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主要探讨什么？
王阳明铜像□ 本报记者 于国鹏
阳明先生身后，阳明学经王门弟子的继承发挥或重新诠释不断发展和传播。这段历史大致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至17世纪40年代为止，有一百多年。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尼山书院承办的“阳明学系列公开课”上，著名阳明学研究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吴震在阐释阳明学历史发展状况及阳明学的传播与作用时介绍，阳明学经阳明后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整个晚明时期可谓风靡一时，大有取代朱子学正统地位之势。以阳明先生第一代大弟子的学说和思想为主来观察可以发现，阳明后学着重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无善无恶”“现成良知”“归寂修正”“满街圣人”等，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各抒己见、深度阐发，使阳明学在多个层面上产生了很有意义的变化与发展。
“无”是良知最根本特质
嘉靖六年即公元1527年的9月，朝廷一旨征召，让原本在浙江老家安心讲学的王阳明，踏上了前往广西平乱的漫漫征途。这次，他其实是带病出征。次年，王阳明去世。
出征前夜，在浙江会稽天泉桥上，王阳明与弟子钱德洪、王畿有一场思想对话，史称“天泉证道”，或称“天泉证悟”。所谓“天泉证道”，就是围绕“四句教”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思想论辩。“四句教”指王阳明的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为学宗旨的一个概括，也是经常对门人弟子讲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作为王阳明非常有名的弟子之一，王畿非常聪明，非常有哲学头脑，也非常善于思辨。王畿认为，“四句教”只是一种“权法”，只是方便之说。王畿陈述了自己的推论过程，假设“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是真理，完全正确，则“有善有恶意之动”之“意”也是无善无恶的，因为“意”是心之发动，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随着“无善无恶心之体”所生发出来的“意”也应当是无善无恶的。如果说“意”是无善无恶的，那么第三句话“知善知恶是良知”也应当改变，即作为意志体的良知，它也应当是无善无恶的。由此继续向下推论，既然良知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格物”之“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所以，王畿就得出了“四无说”，也就是说，“意”从心开始，“心”“意”“知”“物”四者全都是无善无恶的。
钱德洪对王畿之“四无说”极不赞同。钱德洪表示，心之本体虽然是无善无恶的，但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都不免受到社会某种习心习俗的影响，于是在意念发动之上，必然会展现出有善有恶的情形，所以《大学》所讲的“格”“致”“诚”“正”“修”这套功夫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恢复心之本体的根本性的功夫，如果按照王畿所讲，什么都是无善无恶的，那么“功夫亦不消说矣”，儒家“格物致诚”真心诚意的功夫都无须做了。
在这个问题上，钱德洪和王畿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自然只能让老师王阳明仲裁。王阳明说：“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王阳明表示，自己原来就有两种教法，一种是针对“上根人”，就是绝对聪明的那些人，这一类人可以直接从良知即心之本体悟入，所谓“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已内外，一齐俱透”，王畿所理解的正是针对“上根人”而讲的这套教法；另一种是针对“中下根人”的，这类人是指那些不是特别聪明的人，需要通过后天不断努力，才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领悟，另外，这类人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如果受到外在的、物质的诱惑，就会使本心受到遮蔽，或者让本心遭到扭曲，必然需要做一些“为善去恶”格物的功夫，钱德洪所理解的则是这套教法。
所以，王阳明特别告诫两人，要“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每个人讲得各有道理，但不能固执己见，应当互相取益，取长补短。
最后，王阳明还是转回到自己的观点上来。事实上，王阳明一直强调“良知本体，本来无有”的思想立场，也就是说“无”才是良知最根本的特质，良知本体就是太虚，从结构上来讲，从良知本体的结论来推理，王畿从“无”处立根基，即是功夫的一种顿悟之学，在这一点上，王阳明实际上是表示认同的。从理论上来讲，阳明心学关于“有善有恶”“无善无恶”等问题的讨论，不是简单地在争论人性论意义上的善恶问题，而是指向人心本体的一种精神境界。对于内心充满良知的人来讲，那些声色名利的世俗诱惑，犹如过眼烟云，一过而化，不受牵累。这种心态就是“无”，就是本体的状态，也就是致良知功夫所要追求达到的理想境界。
主张“童子捧茶即道”
关于“现成良知”，也是阳明后学非常关注和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
阳明先生谈良知，一方面继承了孟子关于良知的一些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有更进一步的发挥，最主要表现在强调良知的见在性观点上。什么是“见在”？用今天的话来讲，所谓“见在”，实际上是一个时间概念。这里“见”可以读作“现”，这两个字是通用的，因此，“见在”就成为和过去、未来构成一套时间序列的一个概念，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时间概念，所指就在当下，就是现在。
关于良知的见在性，《传习录》记录了王阳明三句话，对此进行概括。一句话是说“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什么是做学问？只要做功夫，要使心保持“见在”这个状态，这就是做学问了。这样说理由何在？在王阳明看来，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过，未来的事情无法预料，如此说来，过去、未来的事，去想又有什么用处呢？正所谓“思之何益”？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徒放心耳”，整天回忆过去，整天梦想着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只是一种“放心”的状态而已。
第二句话“今日良知见在如此”，什么意思呢？王阳明说，“吾辈致知，只是各随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做致良知的功夫就看今天所知，把这个良知扩充到底就够了，“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今天做良知把它扩充到底，明天良知有所知的话再把它扩充到底，如此一天一天不断地致良知，才是“精一功夫”。
第三句话是“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简单来讲，这句话是说，良知本体的存在，是没有前后之分的，“见在的几”意味着良知就是“见在的”存在这个地方，只要去做，去认识，去把握，然后把它扩充到底，就一了百了。这就是良知的“见在性”。
根据古代词典释义，“当下”含义是当时、见在。宋代以后一直到清代，现成、见在跟现在这几词实际是可以互相借用的，或者说是通用的，因此讲“见在”，强调的就是现在，而强调现在，就意味着强调的是现成。
在阳明心学中，良知的见在性所特殊强调的，就是良知的存在是即刻、圆满、当下、具足的，是现实圆满的。它具有见在性，即现成性，也具有遍在性，即普遍性，到处都有，到处都存在，良知在这个地方存在，当然在那个地方也存在，每一个人的当下都有良知的存在。这也是王阳明在强调良知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这个观点也引发阳明后学很多的争议。
比如，王畿认为，老师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正指见在而言”，这个观点从理论上高度概括的话，“见在”两个字就可以讲透了，因为“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人物王艮，是赞同“现成良知”说的。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原因就在于，良知作为一种本体的存在，是“见见成成，自自在在”，实际上就是“见在”。也正因此，王艮不讲高深的理论，强调“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来教老百姓致良知的功夫。王艮甚至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童子捧茶即道”，意思是说，在茶馆里喝茶，有个童子端着茶杯给长辈、给客人敬茶，整个过程循规蹈矩，捧着茶走过来，茶杯里的水一点都不会洒出来，把茶端到面前放好，这样一个过程就蕴含着“道”，这个行为过程就表明这个小孩子懂道理，心里面是有良知的。类似于这样的日常生活中，都有道的存在，都有良知的存在，这就是良知的现成性。
阳明后学中，还有一部分学者被称为修正派。这些学者认为，良知无所谓现成，要通过修正而始全，也就是说，如果不作修正功夫的话，良知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呈现。
另有一部分学者被称为归寂派。这一派学者，有一位代表人物罗洪先。罗洪先的观点更为激进，也更为绝对，他反对王畿的“现成良知”说，认为“世间哪有现成良知”？根本没有那么简单，要下“万死工夫”才行，“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也，不是现成可得”。
“现成良知”或者“见在良知”在整个阳明后学，或者说在阳明心学的思想发展历史过程中，是最为引起争议的一个观点。综合起来观察，“现成良知”“见在良知”强调良知的见在性、普遍性等等，这正是阳明良知学的基本道理、基本原理之一，不能否认。如果对这一点不能认同的话，就意味着对阳明学之根本的不认同。
另一方面，坚持良知见在、良知现成，是否必然会导致对良知功夫的忽视？其实这是将两个领域的问题搅在一块儿了，因为当阳明强调“良知见在”的时候，是从本体论这个角度出发的，而如果说良知本体是一种先天的、现实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在功夫论的问题上，在日常生活里面良知的功夫都不需要做了。
总而言之，这个“现成良知”说的要义之所在，可用王阳明的一句话加以归纳，就是“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那么什么叫做“发见流行”呢？意思是说，因为良知是现在的存在，所以永远处在“发见流行”的过程当中，即良知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时间，它在过程里面存在，在时间里面存在，因此，良知永远处在“见在”的过程当中。而“当下具足”又是什么意思呢？“当下具足”指良知本来是一个现实存在，是自足的，是无所亏欠的，是无需假借的，是不依赖于他人的，是可以当下呈现出来的，这正是现成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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