记者 尹世斌摄
修复古籍需要心灵手巧。 南国早报见习记者 尹世斌摄
南国早报记者覃江宜刘豫
在被岁月尘封的历史文物中，书籍是最脆弱的种类之一，时间让它们身价百倍，却也让它们柔软易碎。一个个古籍修复师，就像妙手回春的医生，把古籍从时间长河里“打捞”出来。经过他们的治愈，一册册“病危”的古籍才得以“复活”，将文明完整地交给下一代人。
壹纸张完成修复，历史重新缝合
11月21日上午，广西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开始了。古籍修复师黄玉杏面前，是《广东通志卷》的一张残叶，纸张破败发黄，看得出已有年头，字里行间“千疮百孔”，依稀可见是嘉靖年间当地历任官员的名册，其中多个名字下面标注着：广西人。
黄玉杏在灯光下细致地铺开纸张，麻利地完成一番颜色和材质比对，然后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薄纸，刷上浆糊，黏在了破损之处。一套动作行云流水，随着她的“缝缝补补”，残破的书页也逐渐变得完整起来。
“（修复）纸张和浆糊都是特制的，以确保发挥它们修补功能的同时，不会对古籍纸张造成伤害。”黄玉杏说，修复古籍的每个环节都是学问，不同年代的纸张有不同的品性，材质、颜色甚至纹路都要仔细对比，才能找到最合适的修补材料。
修复不单单是对技巧的考验，更是对心性的磨砺。黄玉杏自称生活中是“一个急躁的人”，入行前丈夫还曾揶揄她“你这个性格能做（古籍修复师）？”她当时就怼了回去：“为什么不能？这是我热爱的事情。”黄玉杏的前辈、广西古籍保护中心最资深的修复师区捷已经入行32年，“有时候遇到损毁严重的书籍，一天至多只能修复一两页”，而她如今已经可以从容地面对这种缓慢，“年轻时也坐不住，感觉很浮躁。干了很多年以后，对这份工作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爱，心就静下来了”。
也只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让这群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在工作台前，埋首在一堆古籍残页中，在看似枯燥的工作中怡然自得。时间在他们手上缓慢流逝，直到历史的齿轮在书本中重新咬合。
贰“复活”一本书籍，留住一段记忆
可以将古籍修复师的工作看成是一场抢救，与时间赛跑，挽回古籍一触即碎的生命。在这样的“救治”进行时，广西博物馆古籍修复中心的每张工作台都像是手术台，毛笔、喷壶、剪刀、排笔、木槌、棕毛刷、筛子、各类尺子等工具一字排开，几位古籍修复师埋头工作，常常一低头就是一整天。
他们手下的“病号”，都在漫长岁月中饱经风霜，虫蛀、发霉、断线……都属司空见惯，修复一部破损古籍，要经历拆线、拆书皮、拆纸捻、修复书叶、喷水、压平、装订等20余道工序，每个步骤都需要技法、经验以及足够的耐心。
90后古籍修复师杜宇入行9年来，最让她感觉棘手的是一本严重絮化的古籍，这类破损不能用常规的修复方法，否则会破坏书页上的字迹。杜宇再三请教师傅，最后参考了书画装裱中的“飞托法”，在补纸上浆，再将卷起的书叶在补纸上慢慢展开，避免书叶错位。就这样一点一点，用了一个多月才把工作完成，“虽然辛苦，但是看着修复完成的古籍，真的很有成就感”。
最初从事修复时，修复师们觉得自己要做的只是一份修补工作。而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逐渐意识到，书籍的字里行间里都蕴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承载着过去千百年间的历史脉络，有关文字发展和诗词流传、有关民俗演变和民生故事，以及一个朝代、一个地方、一个家族的传承。
然而，大历史的背景下，打动人心的往往是一个个小故事。黄玉杏曾经修复过一本类似“鉴证实录”的古籍，那里面记载了一桩官府审判的公案：在一起扑朔迷离的命案中，一开始所有人都误判了案情，直到仵作进行医学检验、发现是毒杀后，才扭转了舆论风向，把案件侦破导向正轨。工作的同时，黄玉杏情不自禁地变成一个读者，修复这本古籍的过程，就像看了一部精彩的古装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一起见证了真相水落石出。
叁继续守护古籍，传承正在进行
一份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之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不足百人，古籍修复一度被称为“濒危行业”。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同年实施，多地先后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目前全国古籍修复行业从业者的规模已过千人。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之后，更多人关注到文物修复这个原本小众的领域，古籍修复师的群体在不断扩大，修复方式日渐丰富。黄玉杏也曾和天南地北的同行们交流，“大家都有自己的绝招，有各种出色的手法，在共同的愿景下，每个人都不会藏私”。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国现有各类古籍共5000万册，其中三分之一需要修复，这当中需要急救的古籍至少有500万册，范围也从书本扩展到了地契、家谱等更为私密的文物。古籍修复师有越来越多的工作项目，也有越来越多的共识正在凝聚，“古籍修复要遵守的原则有四个。”广西图书馆地方民族文献中心主任蓝凌云说，“第一，整旧如旧，尽可能保持古籍的原样；第二，抢救为主，治病为辅，也就是先抢救那些破损更严重的古籍；第三，最少干预，使用的技术措施、修补材料越少越好；第四，过程可逆，即修补措施是可逆的。”
这些条条框框看似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其实有着长远的考量。“我们现在修书是考虑到下一步，甚至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蓝凌云说，为了尽可能延长古籍的寿命，古籍修复不能仅仅考虑当下，更要考虑必要性与超前性。“比如，我们使用浆糊修补虫洞时，会考虑到将来如果这本古籍再次遭受虫蛀，修补过的地方是否便于揭开，是否会给古籍造成二次损害”。
当新时代浪潮呼啸而来，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一群人决定守候在原地，继续他们的“慢生活”。幸运的是，一册册古籍被修复的同时，他们的传承也在进行，更多新生力量加入了这个阵营。广西博物馆的80后古籍修复师杨洪飞说，与优秀的前辈共事，是自己终身学习的开始，“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修复师，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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