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界在桂林文化城的爱国救亡运动

1942年11月，道安法师(左)与赴重庆主持护国息灾会时应邀转道桂林弘法的虚云老和尚在桂林月牙山丛桂楼前合影。（凌世君供图）

从1940年秋到1942年，《狮子吼月刊》共出版14期，每期印数达两千多份，极大地鼓舞了桂林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图为《狮子吼月刊》刊影。（凌世君供图）

巨赞法师(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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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桂林的佛教界人士成立广西佛教会，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呼声，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佛家弟子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口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创办了有较大影响力的刊物———《狮子吼月刊》，著名人士如田汉、夏衍、暮笳法师等均为此刊撰稿。桂林佛教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巨赞法师这一关键人物，周恩来曾赞扬他是“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典范。在桂林期间，巨赞法师笔耕不辍，积极与进步人士往来，书写了一段爱国爱教的佳话。

□本报记者胡晓诗

广西佛教会成立，高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千百年来，桂林佛教活动频繁，却又几度浮沉。到了20世纪20年代，广西当局明令禁佛，使得佛教活动几乎减少到历史的最低点。“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也激起了佛门弟子救国护教的热情。一直深居清净之地的他们，于1939年4月在省城桂林成立了中国佛教会广西省佛教会。其《成立宣言》宣称，“今者全国抗战正在开始，吾人正宜趁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领导全省佛教徒，站立第一条战线上，一现我佛威德。”这是广西佛教界向日本侵略者发出的正式宣言，也是当时广西佛教会300多名僧侣居士的救国心声。

1939年5月19日，广西佛教会邀请从印度归国的印度国际大学教授兼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为桂林佛教徒讲学，主题为《大乘佛教要义》。他着重指出世人对佛教存在的误解，如认为凡出家念佛就等同于脱离红尘、与世隔绝，不问人间是非，这是一种主张“逃世”、不爱国家的消极思想。谭先生说，这是世俗对佛教教义的极大误解，也是佛教弟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大障碍。其实，佛教历来倡导普度众生、救世救人，批判洁身自保的消极逃世。佛教徒也是由衷的爱国主义者，一贯主张把上报国恩放在教义的首位，因为“无国就无法卫道”。中国佛教会会长敬安禅师说，“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更表达了佛门弟子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

1939年5月20—21日，广西佛教会还与桂林政界学界联系，请谭云山先后到省政府、广西大学、桂林两江师范演讲“中印两大民族合作及民族复兴”等话题，阐明中印两大民族团结合作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受到了听众的欢迎。

1939年6月以后，广西佛教会开始发起和建立各县佛教会，成立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教会多次募集救国公债，发动寒衣募捐救济难民，参与滑翔机捐献，为前方将士募集棉衣，到医院慰问伤兵，开展端茶送水、代写书信等服务。每月十五日应例主持超度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的法事。此外还进行自我教育，每天早晨讲课两小时，每周五下午学习哲学两小时，并结合抗战形势，提高思想认识。

广西佛教会成立以来，虚云法师、太虚大师等国内著名高僧都曾来桂林讲经，受到桂林佛教界和一些政党要人的欢迎。据统计，1942年，桂林佛教徒由原来的300多人发展到1472人。李济深、黄昆山、张心仁、申甫天、胡蝶等政要、名流均在桂林皈依佛门。

广西佛教会的成员深知，创办专业刊物对一个教会扩大影响、宣传教义、动员佛教界参加抗战、开展学术交流以及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39年6月，即广西佛教会正式成立两个月后，经有关部门批准，《狮子吼佛学月刊》第一卷第一、二期合刊正式出版发行。这期刊物表明了新佛教运动的基本立场旨在追求抗日救亡的大方向，是其可贵之处。但当时作者队伍尚未形成，创刊号的内容大部分是总编辑万武(万安石)一人的讲话稿和笔记摘录，学术性不强，此后没有继续出版。

发行抗日救亡刊物，丰富桂林文化城内涵

桂林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因为当时政治相对宽松，交通比较便利，一大批文人志士涌入桂林，成了战火硝烟中的文化绿洲。不同政治背景、社会阶层的人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其中就包括爱国宗教界人士。他们爱国爱教的身影，在桂林文化城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耀眼的一页。

1940年初，广西佛教会开始与湖南南岳佛教学院和南岳佛教救难协会的进步僧侣取得联系，并共同商定在桂林以广西佛教会的名义重新筹办一本刊物。这年秋天，新佛教运动理论家巨赞法师来到桂林，经过他与广西佛教会会长道安法师等人的奔走疏通，新的《狮子吼月刊》于1940年12月15日创刊发行。

为何取名“狮子吼”，巨赞法师说：“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一吼，百邪皆惊。在抗日紧要关头，我们要团结佛教界统一认识，共同抗日、一致对外，要学狮子，灭妖镇邪。”

在《狮子吼月刊》的创刊词中引用了广西佛教会会长道安法师的话：“时代不允许我们做桃源之民。祖国在腥风血雨里面，袱着憔悴沉痛地向我们呼唤，要我们在动荡的大时代下，来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这些龙华会上称海会的一群，该挣点儿气吧！不要给人做酒余饭后的呻吟材料，说是‘千年睡狮呼不起’！”

这本刊物以配合抗战的需要，“宣扬至理、作精神之动员”“有补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为宗旨，设有新佛教运动通讯、社中座谈、各宗要典研究、现代佛学史料、通俗佛学讲座等栏目，以及“烽火照耀下的佛教姿态”“抗战以来佛教运动”“新佛教运动检讨”等特辑。曾发表夏衍《对日本人要作狮子吼》、田汉《关于新佛教运动》、张志让《行抗战之正业，登人类之涅槃》、一空《革命、人生、佛教》等文章，太虚、弘一、暮笳、欧阳予倩、宋云彬等著名人士也为该刊撰稿。著名画家尹瘦石除了撰稿外，还参与设计了书刊封面。

由于巨赞法师的主持和桂林广大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狮子吼》的声势愈加高涨。著名高僧虚云法师曾题诗赞扬《狮子吼》说：“五夜阵风狮子吼，四邻鞭爆海潮音。大声沸涌新年瑞，交织人天祝瑞心。”虚云法师把《狮子吼》与著名刊物《海潮音》这一近代历时最长、影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佛教期刊相提并论，说明他对《狮子吼》的评价之高。

《狮子吼月刊》发行全国。收藏抗战时期《狮子吼月刊》的大型图书馆有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湖南省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图书馆。

从1940年秋到1942年，《狮子吼月刊》共出版14期，每期印数达两千多份，极大地鼓舞了桂林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高僧在桂林留下活跃身影

桂林佛教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巨赞法师这个关键人物。

巨赞法师(1908—1984年)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江苏江阴人。他精研三藏，学贯中西，一生追求民主，拥护革命，热爱祖国，立志佛教改革，备受人们推崇。

1927年，巨赞从江阴县立师范毕业进入上海大学就读，从那时起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返乡，任金童小学校长，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因领导中小学教师罢课游行，遭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通缉，逃亡到杭州，匿居在西湖边的灵隐寺。这段时间，巨赞接触到佛教，阅读经典，萌生了出家念头。1931年，经太虚法师介绍，巨赞在杭州灵隐寺从却非法师剃度出家，法名传戒，后改名巨赞，同年受戒于南京宝华山。此后，他进一步深入经藏，研究法相唯识、天台教观、华严义理四论、禅宗等，曾阅读佛经7000余卷，写下了百万字的读经笔记。

1938年，巨赞法师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邀请，前往该社讲学。当时田汉也在南岳。因为抗日的共同方向，两人交往日益密切。经田汉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在南岳担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务长的叶剑英。对爱国僧人参加抗日，叶剑英表示欢迎，并建议巨赞法师将其筹建的南岳佛教抗战协会改为救难协会。1939年春，巨赞见到了特地来南岳给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周恩来。见到巨赞法师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周恩来连声称赞，并当场挥毫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在1939年5月7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叶剑英做了主题为《普度众生再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使巨赞法师和佛教界人士大受鼓舞。叶剑英此次发言的新闻报道刊登在1939年5月29日的桂林《救亡日报》上。

在叶剑英的策动下，巨赞法师把广大僧尼组织成佛教青年服务团，在长沙街头开展演说、贴标语、散发传单等各种救国活动，长沙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和尚兵”。由于这一组织是叶剑英策动，且巨赞法师与徐特立来往频繁，巨赞受到了长沙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加上1939年9月日军猛攻湘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轰轰烈烈的佛教青年服务团不得不忍痛解散，巨赞法师带领部分团员前往进步文化人士集结的桂林。

1940年，巨赞法师抵达桂林后住在月牙山寺庙，并担任广西省佛教协会秘书。巨赞法师的高尚品德和博学多能，深得李济深、李任仁、柳亚子等人的推崇，并得到桂林各界的好评，被誉为新佛教的领袖。在桂林进步文化界的帮助与支持下，巨赞法师一人承担起了《狮子吼月刊》的组稿、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此外，他还在广大读者中发展了一批通讯员，开辟“新佛教运动通讯网”栏目，交流全国各地新佛教运动和救亡活动情况，推动运动的开展。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与巨赞法师交往密切，也很关心此刊。郭沫若五十岁诞辰时，巨赞法师在桂林给郭沫若写了“边关未复生民瘁，何惜萧萧两鬓华”等诗句，表达了他忧国忧民、为国献身的愿望。

在桂林期间，巨赞法师经常与进步人士往来。据端木蕻良回忆，“巨赞经常请我和我熟悉的一些朋友到月牙山吃有名的‘沙锅豆腐’。每次都是他请客。当时他在译释经文，所以有收入。”“他经常约请的，不外是柳亚子、尹瘦石、田汉、陈迩东、王羽仪、王小涵、朱荫龙等常见的朋友。”

巨赞法师经常参与桂林负有盛名的爱国诗社“漓江雅集”。他还用如是斋主、缁哉、万均、育之、毓之、周行、鉴安等二三十个笔名，经常为《广西日报》《大公报》《救亡日报》《小春秋》等报刊撰稿。在桂林的工作紧张忙碌，此时在澳门主编《觉讯》的竺摩法师还不断向巨赞索稿，不便推辞的他在百忙中为该刊写下了《瑜伽真实义品述记》《如是斋启录》《奔走呼号一整年》等好几篇文章。

1941年，巨赞法师撰写了约二十万字的《新佛教概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万仲文为该书作序。书中提出要排除佛教中封建迷信的毒素，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必须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大乘教理，弃伪扬真，澄清思想；要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以之实践理论；要改革僧伽制度、僧伽教育；要加强寺庙的管理和整顿，保管和整理经典、文物；要恢复释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教的优良传统，体现“生产化”“学术化”的宗旨。他在书中提出的这些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被法师本人运用到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建设活动中。

1942年，巨赞法师离开桂林，辗转桂平、北流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和佛教改革的活动。1949年开国大典上，巨赞是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僧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筹建中国佛教协会，并一直担任副会长，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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