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诞辰百年：他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汪曾祺（左）和沈从文1986年，广西，与贾平凹（右）、彭匈（左）散文全编藏书票
2020年3月5日，是现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汪曾祺是一位独具创作风格的作家，他在小说、散文、戏剧、文论等领域都拥有自己探索和创新的葱绿沃野、碧水蓝天。不论是清新恬淡的小说、从容优美的散文还是渗透着浓郁生活气息的美食小品文，多年来无不让众多“汪迷”追捧不已。
从上世纪80年代受到大众关注直至今日，汪曾祺始终未曾走出过读者视野，个中原因，很大程度是源于他有一颗人们钦羡的纯粹、赤诚、谐趣的文人之心。
从未离开“汪迷”们的视野
汪曾祺于192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少年时在西南联大求学，师从沈从文，他从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尤其是散文和短篇小说，因为文字中“天真隽永、自在风流”的传统中国味道，受到无数读者喜欢。1997年5月，汪曾祺去世。虽然去世已经20多年，但喜欢他的人却并未消减。
当前市面上收录汪曾祺作品最全的图书版本，当属2019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2卷精装版《汪曾祺全集》。记者了解到，这套定价不菲的精装版图书出版一年多以来一直热销，这也彰显了汪曾祺在读者中长久的独特魅力。《汪曾祺全集》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郭娟告诉记者，这套书定价1280元，共计12本400万字。体量如此之大的一套丛书首印6000套，很快便被期待已久的“汪迷”们抢购一空，随后又加印了两次，至今销售量已经达到11000册以上。虽然不能和单本畅销书相比，但是作为作家全集类精装高价图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委实难得。
郭娟透露，这套图书早在2011年前后就开始筹备出版，前后共历时8年。相较于1998年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该版增补了小说24篇，如《钓》《八宝辣酱》《锁匠之死》等；增补了散文100余篇，如《昆明的叫卖缘起》《烟与寂寞》《尊丑》等；还收录了汪曾祺的全部书信以及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等日常文书。因此，新版《汪曾祺全集》对“汪迷”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收藏价值。据了解，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这套图书的平装版，定价相比于精装版将有大幅优惠。
“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这是1989年出版散文集《蒲桥集》时，汪曾祺给自己的文字所写的评价。如今看来，其他读者和评论家对汪曾祺作品的评价都不如他自己这般精准和工巧。《汪曾祺谈吃》《人间草木》《汪曾祺小说经典》等书，多年来一直放置在现当代作家畅销图书的书架上，他笔下的人物如小英子、小锡匠，以及美食文中的高邮咸鸭蛋、杨花萝卜等也均成为广为人知的文学意象。
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汪曾祺研究学者杨早所说，在读者和“汪迷”们心目中，汪曾祺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啃不动的“面包”
一名图书编审曾说：“如果不是出于研究需要，很多作家的全集都没必要看，但《汪曾祺全集》是个例外。”这句话曾经引起过争论，有人认为这是通过踩别的作家来捧汪曾祺，不过很多读者和评论家觉得并非如此。
比起老师沈从文来，汪曾祺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但独树一帜。早在民国时期，汪曾祺就开始写散文和小说，但在上世纪40年代他的名气并不大，只能算一位风格独特的青年作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的小说《骑兵列传》《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先后发表，不仅引起严肃文学圈子的热议，也在民间掀起了汪曾祺热。这股热潮开端于上世纪80年代，火热于90年代，并蔓延至今。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些典型的汪氏句子，句句清新质朴却又通透悠长，大概就是学术界称之为“不一样的气质”的原因。汪曾祺研究学者杨早认为，把汪曾祺跟任何一个人放在一起比较，都会觉得汪曾祺是不一样的气质，而这个不一样的气质不在于经历或者写作方向，而是小说的写法。“汪曾祺的小说读完以后，读者内心可能有一点点喜欢，有一点点怅惘，很难说清那是什么东西。而恰恰这个东西影响你很久，甚至改变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样一种大象无形的写作是‘汪派’的精髓，而这个东西是没法学的。”杨早说。
如何理解汪曾祺作品的“不一样的气质”，事实上汪曾祺自己也曾经给出过答案。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说：“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也正因为这种独树一帜，以至于新时期以来相当数量的当代文学史出版时，在处理汪曾祺时无一例外都有一种“啃不动这块面包”的感觉，因为把他放在任何阵营和潮流里面都不太合适。比如乡土文学？寻根文学？市井小说还是诗化小说？似乎都可以，又似乎都不太妥当。
汪曾祺之子汪朗透露，父亲与家人关系都非常好，儿女们故意打趣他的作品时，他曾开玩笑地说：“你们可要对我好一点，以后我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不管被归类到哪一派别，汪曾祺终归进了文学史。
学者眼中的“多面”汪曾祺
早在汪曾祺生前，就有学者试图为其编一部《汪曾祺研究专集》，他却说，“我这人没什么研究头，不值得。我这是很真诚的，不希望有人去写研究我的书。”
尽管汪曾祺如是说，自他去世后20多年来，学术界对其研究者甚众，著作也颇丰。研究者从最初着重研究其小说的主旨题材和创作风格，到后期逐渐扩大研究面，散文和作家本人思想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们力图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从宏观角度对作品中的文化美学内涵加以分析，探究和考察汪曾祺创作中的文化意蕴和艺术品格。可以说，汪曾祺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在其诞辰百年之际，仍有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
“这套《汪曾祺全集》，本来应该有部长篇小说《汉武帝》的。”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不无遗憾地表示。在一篇谈到汪曾祺有关“汉武帝”的文章中，徐强认为，“汉武帝”题材是他深思熟虑并且经过周详准备的。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说过准备“写一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初稿”，并且做了大量详实的史学资料考证工作。在作于1992年2月的散文《猴年说命》中，他写道：“……困难很多。汉朝人的生活，饮食、居处、礼节跪拜……我都不清楚。汉武帝和邓通究竟是什么关系？……我都没有把握，但又不愿瞎编，因此长篇的计划很可能泡汤。”1996年，也就是汪曾祺去世前一年，友人探访时他透露，“写不成了……列着写作提纲的笔记本被烟烧了。”《汉武帝》终未成稿。
在多数读者心目中，通过作品了解的汪曾祺是个博雅、恬淡又充满生活情趣的文人，比如好吃，非常符合今天人们所说的“暖男”人设。然而，郭娟在编审《汪曾祺全集》时审读了他所有文字，发现在其晚年所创作的一部分文字不再温情脉脉，甚至辛辣犀利如鲁迅。“《郝有才趣事》《生前友好》《唐门三杰》《无缘无故的恨》等小说，几乎都是以‘文革’为背景，其中有些人物都像是阿Q或王胡们的异代子孙，他们盲从、自私、残忍、野蛮、颟顸。”郭娟说。在写于1993年的一篇杂感《老年的爱憎》中，汪曾祺检讨了自己的“闲适”，也梳理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通达”“恬淡”“忍”，甚至还大声疾呼：“一窝蜂悠闲不是什么好事！”
诞辰百年之际，一个越来越鲜活和清晰的汪曾祺出现在读者面前。（新时报记者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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