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汲水》归渝 徐悲鸿美术馆·重庆馆 落地石家花园
《天马》 徐悲鸿
《巴人汲水》 1938年 徐悲鸿
1937年的石家花园
近日，徐悲鸿美术馆·重庆馆开馆仪式暨“汲登百丈路迢迢——徐悲鸿与民族美育的时代理想”艺术展开幕式在重庆石家花园举行。此次展览展出了23幅徐悲鸿在重庆时期的原作，含代表作《巴人汲水》系列以及李可染、李斛、宗其香、张安治等人的22幅原作，以展示艺术家们在抗战时期“以画笔代利刃”的艺术精神和家国情怀——
□李家丽
石家花园再迎徐悲鸿
一座小园，让徐悲鸿始终念兹在兹
在徐悲鸿精彩而坎坷的一生中，石家花园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子似乎并不值得一提。这座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虽然曾在1942年至1946年被徐悲鸿挂牌为“中国美术学院”（与今日中国美术学院并无关系），但也是惨淡经营，摇摇欲坠。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在1946年后名存实亡的美院，这样一座4年间并未有过波澜的小园，让徐悲鸿始终念兹在兹。当接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两年后，他仍不忘以中国美术学院的名义与北平艺专、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举办三团体的联合美展。尽管当时，中国美术学院大部分研究人员早已被徐悲鸿聘到北平艺专任教。当回忆起这段山城岁月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曾说：“悲鸿直到逝世前仍在深情地回顾重庆岁月，他在许多作品上题‘在化龙桥’‘作于渝州’‘写在磐溪’等字款，以示他的眷恋之情”。因此，若徐悲鸿地下有知，得知如今其美术馆（重庆馆）落地石家花园，定会开心。
“石家花园寄托了徐悲鸿先生艺术研究、创作与教育的理念，也实际成为酝酿日后中央美术学院教育框架的摇篮，也是中国美术的重要发源地。在此展示徐悲鸿先生以及与其有师承渊源的李可染、宗其香、李斛、张安治的作品，正是彰显徐悲鸿先生与近代救亡图存之民族时代美育理想的最佳方式。本次展览设于石家花园，这是一场关于徐悲鸿先生及其艺术传承的展览，而这些传承都与激荡年月中的石家花园有关”，关于此次展览，策展人徐骥如此说道。展陈设计上，该展览采用绘画作品原作展出+史料文献+实景还原+科技互动+云上虚拟展览等多重表现方式，展出作品均为原作，而徐悲鸿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艺术主张、家国情怀、其与廖静文的爱情、其广交友朋以及在学生眼中的印象等，都在此次展览中一一体现。
展览一楼展厅对徐悲鸿的书房进行了还原，多媒体展厅则展示了徐悲鸿在磐溪带学生写生的视频等记录。二层展厅现场是徐悲鸿的书画原作，关于为何与李可染、李斛、宗其香和张安治四人联展，策展人徐骥介绍：“这几位大艺术家曾极大受教与受惠于徐悲鸿先生，他们充分体现了集画家、美术教育家、理论家等诸多身份于一身的徐悲鸿先生的艺术生命的延续。”张安治承继了徐先生在美术教育与美术史论的志业而成一代师表；宗其香以光影入国画；李斛以素描来为国画注入新的血液，都是延续悲鸿先生以西画改良国画的艺术革命最成功的典范。一代大家李可染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深入传统而能跳出传统，成功改造了徐悲鸿先生认为最难的尽显颓势的山水画，遥接了徐先生理论与实践俱精深的修养。李可染并非徐氏门生，却因被自己好友的画作《山城夜景》打动，盼认知其师何人，后大受徐悲鸿先生提携并被引荐拜齐白石为师，最终成为齐先生最得意弟子，突显了徐悲鸿作为教育家最崇高的品格——博爱。此次展览，李可染的《看山图》和《渡牛图》等原作赫然在列，以展示对徐先生的敬仰情谊。
《巴人汲水》
是徐悲鸿艺术写生创作的巅峰之作
在战时的渝地，徐悲鸿达到了艺术创作的巅峰。他不仅先后完成了300余幅创作，更是在诸多代表作中不断突破。徐悲鸿《巴人汲水》创作于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幅真实记录民众生存景象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作。《巴人汲水》的美术史意义在于其突出的现实性。多年以来，人们熟知的徐悲鸿经典国画巨作《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多以古代诗文传说题材入画，更多的是一种由古典题材而来、融合时代背景的巨作，至于其以雄狮、骏马、雄鹰等动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虽然有现实情怀在内，但基本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比兴”手法，画面意象的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而这次展出的《巴人汲水》与这些作品不同，它的题材、意象完全脱胎于现实生活，是徐悲鸿艺术写生创作的巅峰之作。
现实生活中的山城重庆，喝水是一大问题。当时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迁至现在的沙坪坝重庆大学任教，每日往返路途总会遇见“棒棒军”在山间肩挑百斤水的场景，随即在宿舍楼创作了《巴人汲水》。画面高300厘米，宽却只有62厘米，显得格外高耸，其悬挂起来的感觉与嘉陵江的百丈悬崖颇相一致，从而使其场景更显陡峭与惊险。画面将重庆人取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场景，描绘了男女老幼不同动作的7个人物。场景一是“舀水”，左下一男子癞痢头、肌肉健壮着黑色短裤，舀水动作非常熟练，右紧接男子动作的是一身着褴褛的赤足妇女，正把舀满的水提到岸边，一男一女形成了一个舀水的连贯动作。场景二为“让路”，由于重庆山路狭窄，一名白衣男子只能侧身在悬石上稍息，才能让身体弯成弓的另一男子通过。而画中的这个白衣男子，便是徐悲鸿本人。《巴人汲水》的第三场景为登高前行，3名挑水工爬完了艰险的陡梯，开始迈开大步急行。长卷用一条石阶把三个场景串联，为了突出江岸的高耸和陡峭，湖面留白，用江岸的岩石和层层的石阶贯通，拉大了第二个画面与第三个画面的距离。同时，又艺术性地在第二、三场景之间特别添加了一丛翠竹和几枝怒放的梅花，使画面的技法有较多的变化，构思、创意、技法等方面都充满了新意。
佳作自然免不了奇闻轶事。这幅画取材于他上下课的路边场景，画中还有徐悲鸿的身影。该画1938年在香港地区展出时，印度驻华公使极为喜欢，希望以重金购买，徐悲鸿不愿割爱，又连夜为公使重绘一幅。这幅“姊妹篇”2010年在北京拍出了1.71亿元的高价，刷新了当时中国绘画拍卖成交纪录。
每每回忆起那段山城岁月
徐悲鸿到底在怀念什么？
“报得经年凌云志，偷得浮生数载闲。”
现在回过头来看，4年的重庆石家花园生活，在徐悲鸿58年的生命中并不算太长。那么，每每回忆起那段山城岁月，他到底在怀念什么？关于这点，徐悲鸿没有作过解释，史料也没有太多记载。我们只能从他的人生轨迹和艺术道路出发，大胆地作出揣测。在艺术上，徐悲鸿的理想追求最让人注目的有三：一是在中西艺术之间不断寻求突破；二是在众多年轻的艺术生命中不断寻找优苗；三是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融合碰撞、艺术世界激烈辩论的语境中探究学理。今天看，或许可以说，其追求一生的此三点于一身的“理想国”，在重庆在石家花园，在中国美术学院得到了实现。
除了徐悲鸿在重庆的创作取得突破外，石家花园的日子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中国美术学院那自然、宽松的美术氛围。这所徐悲鸿以个人之力创建的学院，最好地实现贯彻了他的研究、创作与教育理念，给了他最大的自由来支持和提携符合其理念的艺术家与学生。他并不要求院内研究员全勤在岗，所以当时齐白石在北平搞“衰年变法”，张安志在广西推行美术教育，冯法祀长期随抗敌演出剧队在广西宣传抗日……这样的创作环境在当代艺术院校中亦是少见的。
徐悲鸿的一生有太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壮阔大事，为后辈留下了太多感动和可供回味的故事。也许，恰恰是因为他有太多的精彩，太多的坎坷，才令他忘不了这段闲暇、悠然的山城时光。此次展览，展出了一张1945年冬徐悲鸿与学生张安治等人在重庆石家花园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合影的旧照，左起为廖静文、徐悲鸿、张葳、周千秋、佚名、张安治、张苏予、宗其香等。不为尘务所累，专心创作探索，以己之愿践行美育理想……这张旧照，展示了石家花园里的徐悲鸿非常自在、安宁的状态。此外，他还在这里遇到了此生挚爱——廖静文。徐悲鸿在为重庆中国美术学院招聘图书资料员时，与廖静文相遇。在协助徐悲鸿创办中国美术学院的岁月里，廖静文对这位备尝艰辛苦难而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先生敬佩有加，由同情而生爱慕，几年中对他照顾有加。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二人终于携手而行结为伉俪。此次展出，还展出了一张1946年徐悲鸿与廖静文参加宗其香画展的合影照片。徐悲鸿很爱廖静文，他不止一次对她说：“我真正找到了我所爱的人！除了你，没有人能对我有这样真诚、坚定、纯洁、无私的爱情，我用什么来报答你？”为此，徐悲鸿不仅在许多画上题写“静文爱妻保存”，更是把十分珍爱且较为满意的部分作品，送给了廖静文。
佳人为伴，丹青傍身，培馨育美，世事拂尘……在重庆，徐悲鸿以至心、至性与最朴素、最本真的生活相遇。少年之路是贫苦的，留洋之旅是艰难的，抗战之道是悲愤的，南洋之行虽“春风得意”，但总无法兼顾创作、美育及研理。唯有这段时光，既有春水煎茶般温润，亦有松花酿酒般的清醇……
试问，如此闲情，怎能不让人心生眷念？
（作品图均来自徐悲鸿美术馆·重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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