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把学问与生命融为一体

济南时报 2020-07-25 14:03 大字

□新时报记者钱欢青

黄仕忠，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戏曲史、古典文献学和中国俗文学，著有《〈琵琶记〉研究》《中国戏曲史研究》《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等多种，在学界蜚声已久。

近日，黄仕忠随笔集《书的诱惑》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有关求学、读书、怀人、寻访文献等的随笔、序跋文数十篇，涉及求学与探索学术道路上的感悟与思考、对师辈学者的追记，以及在海内外寻访稀见戏曲文献的经历等，在轻松隽永的文字中，处处可见其将学问与生命融为一体的治学境界。

书的诱惑

1960年11月，黄仕忠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名叫钱家山下的小村子。出生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是身体的饥饿感，渴望阅读则是精神的饥饿感。但回想起来，黄仕忠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我小叔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学生，他读中学留下的几本脱了封皮的课本，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比如那本差不多有两寸厚的《文学》，里面有《多收了三五斗》《闰土》《祝福》《华威先生》等大量现代文学的作品”，因为无数次的阅读，这些文章的语句、语调深深地印入黄仕忠的脑海，“以至于后来写作文时，竟也有那么一种民国散文的味道从笔端流出，甚至在今天依然影响着我的文字表述”。

能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黄仕忠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比同学多读了一些这样的“闲书”。那时候父母也特别支持孩子看书，“只要在看书、写字，爹妈就不会叫你干活”。而少年时读书的场景，也成了黄仕忠永远的温馨记忆：“姐姐借得一本书，我们姐弟四人就围着煤油灯同看。有人看完一页，有人还没有看完，一个要翻，一个不让，争吵也就难免。只好轮着看。但大多数时候，借来的书还有别的人等着看，借期最多两三天，甚至只有一个晚上，轮着也不行。为此，我们定下君子协议：谁借来，谁就有坐着翻书的权利。在旁边看书，开始时还保持一定距离，后来就越凑越近，直到油灯烧着头发，发出嗤嗤的声音。几个人挤在一块，情节一紧张，人越专注，就越往书前倾，把坐着翻书的人压得直叫唤。”

1976年6月，未满16周岁的黄仕忠高中毕业，“梦想是在18岁时做生产队长”。1978年，当18岁生日到来的时候，黄仕忠却幸运地成了一名大学生，人生道路从此彻底改变。

“宽”而能“专”

进入大学，“书的诱惑”依然巨大，“那时候不知道本科毕业还可以考研究生，以为大学时光只有4年，就觉得一定要好好读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当时黄仕忠想的是大学毕业后回诸暨当个中学老师，“有关中文基础的书一定要读好”，所以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方面的书，黄仕忠用力最勤。此外哲学、历史的书也读，“那时候时兴心理学、美学的书，读不懂也硬着头皮读”。

如此高密度地阅读，让黄仕忠的研究生考试异常顺利。起初他想读古代小说方向，那一年正好徐朔方先生要招戏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于是临时决定改学戏曲。为了准备新学期听徐朔方先生的《史汉研究》课程，研究生入学前的暑假，黄仕忠通读了《史记》和《汉书》，“有了充足的准备，听课的收获就特别大，加上徐先生在课堂上的提点，我自行安排把《史记》《汉书》重叠的部分作了比较研读。比勘中有了一些发现，觉得关涉的问题很重要，又努力从小处见大，并据此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摩钱取鎔与五铢钱》一文，二年级下学期时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上，这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

1985年黄仕忠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第二年又考入中山大学跟随王季思、黄天骥先生学习。“因为，一方面觉得幸运，向王季思先生这一批民国学成的学者学习，传承了民国学脉；另一方面，则是更显得自己太过浅薄，所以拼命读书依然是常态。”而回顾这一段往事，黄仕忠觉得，海量的阅读对此后的治学极其重要，“基础面打得更宽一些，专业上才能走得更深一些。现在不少年轻学生一上来就围着狭窄的专业转，其实并不利于长远发展”。“伟大的文学”

1996年出版的《〈琵琶记〉研究》是黄仕忠的学术成名作。他对《琵琶记》的关注，从硕士阶段就已开始。从明清以来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有关《琵琶记》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在硕士论文中，黄仕忠提出关于《琵琶记》主题的新解，他通过两个主要版本的比较来说明明代人的改动如何“歪曲”了“作者原意”。博士阶段的进一步研究，终让黄仕忠的思考进入文学的本质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是伟大的文学？以前人们说文学是宣传工具，是要告诉人们该怎么做，明代及以后的人对《琵琶记》的改写，正是基于要给别人讲道理的目的，一直到梁启超、陈独秀也在主张发挥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但事实上，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要给出结论，而是要提出问题，提出有关人性、人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有关文明当中人们共同面临但又很难挣脱或回答的问题。中国人总是压抑自己的个性，奉献集体，但个人总会遭遇困境，在我为家国连生命都可以奉献，但家国却总是不理解我，从屈原到岳飞无不如此。这是一个你再努力去做到最好也很难解决的困境。《琵琶记》深刻体现了人的这一困境，因而是一部可以和《西厢记》媲美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基于此，黄仕忠以为如今我们对传统戏曲的改编依然太过于强调其宣传功能，“只讲教化，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的，也不可能真正打动人，宣传式的改编会把大作品改小，把好作品改差。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让现代观众真正理解古代作品的伟大之处”。在这样的视角之下，黄仕忠认为，《西厢记》《窦娥冤》等都可以有新的解读，“窦娥就是冤啊，所有那个时代要求她的她都做到了，但命运依然让她遭遇巨大的苦难，这种悲剧性的生命处境，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即便在光明的时代，也有黑暗的存在，也有无法掌握的命运”。访书东京

1997年出版《中国戏曲史研究》之后，黄仕忠的戏曲研究论文写作有过一段时间的停顿与徘徊，“不是因为没有话题可写，而是觉得论文数量的单纯增加无法对一个领域的研究产生质的改变”。这就涉及到他对学术该如何往前推进的问题的思考，“上世纪80年代我们忙于拨乱反正，但拨乱反正以后学术该怎样继续往前走？无非新观念的引入和新材料的发现。新观念的引入很多，但新材料的发现却止步不前。以戏曲和俗文学研究为例，我们的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所梳理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如郑振铎先生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前四集和傅惜华先生的系列戏曲俗曲目录。那个时代的工作，受其客观条件限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学术研究的新要求。而每一学术领域的推进，都是以新一轮的资料文献整理为基础的，需要有人从事文献调查、编目、影印、标点出版，为新的学术发展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基于这样的认识，黄仕忠把对戏曲文献的编集、整理、影印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2001年4月，黄仕忠赴日本创价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因为没有授课任务，他把所有精力都用于访查日藏中国戏曲文献。在访查过程中，黄仕忠还萌生了一个为日藏曲籍编制一个“总目”的愿望，这是日本学者也未曾做过的一件事情。一年集中访查，加上此后又去了四五次，经过十年时间消化、整理，日藏中国戏曲目录终于编成。与此同时，《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1—18册）、《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中国钞本曲本汇刊》（34册）、《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二辑，19—40册）、《日本关西大学长泽规矩也文库藏稀见中国戏曲俗曲汇刊》（14册）等成果相继涌现，蔚为壮观，为中国戏曲研究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访查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的经历，让黄仕忠颇多感慨。一是如《西厢记》最早的批评本、叶宪祖的杂剧《琴心雅调》等都是中国早已不存、但日本还保存的戏曲资料，非常珍贵。二是日本藏中国戏曲文献保存得很好，而且大部分都是开放式的，查阅和复制都很方便，“比较起来，当时想要在中国的图书馆查阅、复制古籍就难得多”，“东京近，北京远”是当时黄仕忠在访查文献中的深刻印象。早在2005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就开始将众多古籍善本的高精度彩色照片公布到了网上，大大方便了全世界学者的查阅，“相比而言，国内图书馆虽然最近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对图书馆公共性的体悟依然不够，离图书馆真正的开放还是有着一定的距离”。学者的尊严

日本之后，黄仕忠及其团队对中国戏曲文献的访查扩大到全世界。2011年，海外藏珍稀中国戏曲俗曲文献汇荟萃与研究项目启动。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对未来中国的学术将产生重要的影响。眼下，黄仕忠及其团队正在做“全明戏曲”项目，目前杂剧部分皇皇十册已经编完，今年应该就能出版。

这些庞大的项目，每一项都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积累与展开才能出成果，因此尤其需要静下心来耐心去做。黄仕忠认为，教师或者学者，首先是一份职业，所以肯定会受到职业的考核与制约，“管理者通常比较短视并且要求眼前可见成效，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管理者也是多变的，要理解真正的学术是困难的事，所以他们更多地采用外在的数量与标准。如果我们只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可能你刚刚满足先前的条件，而他们的要求就已经变更了。既然我们承担的是一种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寻求真理，是在思想学术文化上继往开来、传承过去，而又面向未来，便要求我们有高远的目光，站在学术立场，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对学者来说，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的工作有可能是符合当下的考核标准的，也有可能不为当下的功利眼光所接受。学者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为世俗的功利、短视所限制，任何时候都能坚守学术底线，不以外界的压力作为遁词。”黄仕忠认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职业标准之外”的“学术标准”更为重要，“学术标准就是获得同行的尊重，能够推动学术的进步；就是当你回顾自己这一生，发现自己留下了一些真正对学术有意义的成果”。孙婷婷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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