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身却羡沙头鹭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近读薛龙春先生《元明书法谈丛》，颇觉意趣纵横。一者，文章行云流水，绝无诘屈聱牙；二者，字里行间情感饱满，识见、情怀交相并举；三者，有趣故事信手拈来，令人莞尔、喷饭而又有所得。
我辈愚钝，无法对皇皇元明书法史有深刻的体会，却确确实实体会到了那些有趣故事的魅力。就说见与不见，在济南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在大明湖南、百花洲中建了个白雪楼，白雪楼独立水中，无桥相连，有客来访，若为达官显贵，则不见，若为文朋诗友，李则放出一叶扁舟，载人入楼。
《元明书法谈丛》多有记此“见与不见”的故事。
如元代浙江龙游人吾丘衍，多才多艺，能写诗，懂音律，还精通古器物款识的鉴定，是篆书与篆刻名家，却也是个性格旷放，有高士不仕之节的怪人。吾丘衍不轻易与人接触，有些令他讨厌的客人谒门造访，他从楼上遥遥地对着人说：“我已经出去一会儿了。”然后便自顾自地弹琴、吹箫，不再与人搭话。
元末浙江诸暨人杨维桢，“文章巨公”，诗文主盟东南，博学高才又相当自负，“铁崖自许贬谪仙人，又说前生小李身”，是说他自比于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李贺。杨维桢居松江小蓬台，很少下楼，还在门上贴了张告示：“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人们经常看到杨维桢披着鹤氅，戴着铁冠，坐在他的小蓬台上，客人来了，他既不请上楼，自己也不下来。好事者与他遥相高谈大噱，有人拿出核桃杯请他喝酒，喝得高兴了，他就取出铁笛，为人做长弄短，旁若无人。当时城中的富人听说了杨维桢的名声，纷纷载酒相过，就是为了一闻笛声。直到他去世百年之后，提到杨维桢的名字，松江仍是无人不知。
如此“不见”，是一介文人气度挺然，傲视官场的心性体现，读来自然令人畅快。但显而易见，“不见”的结果，也会导致“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书中一篇《倪瓒的洁癖》写到无锡富家子弟倪瓒，才华盖世，拔俗不谙世事。说有一次，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闻倪瓒大名，带着很多钱帛来请他画画，倪瓒生气地说，我可不做王门的画师，当面将张士信带来的绢撕裂，张士信自此怀恨在心。有一天张士信和一干文士泛舟太湖之上，嗅到旁边的小船上有
异香，急急去查看，果然是倪瓒。张士信遂大怒，欲杀倪瓒，诸文士赶紧出面解救，倪瓒才得免一死，但仍遭张士信鞭笞。
不过故事还没有完。在受刑时，倪瓒一声不吭。后来有人问他，你窘辱之时为何不出声，倪瓒得意地说，那时若出声，便俗了。
“见和不见”的故事这么多，我总觉有点“缺啥补啥”的意思。元明两代，政治上是宋代的大退步，专制的狼牙棒早已挥下。虽然后人常将“十等人”（所谓九儒十丐）当作蒙古法律所定，实于史无稽，且元朝专设儒户，蠲免其差役，基本保证了读书人的温饱，但儒生地位之明显沉降，确是事实。明代更是如此，《永乐大典》主持人解缙，少年得志，书法在永乐朝更是首屈一指。然而由于政治的倾轧，亦由于为人性格过于外露，解缙的仕途并不平坦。永乐五年（1407年）因立储事，解缙被外放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旋改交趾，督化州。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正好朱棣北征，于是拜谒太子，这给他带来了大麻烦。永乐九年（1411年）他因为这次拜谒以“无人臣礼”的罪名被捕下狱，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被锦衣卫灌醉后，埋雪而死，卒年仅四十七岁。
就是名满天下的赵孟頫，即便备受皇帝推崇，官至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也不过是“奏伎宫中”、点缀文治的角色。所谓“非世皇有公平大度之心，则无以网罗胜国之贤；非公有博雅渊深之学，则不能藻饰太平之美”。因而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赵孟頫终于得以外任济南路总管府同知，有机会暂时回到家乡嘉兴，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空有丹心依魏阙，又携十口过齐州。闲身却羡沙头鹭，飞去飞来百自由。”
读一本谈书法的书，说来说去却是文人爱自由的故事，实在是离题万里了。想来于古人而言，经史子集，经世致用才是大事，书法不过是实用之余的“雕虫小技”，唯经世之才不得展，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书法，或许是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精进自己，为生命留取的一条自由通道吧。
诚如赵孟頫《自警》一诗所言，“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赵孟頫写此诗是在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正是他大受优遇之时，“炙手可热心可寒”，那一年，人们在看到他的微笑时，不知道会不会注意到隐藏在那微笑之下的，绵延不绝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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