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支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辛亥革命之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提督府军事顾问”,年仅20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

在创刊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敬告广州青年》,这也表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跟陈独秀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如此回忆道:

谈起广东共产党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可是群报在创立当时,远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我们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和平山几个人便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当日办报纸的动机,并不在于营利,我于报业是有经验的,尤其在广州办报只有亏本,我们的动机也不在自我宣传,那时我们刚在学校毕业,只想本其所学,在学校教书,根本并没有政治欲。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

我这个人除非不干,一干便不会回头,无论成败,出版了再说,因此在千辛万苦之中,终于出版。主持群报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个人。以经验的关系,推我做总编辑,平山编新闻,植棠编副刊,这样便宣告出版。

《广东群报》出版之后,在广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成立,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一文中这么谈及:

仲甫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于是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但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摩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摩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于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苏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广州,使广州共产党,亦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士气大振。

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陈北李”的“南陈”!

那是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出现在广州大东酒店。当天夜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便赶到那里,跟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共叙师生之情……

陈独秀此行,并非路过广州,而是前来广州赴任。

那是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陈独秀,他终于离沪南下,到这里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在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原先便是准备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后来,章士钊、汪精卫从广州来沪,说校址设沪,不必去粤。西南大学没有办成,陈独秀在上海滞留了十个月。正是在这十个月中,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此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因久慕陈独秀大名,所以再三电邀陈独秀南下,自然也是为了装潢他的革命门面。陈独秀呢,也看中广州一片革命气氛。特别是在这年10月29日,陈炯明率粤军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也离沪赴粤,在那里重组军政府。这样,陈独秀决心离沪赴粤。

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了陈望道。

离沪那天——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胡适、高一涵打招呼:“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

不料,胡适见信,大为不悦。胡适本来就已不满于《新青年》向左转。陈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后,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去,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胡适终于“看不过,忍不住了”,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他致函李大钊、鲁迅说道,“《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胡适所说的“素不相识的人”,不言而喻,指的是陈望道。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了。陈望道仍把《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来编辑。

胡适与《新青年》分道扬镳了。

陈独秀来到广州之后,迁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二楼。他与斯托诺维奇、佩尔林见了面,决定坚决摒弃无政府主义者。那两位俄国人,这才终于找到了建党对象。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书记先是由陈独秀担任,后来改由谭平山担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斯托诺维奇、佩尔林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有党员九人,后来逐渐扩大。

另外,当陈独秀由上海经香港去广州时,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见。他们是香港政府“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小学教师李义宝。后来,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校李义宝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周佛海其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很快由国内发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出现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名成员。

施存统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闹得沸沸扬扬,无法立足,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在1920年6月20日前往日本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了日本小组。如他所回忆:“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

至于那位周佛海,是谜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却忽地变成中国国民党的要员,最后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显贵。

在本书序章中,曾写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杨淑慧帮助寻找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

这个谜一般的人物,当初究竟是怎样走入中国共产党阵营之中的呢?

下期看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向东伸入留日学生,向西则伸入留法学生。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亚于留日。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便有1500多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撒向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种子”是张申府。张申府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在法国发展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为夫妇。张申府又和刘清扬一起发展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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