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涨价风波里的贵州牛羊肉粉馆老板们

记者 | 赵孟

编辑 | 刘海川

“串通涨价！”

听到黔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下称黔西县市监局）执法人员说出这个词时，只有小学文化的高连红愣了一下。

“啥叫‘串通涨价’？”她本能地冒出一句话。

执法人员可能没听见，继续让她在被打印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辨认哪些是她说过的话。事后她对界面新闻回忆，这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要是他们不过来，我这辈子都不知道。”

半个多月前，一场涨价风波让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的牛羊肉粉馆陷入舆论漩涡，金沙黑山羊肉粉经营者高连红和谢家永鸿牛肉馆经营者冯东萌，作为“串通涨价，操纵市场价格”的负面典型，被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约谈，并登上电视台公开道歉，成了这个小城的新闻人物。

现在，牛羊肉粉价格已恢复到原来的价位，涉事店铺仍在正常营业，涨价风波看似平息了。但对黔西县400多家牛羊肉粉经营者来说，缠绕在他们心里的困惑并未解开。比如，“究竟如何界定‘串通涨价’？”

而更大的忧虑仍被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面对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店主们面临两难：今后售出的牛羊肉粉是水涨船高，还是直接关门？

一

黄连红没想到自己以这样的方式“出名”。

近十多天来她一直失眠，双眼通红。遇到客人进来，她又迅速恢复笑容。在这个简易板材搭建的临时餐馆里，黄连红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

丈夫李建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一言不发地在厨房炒菜，罹患脑疾的儿子在黄连红的指示下，机械地收碗、摘菜。一年365天，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一家三口如是往复。

搅动平静的是涨价风波。

2019年10月8日中午。高连红在后厨一边切菜，一边招呼前来吃饭的客人。她和丈夫经营的这家“金沙黑山羊肉粉”，位于黔西县临时汽车站旁，但往来吃饭的多是附近的工人。中午往往正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

这时，三四个身着蓝色制服的人出现在门口，高连红赶忙从后厨走到前厅。她发现有几个扛着摄像机的人随行，“他们进门就对着我们拍。”以前，餐馆偶尔也有市场或卫生部门人员来检查，但都只来一两个人。眼前的情形让高连红觉感到诧异。

执法人员在店里转了几圈，拿出一叠打印好的微信聊天记录给她看，指着上面的内容问：“这个是不是你？”高连红看到自己的微信名后，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他们是来了解涨价的事，”高连红对界面新闻回忆说。2019年初，黔西县的牛羊肉粉刚经历过一次涨价，从之前的小碗8元、大碗9元，涨到小碗9元、大碗10元。不久前，又有人在微信群提议涨价，想到到这一年来肉价飞涨，高连红也跟着吆喝了几句，但她自己的店并没有涨。

9月20日前后，一个名叫龙为芝的女人来到店里推销净水器，但做了半天广告仍未说服高连红，最后只能留下她的手机号悻悻离去。不久，龙为芝添加了高连红的微信，并将她拉到一个名叫“无公害种植基地”的微信群里。群里人黄连红一个都不认识。她后来才知道，龙为芝过去做青菜批发生意，群里都是他的客户。

差不多同时，谢家永鸿牛肉馆经营者冯东萌也被龙为芝拉进了这个群。“我不懂那些，也不晓得咋样就被拉进去了。”他说。

群里基本都是黔西开店的小商户，每个人都备注了自己的店铺名称，从这些名字来看，不少是开牛羊肉粉馆的。作为当地人最常吃的早餐，黔西全县登记在册的牛羊肉粉馆有400多家，可能是这个县城最多的一类店铺。

一位早期进群的人士说，此群大约有两三年历史，群主过去经常会分享一些青菜的信息，因为群里的牛羊肉粉经营者比较多，而牛羊肉粉都需要酸菜作为配菜，大家交流最多的哪里有便宜的青菜，偶尔也会聊到其他物价的起落。今年以来，猪肉领涨肉类价格，群里自然会讨论牛羊肉涨价，以及生意难做等话题。

9月25日前后，有人提到最近牛羊肉进价又上涨了，建议将牛羊肉粉的价格涨上去。现在复盘，已很难认定最先提议涨价的人是谁，但冯东萌和高连红被执法部门认定为群里“异常活跃”的人。

这次涨价前，当地的牛羊肉粉小碗9元，大碗10元，加肉则再加5元。新的定价到底涨多少，商户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他们普遍同意将小碗提到10元，但大碗定价11元还是12元，分歧较大。此外，对于素粉和加肉的价格，也各有看法。

有人提到，贵阳许多地方都涨到了大碗12元，黔西距离贵阳较近，也应该与贵阳保持一致。高连红表示赞同，“我觉得的大碗还是要涨到12，其他地方都是这么卖的……”她在群里回复。

最后由冯东萌发出的一条信息敲定：“各位老板，经大家商议，大多数同志建议，大碗现在改成11元一碗，请大家一致。”

许多人跟着附和，有人提议：“大家把价目表统一贴好，一号统一涨价，我们这边晚上都开始涨了。”还有人说：“要涨就一下涨上去，你要想以后涨个价，也不晓得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管它的，涨了再说 。”

为了表达涨价的决心，有人还将重新制作的价目表发到群里。“该涨价了，要涨就大家一起涨。”“对，就要大家统一价格，客人就无话可说。”人们说。

如果顾客问起涨价理由如何作答？冯东萌建议统一口径：“牛腩43元一斤，牛肉45元一斤，大家一致，如果有不同意见，大家商量商量。”

二

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高连红心里清楚，自己只在群里“跟着吆喝了几句”。现实中，她的羊肉粉馆并没有涨价。

但她觉得“有些丢人”。“要罚款喽，要吊销营业执照喽。”闻讯凑热闹的人群窃窃私语。在这农村妇女看来，被穿制服的人找上门，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

约定集体涨价前的9月29日，有群友把一张黔西县市监局发出的“餐饮行业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发到群里。

“告诫书”载明，该局“接到群众反映部分早餐店相约集体涨价，引起市民和媒体的关注，对此政府高度重视，”并“慎重提醒告诫”，“任何餐饮行业协会或个人，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相互串通，联合定价，不得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操纵市场价格。”落款时间为9月29日。

黔西县市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瞿姓执法人员告诉界面新闻，该局在牛羊肉粉馆经营者涨价前就得到线索，“只是觉得有串通涨价的苗头，但没有掌握证据”，既不能做出行政处罚，也不能曝光，只能事先印制“告诫书”，送达城区的餐饮店铺，“基本都覆盖到了”。

虽然对告诫书上的内容不甚明了，但高连红还是意识到，这是提醒商家不能涨价。她想到11年前的一件事：2008年，她在贵州六盘水卖羊肉粉，当年适逢经济形势下行，隔壁一家包子店将每个包子的价格提高了5分钱，最后被罚款7000元。

当时，她的小本生意每月还赚不到7000元，这件事让她收获的经验是，“一定要听政府的，千万不能被罚款。”六盘水的生意渐渐萧条，后来父亲生病，她便将羊肉馆关门了。

和大多数牛养肉粉馆一样，高连红的这家羊肉馆也是“夫妻店”，生意好店铺的最多再雇佣三四个人。他们多数来贵州农村，一个店铺就是整个家庭的依赖，涨价风波带来的冲击，可能是他们平生遭遇的最大动荡。

第二次创业之前，高连红和丈夫的生活与中国千千万农村夫妻没有两样——丈夫终年飘在天南海北，去广西埋电缆，去过新疆架桥，去罗甸做焊工……高连红则在家种了三十多亩高粱，一个人翻地，播种，收割，再卖掉换回两万多元的收入。

丈夫打工的收入并不稳定，埋电缆时的老板跑路，工资分文未取；到罗甸那次又遭遇车祸，腿被缝了13针。高连红在家也不轻松，遇到收成好的季节，她经常白天将高粱收回来，还要通宵用机器将其脱粒，不然就无处堆放。天刚亮，又继续奔赴田地里。

她还要照顾三个孩子的饮食起居。老大出生后不久中风，因为治疗不当，落下了脑疾，这成了她终身的遗憾；两个女儿都还年幼，她深怕再遭不测，时刻提醒吊胆。而这些苦楚，他无法告诉常年在外的丈夫。

同为“负面典型”的冯东萌，与高连红一样来自农村。1968年出生的他又11个兄弟姐妹，让务农的父母不堪重负，冯东萌仅仅读了3年书。经营牛肉粉前，他是一名客车司机，十多年固定坐姿的工作，让他越来越不堪忍受腰椎和颈椎疼痛的折磨。

2014年，冯东萌拜了黔西有名的谢家牛肉馆一位师父，获准利用谢家招牌在文化路开一家牛肉馆。起初，店里只有他和妻子终日忙碌，生意渐渐理顺后，他们雇了三四个小工。

高连红和丈夫也决定结束分离状态。2017年底，他们从上家房东手中，接下了这个60多平米的铺子。除了卖羊肉粉，中午还卖10元一份的快餐，这比黔西其他快餐便宜两元钱，而且“管吃饱”。

他们腾不出钱请小工，便让有脑疾的儿子来帮忙，一家三口靠着诚实和勤劳，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的农民工食客。高连红说他想留住这些顾客，加上对“告诫书”的担忧，她和丈夫决定不涨价。

但冯东萌还是如约在10月1日，和其他几十家牛羊肉粉馆，将价目表换新了。他向界面新闻解释，虽然执法人员事先送来了“告诫书”，但当天他没有在店里，“在的话肯定不会涨。”

三

当牛羊肉粉馆经营者们提价后，黔西县市监局的执法人员已在低调展开工作。就在这期间，有人就将涨价线索反映到电视台，并引来了记者。

前述执法人员对界面新闻说，发出“告诫书”后，他们又从黔西县贴吧上留意到一张聊天截图，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现“串通涨价”的证据。因为涉及个人隐私，黔西县市监局立马联系了县公安局，对网络记录展开进一步调查，以坐实证据。

“十一”假期刚结束，黔西县市监局价格监督与反垄断股和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人员，就找到了高连红和冯东萌，并对县里其他牛羊肉馆进行排查。

高连红把手机交给执法人员查验，又极力向他们解释，自己仅仅是跟着群里的人叫嚷了几句，远不是说话最多的人；她还向执法人员算了成本账，光租金每年都要76000元，电费一个月还800多元，而羊肉从年初的每斤33元，涨到了现在的50元，甚至辣椒的价格也翻了一倍……更关键的信息是，她的羊肉馆并没有涨价。

她指着墙上的价目表，告诉执法人员这仍是年初贴上去的，透明胶几已起褶皱了。但执法人员告诉她，“你们这个本来属于市场自主定价，但是你在群里的言论有串通涨价的嫌疑，你晓得不？”高连红不停点头，“我晓得我晓得。”

其实她心里犯嘀咕，“在群里跟着喊了几句，咋就是串通涨价了？”并且，现实中她的羊肉馆并未提价。后来她才明白，“说我这个地方靠近车站，影响很不好。”

被执法人员询问后，她又把同样的话，对着镜头跟一起来的记者说了一遍。但在播出的节目中，成本上涨的大部分内容不见了，仅保留了她道歉的镜头。高连红很不解，“为啥不全部播出来呢？”

相比高连红，已经换上新价目表的冯东萌“情节更严重”。他手里搓着一张餐巾纸，紧张地看着对面比他年轻几十岁的执法人员。

冯东萌涨红着脸，向执法人员解释牛肉价格，“今年初才25元（一斤），现在都涨到32、33元（一斤）了。”但这并非调查的重点，对方告诉他，他在微信群的言论涉嫌“串通涨价”，先对他做实地调查，后期让他配合到局里接受进一步调查。

面对镜头道歉时，冯东萌眼里带着哀求，声音也有些颤抖，“我书读得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搞不清楚违法不违法。”执法人员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跑去打印店，重新制作了一份涨价前的价目表，迅速将那张8天前贴上去的价目表覆盖。

这天夜里，高连红通宵未眠，她琢磨着执法人员的话，似乎事情并未结束，担忧将面临何种处罚，“只要不罚款就好。”

四

10月9日，毕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又来到黔西县调查，高连红和冯东萌将前一天的话，再次重复了一遍。

10月10日晚，贵阳一家电视台播出了黔西牛羊肉粉涨价的消息，除了一些暗访镜头，高连红和冯东萌作为“负面典型”被重点提及。在经过剪辑的画面中，他们看起来忐忑不安，面带窘态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对原材料价格的解释甚少涉及。

“出名”之后，高连红每天都要接到很多亲人的电话，她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只是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但对方总是将信将疑，“以为我们犯了多大的事呢”。冯东萌也感到不自在，在这个县城生活了大半辈子，一夜之间竟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连孩子都从贵阳打电话回来骂他。

虽然生意并没有受太多影响，但名声的损毁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前来吃饭的客人不免指指点点，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为了避免记者们的打扰，冯东萌连续几天把手机关机，除了早餐忙碌时来店里照看半晌，其余时间都躲在家里睡觉。

情绪低落的时候，高连红甚至想到了关门作罢，可是她又想到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那是她的全部希望，“我不求她们长大给我多少回报，只要她们不像我这样吃苦就好了”。

电视节目将这座县城的牛羊肉分馆推到了风口浪尖。在黔西贴吧里，网友们幸灾乐祸，骂他们是“无奸不商”，“这帮人终于糟了”，但似乎没人讨论他们对成本上涨的解释。随后几天，市监部门对城区牛羊肉分馆逐个排查，所有涨价的店铺都已经恢复到原价。

小店主们小心翼翼地烫好每一碗粉，对客人有求必应。过去，有些客人会浪费泡菜和辣椒，服务员难免抱怨几句，如今也只能听之任之。“谁晓得哪个人又去举报了。”一位牛肉馆经营者感到害怕，“说不定他们就是来暗访的记者，或者便衣（执法人员）。”

一夜之间，价格成了这个群体的禁忌，不管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再也无人敢谈论涨价的事。此前在群里活跃的商户，都默默退出了群。群主龙为芝也被警方询问，“我是群主，他们就拿我手机去翻了一些记录。”她说。

冯东萌说，他的餐馆已经连续亏损两个月，每月仅小工的工资都要一万多元，但他表示自己不敢再轻易涨价。高红连的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基本上收的钱都出去了，最近都是这样循环。”丈夫李建说。

那个困惑依然盘踞在牛羊肉馆经营者心里。“如果成本一直这样涨下去，我们到底还能不能涨？”一位羊肉馆经营者纳闷，“要么我们就关门，可不可以？”

五

10月11日，毕节市市监局对此次涨价行为作出处置结果，认定高连红和冯东萌在“微信群内发表涨价言论串通涨价的行为属实，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但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并认识到自身错误，自愿承诺恢复价格，主动消除影响，并公开致歉，依照《行政处罚法》有关“不予行政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两户经营者作出行政告诫。

处置结果中未提及群里讨论涨价的其他人。

当天，执法人员向他们告知了处置决定，并要求他们将一份“公开声明”张贴在店里，并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声明中，他们承认自己在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经“批评教育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深刻认识到错误”，并表示对牛羊肉粉“维持原价”，“积极支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价格政策措施。”

高连红不情愿将“丑事”分享到朋友圈，但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她退一步想，“至少没有罚款”，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但在网络世界中，有关“黔西限制牛肉粉涨价”的话题上了微博热搜，观点泾渭分明。支持者认为执法部门出手及时，成功遏制了民生商品上涨；反对者则认为政府过渡干预市场，并且“捏软柿子”，“房价你们怎么不去管？”

黔西县市监局显然注意到批评的声音。时隔半月面对界面新闻记者，该局价格监督与反垄断股股长何流一再澄清，此次作出的处置并非针对“涨价”，而是“串通涨价这个违法行为”。他强调，“市场经济环境下，可以根据成本、竞争形成价格，不是说不能涨价。”但不能通过微信或私下联络，串通涨价是被禁止的。

可如何界定“串通涨价”呢？私下谈论价格是否也涉嫌违法？“你可以自己涨价，但是在微信或者私下跟人商量都不行。”何流强调。

他还解释，县级市监局无权对“串通涨价”作出认定，此次涨价风波引起重视后，他们将调查结果逐级上报，最后由省级市监局作出认定，再由市级市监局作出处置意见。

该局刑侦综合执法大队瞿姓执法人员也对批评感到委屈，他认为媒体对此次处置结果存在误读，“说我们在干预市场定价，但《价格法》明确规定不能‘串通涨价’”。

他一边解释，一边打开电脑检索《价格法》，向记者介绍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监部门正是根据这一条，对冯东萌和黄连红作出了处置。

他还对最近各类成本上涨表示理解，认为经营者自己有权利决定商品定价，“哪怕你定价100元，能卖出去我们也不管。”但是，串通涨价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全行业都涨价后，消费者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从而造成市场被垄断局面。

近期，伴随着各类物价上涨，贵阳、安顺、遵义等地的牛羊肉粉也上调价格，但有些地方并未作出限价处理。他认为，这是因为执法部门没有掌握“串通涨价”等违法证据，“只要不是‘串通涨价’，市场的问题还是交给市场解决。”

之后这些店是否还会涨价？

“根本不存在这个的问题。”他说。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高连红、李建和冯东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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