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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变迁 爱与亲情 | 家族志

澎湃新闻 2021-04-16 18:51 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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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彩华(北京大学)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当我敲下“土地”二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不是田园牧歌般的美景,也不是被诗人们所歌颂的乡愁的承载之物,而是十二岁那年,脊背弯下去收割稻谷的感觉。头顶烈日,天地像一个闷热的大蒸炉,炙烤着身在其中的我。被割断的稻叶散发出浓烈的青草味,直冲鼻端;脊背弯成九十度,右手一把把抓起稻叶,左手挥着镰刀。脊背弯得久了,再直起来时便针扎一般疼痛。当时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就是“天气怎么这么热”和 “什么时候才能收割完啊。” 与我相反,我妈巴不得太阳来得再猛烈些,再炙人些,因为炽热的太阳才能把打谷场上的稻粒烘得干燥发烫,散发出稻粒的清香;我爸巴不得能一直收割下去,因为“一直有得割,就一直有得赚,多好。”

当我向我的爷爷、我的爸爸提起“土地”时,他们又会想起什么呢?想起了关于土地的艰辛、困难、苦难,想起他们流过的汗水,想起时代变迁中土地的变迁,想起了土地上的爱与亲情。

一、爷爷奶奶的土地往事

1982年开春的某天早晨,我爷爷、二十五伯父、十四伯父等壮年劳力聚集在土屋厅堂中,或坐或站,将目光聚焦到当时的生产队长、十一伯父身上。分田到户的春风终于吹进了这个处于广西中部腹地的小村庄中。爷爷打着赤足,脚上一层厚而硬的胼胝,糊着一层半干未干的泥巴。时年51岁的他已经在生产队中度过了30余年的劳动生涯,没有想到竟会等到生产队解散、分田返户的这一天,也不知道往后的光景怎么变化,只是大家终于不用在一个锅里搅稀稠了。

凭借着小学六年级的学历,爷爷当上了村长,兼任会计。他坐在一张书桌前,摊开了记录本。

按照当时田地总面积和人头数来划分田地,每个人可分得七分田。田与田之间也分三六九等,好田与差田之间差着十分气力。好田脚程近,田块平整,容易集水。这好田中的好田,当属厅堂外福山岭洼[1]一片的田,靠近大路,容易运输,又有池塘在一侧,好输水。而地处星垌的田,则是劣田中的劣田。脚程远,水利未修,田间小路阡陌纵横,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空手都难走,更别说还要扛运稻捆了。一张纸签就能决定往后田地使用权的归属,谁不紧张呢?

一亩亩田地,早就被测量好面积,用相对位置“锚定”好名称,再把这名称抄写在白纸上,将白纸卷成一个细长卷,投进一个陶瓮里。大家目光寸点不离陶瓮,当时的生产队长,我十一伯父按住陶瓮,咚咚咚地摇匀了瓮肚里的签。

“一个个来,一个个抓。” 抓到好田的,大喜;抓到劣田的,就低低咒骂一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

我爷爷心情复杂,抓到签的人走到他面前,报出自己所抓签儿上对应的田,由他一一记录。从早晨到中午,田地划分完毕。

奶奶得知我家抽中的田,两亩在大撑垌[2],算是中等田,两亩三分却在星垌[3]这个“鸟不拉屎”的山岭洼里,又得知十一哥家抽中的田全部是挨着厅堂的好田,当即把饭碗一撂,脸都拉长了。

位于福山岭洼的好田,靠近大路,抽水方便

位于福山岭洼的好田,靠近大路,抽水方便

位于星垌的“差田”,现已修有水利,便于灌溉

位于星垌的“差田”,现已修有水利,便于灌溉

晚上她将纺纱机踩得吱呀作响,带着怨气,和我爷爷吵开了。

“抽中这样的田,脚程远,土质不好,怎么做得来?”

“你这个村长,还没有人家十一哥有手段,好田都被他们抽走了,太气人了。”

“当时组生产队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和十一哥他们组,嫌他们人太精明,你当时说没关系,和他们组了,现在知道吃哑巴亏没有?”

爷爷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搭着膝盖,神色黯然。他心知自己是村长,又是村里的会计,平日里忙于村务,四分之三的农活都落在了自己妻子的肩膀上。看着妻子被晒得黝黑的脸,想到最小的女儿和儿子还在上学,家里的负担一点不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知道何日到头。如果能抽到一亩好田,哪怕只是一亩,都能让妻子肩头的重担卸下一些。她一个女人家,还要从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将稻捆挑回来,不容易。

只是好田都让别人家抽去了。他隐隐觉得分田的事情落实得太过草率,有人接连抽中了几亩好田,有人一亩好田都没有。当初要是能想个细致的法子,均匀一点就好了。自己家光明磊落,不在抽签上动手脚,可别人家就不一定了。别人家动了手脚,又能怎么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往上数五代,都是同一个高祖爷爷留下的娃儿,再怎么都不能撕破脸皮。分田之事已经尘埃落定,个人并不能对抗这具有契约性质的分田仪式的后果。况且他这个村长身份横在那里,要是好处落在自己家,只怕别人在背后嚼舌根。

奶奶的抱怨声依旧不绝于耳,怨怪起老头子脸皮薄,净让自己家吃亏。

爷爷长戚戚地叹气,最终对我奶奶说:“说不定的。田还没定下来,现在分给他们家,过三五年还要重新分过田的。”

毕竟当初还以为要在生产队里呆一辈子,现在还不是分田到户了?过几年,田地再分过也不一定。可我爷爷奶奶没料到的是,简陋的抓阄仪式中确定的田地归属[4],一直延续下来,从1982年到2020年,再也没变过。

二、爸爸的土地故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大家伙儿为了一亩好田归谁种,暗地里不知起了多少波澜;而如今,僧少粥多,好田都种不过来,是“请”别人种自己的田,好让它不至于抛荒。

80后、90后从学校出来后,没有选择回到村中接过上一辈留下来的犁锄,而是南下广东,流入佛山、东莞等地的工厂中,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老一辈种田人逐渐老去,再也执不起犁锄,便将好田租给他人耕种,劣田就任由它荒着,长满了杂草。在

2008年前后,我家不再耕种远在星垌的田地,任由其抛荒;2015年前后,我家将在大撑垌的中等田转给他人耕种,同时承种了十一伯父、二十二伯父等在厅堂外的田地。

被抛荒的田里长满了稗草

被抛荒的田里长满了稗草

2020年清明前后,正值抛秧时节。我爸爸作为乡村教师,也是基层扶贫队伍的中坚力量。正是头春育苗的季节,他往对接的贫困户家中跑得更勤了。不为别的,就是要劝还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靠自己的双手挣口饭吃。”对于吃低保的贫困户,国家落实了一个产业补贴政策:凡是贫困户耕种一亩田,每年可得五百块钱补贴。

自2006年起,十一伯父一家搬去城里住,便将他三块大田中的两块“租”给了我的二十五伯父耕种,租金是每年两百斤稻谷。2011年前后,二十五伯母在前往星垌巡田的途中,从田埂上摔了下来,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出来后落了病根,全身麻木,再也不能耕种田地,家中的种田劳力剩下了我二十五伯父一人。这一条件符合申请低保的原则,伯父通过我爸爸的途径申请了低保。每年种两亩地,得到一千块钱补贴。后来他实在干不来,从种两亩地变成了种一亩,仍向上报的是两亩,仍可得一千块钱补贴。我爸爸“睁只眼闭只眼”,帮着自己亲戚遮掩了过去。

今年早春,爸爸往二十五伯父家中跑时,伯父正蹲坐在门槛上,头发灰白,脸色黧黑,将老旧的Polo衫卷起来,露出肚子上塌垂的肉。听我爸爸来询问情况,将手中的烟屁股往脚下一丢,踩灭,对我爸说:“老了,种了又不得多少谷,不想种了。”

我爸何尝不明白伯父心中的小九九?种一亩田,要耕田、耙田、育秧、施肥、除草、收割、脱粒、晒谷,累死累活可得七百斤稻谷,一斤稻谷才值一块钱;虽说有国家补贴化肥钱,可化肥钱是跟1982年的土地分配状况挂钩的,仍旧打进十一伯父的账户,到不了他头上。支撑伯父种地的动力,就是国家对他种田“奖励”的那一千来块钱。如果能不种田又得补贴,那就是一桩美事了。

爸爸看着他这个哥哥两鬓灰白,脸色黧黑,一生劳作的辛苦都写在脸上,心又软了: “得谷不得谷都不紧要,连田都不种又怎么好报说种了?还是得种,耕田收割又不用你打理。”

“是倒是这样说,只是耕田又要麻烦你了。”

我爸69年出生,今年51岁,在村中却成了最年轻的农民,还能开得动耕田机。义不容辞地,他将帮亲戚们耕田的重任揽在了肩上。

过得两天,等田地“喝”饱了水的时候,我爸就该耕田了。在农村社会中,只有中青年男劳力才担负得起耕田的重任,妇女不行,小萝卜头不行,老人更不行。

耕田的工具从我爷爷时代的牛耕变成了爸爸时代的耕田机,但耕田花费的气力一点都不少。耕田机用汽油驱动,机头有油箱、一对大碾轮,头重尾轻。身高一米六的爸爸精赤着上身,短粗的手指紧紧握住机把,几乎是将自己吊在耕田机的尾巴上,用自己的体重去平衡它,好让这个头重尾轻的钢铁怪物哐哐哐地前进,不栽倒进泥水里。他跟在耕田机的大碾轮后,控制着机把,让这个铁怪物转头、回耕,碾轮溅起泥水,落在他的头发上、脸上,小腿没在泥浆里,活脱脱就是一个“泥腿子”。

农闲季节,被挡雨布遮盖起来的耕田机

农闲季节,被挡雨布遮盖起来的耕田机

三、对凋敝的农村与农业的反思

“阿妹,你们不是说想吃荸荠,我去给你们捡来了。”十四伯母手里拎着满满一菜篮的荸荠,荸荠上搭着些苦麦菜,放在我家院子门口。十四伯母年近八十,瘦瘦小小,骨子里却蕴含着一个农村女性的坚韧。和我妈寒暄几句后,便叫妈妈去摘她菜园子里的菜吃。

我望着十四伯母顶着一顶棉帽,裤腿挽得高高的,露出一双瘦削的腿来,赤足走出我家院子;再望望地上一篮荸荠,一把青菜,低声向妈妈问道:“伯母怎么会捡荸荠给我们家?”

“你伯母得知你爸爸爱吃,就去捡了。”

十四伯母家和我家“搭伙儿”,爸爸帮他们家耕地,伯母便帮我们家抛秧。念着我爸的帮扶,十四伯母常常招呼我们去摘她家的蔬菜,这不得知了我爸爱吃荸荠,就立马下地去捡了送来。

我掂着这篮荸荠,脑海中浮现出十四伯母顶着大太阳,佝偻着身体将荸荠一个个挖出来的样子,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难为情。要表达对一个人的感激,乡亲们不会说“谢谢你”,也不会说“今天我请你去吃饭”,而是说“我家菜多得吃不完,你家摘一餐来吃,”或者说“我们新得的玉米,分几条给你。”直到今天,我妈还打趣我,当年十四伯母的茄子结得像满天星一样密集,我一刻不停地撺掇她,叫她拿我家的节瓜去和十四伯母换茄子呢。

这荸荠是不要钱的荸荠。自从农村三权分置政策[5]推行开来后,也有外地承包商走进村子里,租种村人的田地。2019年下半年,十一伯母家的三块大田被承包商看中了,以一亩

500块的价格租给了承包商种荸荠。老人家不舍得买水果,承包商挑剩的荸荠成了他们的零嘴,不要钱的荸荠可比街头卖的荸荠甜多了。不过十一伯母家的三块大田,今年是租不出去了。承包商在荸荠种植中没有挣到钱,不打算再租种了。这三块大田自然又是我家和二十五伯父租种着,如今田里已经稻苗青青,随风涌起阵阵稻浪。

四、那些随着田地抛荒而逝去的

如果说,我爷爷奶奶是纯正的农民,我爸爸半只脚仍留在农民的门槛里,那我就是跃出了农门的孩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上一辈为下一辈拼命流汗,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不用以农业为生,而是可以干“坐办公室”的工作。前浪们胼手胝足,在土地里刨食,用种粮食的钱在城里置了一块地,在村庄之外建起了新的房子,好送他们的孙子孙女在城市里上学。

随着田地抛荒而逝去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岁月与恩怨,还有一个大家族内部基于血缘和地域关系的连结。老一辈的人都有一个排序,比如十一伯父行十一,二十五伯父行二十五,我爷爷行二十一。新一辈的人散落在城市内部各处,互不往来,已经排不出一个排行;村中的老人死去了,血缘关系稍远一些的年轻人已经不会再回来奔丧;70年代的土房子在风雨侵蚀下摇摇欲坠,终于“哗”地一声倒塌,不会再有人回来,在它的地基上重新修建起崭新的砖房;被抛荒的土地就一直荒着,荒着。

我遥望着父亲吃力耕田的背影,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从我开始,要去结束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我会遗忘土地的赠予:我从土地中走出来,土地给予我的,是底层本位的思考模式;是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和反思;是像成熟的稻子一样低头收敛锋芒;是踏踏实实,将根深深扎在土地上,枝干尽情向天空舒展,去探寻土地之外的人生。

注释

[1] 地名,按照客家话音译

[2] 地名,按照客家话音译

[3] 地名,按照客家话音译

[4] 土地所有权归村庄集体所有,但本地农民的认知是,谁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这块土地就是谁家的。

[5] “三权分置”思想是指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实施三权分置的重点是放活经营权,农民能够将田地租由承包商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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