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栖居与礼治：颓败的“膀子村” 湖南锈才诗作印象
在第二届广西花山诗会诗歌朗诵环节，湖南锈才上台朗诵膀子村题材的诗歌《秋风辞》。
秋阳。荒草。衰败的膀子村一角。（本报记者 曾昶 摄）
一
像另一位湖南诗人所主张的那样，诗人湖南锈才的这一组诗《月光，穷人的利息》（发表于《北京文学》2021年第4期），也呈现出“地方性”，他只写一个地方，曰“膀子村”。这一点我觉得表现出写作者的某种自觉与自信：“……那些独自坚守着脚下土地的独立写作者。无论他坚守的是大城市还是边远地方，他笔下的那个地方，将是时间长河中唯一幸存的地方。由于他的坚守，‘边远地方并非世界终结的地方 它们正是世界展开的地方’（布罗茨基评价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语）。那么，他的写作，也将成为不朽的写作。反过来，要让自己的写作不朽，专注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让地方性成为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似乎更容易达到目的。这种邮票大小的地方，还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莫言笔下的高密……我想，省略号里面一定有散落在地方主义诗人脚下的不为人知的某地。”[ 谭克修：《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明天》第五卷《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专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地方性”的意思：作为个体的人，“我”在自己所居住的土地上，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真实经验中，不追逐题材或主题上的时尚，不追逐文学之外的东西，“我”始终关注的是个体命运的痛楚、所有人都面对的生命的难题、灵魂与永恒的问题……“我”在这样一个“地方”，而不是在你那个被称为“现代”的、常常要与“世界”接轨的“地方”。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个“地方”显然大于“地域”的概念，它与后者有关，深深扎根于后者但超越了后者而到达了某种“灵魂深处的真实”，在写作中这是精神世界无限展开的地方。
深夜。膀子村。
是因为一杯酽茶，还是因为刚回乡
听着一首老歌，我竟彻夜失眠……
父亲一个人躺在对门山上
月亮圆了又缺，已三十多年。
母亲转眼就老了。
我的亲人，在附近的厂里吃粉尘。
一个才三十多岁，彻夜咳嗽不止
每咳一声，村庄便颤抖一下。
一个崽才五岁，肺又发芽，长出球球
小小少年，走着走着便胡子拉碴。
一些人，出了膀子村，再难找回。
……
（《夜色是个灵魂歌手》）
关于“膀子村”的叙事，是湖南锈才此次写作的重要部分，故乡已经变得“生僻”：“越发旧了。/白云飘了老远，到这里已变成眼泪。/它是一个无人认领的生僻字”（《膀子村》）。且不论这里写到的故乡之颓败、民生之多艰、一切熟悉的都在变得陌生等种种情景，单说诗人在呈现场景时的意象捕捉与意境设置，也是非常精妙：“一个才三十多岁，彻夜咳嗽不止/每咳一声，村庄便颤抖一下”，这寂寥中的痛苦之音，也是村庄的痛苦，声音意象将夜晚故乡的凄苦情景凸现出来。如此颓败的村庄的夜色，却是“歌手”，这寂寥中的些许声音是夺人魂魄的。写作者之所以如此感受强烈，当然是因为故乡是他的热爱。
二
和这片大地上正在颓败的许多村庄一样，“膀子村”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荒芜：“祖父的坟/都被荒草所吞/父母住的老屋漏雨严重/青苔可当被子了/兄弟姐妹之间，如生锈的钥匙与锁/久不联系/亲戚路上相见，俨然陌路。//我在膀子村路口/草，很快湮没我的脚印。”（《草》）“路”，是用来到达目的地的，也是为了双方之间的沟通。英文communicate，也被翻译为“交通”，表达的正是“交流”之意，“交流”通畅才是“道路”通畅。但现在，一是自然场景上的颓败，荒草淹没了村口的道路，二是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即便是亲戚，也形同陌路。这是故乡的双重颓败。在作者的记忆中，故乡曾经是有“神灵呼吸”的栖居之所：
我爱这场景
秧苗高的炊烟开始长高
阿妈生火爹读书
阿珍跟我逗小鸡
屋后笋子刚拱土
燕子堂前学筑窝
那时，村庄好小
小到
奶奶的一声叹息，便可让整个膀子村
失眠。
夜晚，星光漫天
星星每一次眨眼，都是老天的一个主意
我感觉到了神灵的呼吸。
（《星星每一次眨眼，都是老天的一个主意》）
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那里，不是所有建筑都能让人栖居，栖居的整个范围是一个天、地、神、人不可分割的一个四维空间：“……‘在大地上’就意味着‘在天空下’。两者一道意指‘在神面前持留’，并且包含着一种‘进入人的并存的归属’。从一种原始的统一性而来，天、地、神、人‘四方’归于一体。……我们把这四方的纯一性称为四重整体（das Geviert）。终有一死的人通过栖居而这四重整体中存在。”[ [德]海德格尔：《筑·居·思》，孙周兴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1192-1193页。]在作者的乡村叙事中，仍然给“神灵”存留了空间，也许这是作者对村庄那难以言说的时空的一种倾听、一种观看，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现代人那种自信满满、非常自足的态度，在故乡的时空中，有他敬畏的部分，有他不认识的、至今怀念的存在。
三
自然意义上的故乡在荒芜；本有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性的栖居之所、业已丧失；不仅如此，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的村庄，其“礼治”也不复存在，村庄不仅面貌让人凄惶，村庄的许多面目甚至让人觉得可憎：
桃花是被骗来的
男人大她二十一
嫁来那年，男人刚大病过一场
脸黄得像块腊肉。去相亲时
特意找到村里早瘫痪的剧团
寻来点油彩，在他脸上涂了又涂
好不容易蒙混过关，把桃花哄进屋
家里长辈又为男人操碎了心
“先生了娃，再说其他”
要是这个病鬼子活不长，她还年轻咋办？
“那就给她先结扎，做绝育手术
不下蛋的鸡，还怕她飞？”
桃花出外东躲西藏生了两男一女
果然生下娃没两年，病歪歪的老公走了
桃花最终还是走了，跟一个离婚的男的
要走那天，她真不忍心，
看一眼老大，心里叫一声心肝
望一眼老二，泪眼婆娑
盯一眼老三，撕心裂肺
（《桃花不语》）
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在名著《乡土中国》里说到，中国的乡土社会，其秩序不是靠法治，也不是靠人治，而是“礼治”，“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74页。]而此“教化”是由一代一代的年长者来传承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说：“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在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99页。]《桃花不语》一诗中的不语者，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与之对应的是说话者，正是乡村的“长老”（“家里长辈”）。这样的“长老”，让人看到乡村道德秩序中令人担忧的一面。
也许，你觉得诗人的笔触太过于悲观，但就我而言，诗人还是道出了今日中国乡村的某些真实情景，这些诗作，因着这份真实，而有一种恸人的力量。（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诗歌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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