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剧社创建人李文钊
李文钊与爱女李美美
新中国剧社(帝苑酒店对面)
□李美美文/供图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吃饭都成问题，而李文钊卖掉房屋，卖掉妻子的金手镯……可以说，没有李文钊就没有新中国剧社
1991年10月26日，新中国剧社成立50周年纪念会在桂林漓江剧院隆重召开。我受邀与会，会务组朱袭文引领我一同前往。
到会后，杜宣社长立即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新中国剧社创始人李文钊之女李美美(曾用名李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吃饭都成问题，而李文钊卖掉房屋，卖掉妻子的金手镯，完成了社团登记手续。没有李文钊就没有新中国剧社……”许多同志都非常亲切地争着和我握手问候，其情景令我终身难忘。杜宣社长还送我《驼铃声声》一书，此书记述了新中国剧社的艰苦战斗历程。在会场，忽然传来一声你好，我转过身去，他介绍：“我叫巴鸿，忆当年首演《大地回春》后没有饭吃，我们就冲你父亲喊口号，当时我们年轻不懂事，对不起你父亲。”50年后一句肺腑之言，使我百感交集，潸然泪下，至今不能忘怀。我父亲创业艰辛，守业更难，他如何走出困境？他的一切我都想探究。
1937年7月7日后，第五路军总政训处成立了国防艺术社(简称国艺社)，隶属该部管辖。
李文钊带领全团进行抗战活动和文化救亡运动，在宣传动员抗战、团结抗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过积极而特殊的作用。当时桂林的艺术团体不多，国艺社实际肩负起了抗战救亡宣传的大梁。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活动，必有国艺社的参与和组织。它迅速成为桂林文化城形成前后一支重要的艺术骨干力量，在广西和西南乃至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被誉为八路军以外任何军队所看不到的“艺术突出队”，它里面集合着具有火一样救亡热情与铁一样杀敌意志的艺术工作人员。桂林《救亡日报》也在有关报道中热情称赞国艺社在“社长李文钊领导之下，历来工作甚为努力，并颇得社会人士赞赏”。
广西当局早就对李文钊主持的国艺社不满了。它是官办的，却不按官方意图办，而大搞进步活动。但对李文钊(是李宗仁的表弟)本人终究还有所顾忌，先是找借口削弱限制他的权力，然后采取对国艺社改组，1940年初免去他社长的职务，调到第五路军总政治部任设计委员、第五路军总参议等闲职，实际上是让他靠边站。离开了用艺术武器参加抗战的集体，李文钊十分失意。他认为“在目前救亡宣传工作中，戏剧占着一个最主要的地位”。但李文钊是一位闲不住的人，热心于抗战戏剧事业，官办的条件没有了，就自己创造条件搞戏剧。他独立自主地来办民营职业剧团，以继续他在国艺社鼓呼抗敌救亡的未竟事业。
1941年初，李文钊约了几位要好的朋友，对方答应出资支持办剧团，他凭借自己与政界多年交往的特殊关系，很快就办好了社团登记手续，定名为“新中国剧社”，但因无合适人手，剧团的班组一时组建不起来。
这时，正值皖南事变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处于低潮，风和日丽的桂林刹那间变得一片肃杀之气。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销，生活书店被封，《救亡日报》被迫停刊，许多文化界的著名战士纷纷撤去香港和抗日根据地。本来比较宁静的艺术馆，在这股逆流下，立即也变得阴风四起。当时受到戏剧部排挤的进步戏剧工作者杜宣、许秉铎、姚平、岳勋列、兰馥心等同志，无法再工作下去，想另谋出路。同年5月，李文钊找到杜宣，要求与他合作，并委托他联络演剧力量，全力支持和发展新中国剧社。杜宣对李文钊的来访很感兴趣，认为是大好机会。杜宣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需要请示。他立刻向文化工作组组长邵奎麟作了汇报，邵奎麟让杜宣去请示李亚群，李亚群立刻派出交通员，专程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不久，杜宣就得到通知，南方局同意成立新中国剧社。杜宣把这好消息告知李文钊。杜宣又立刻坐车到湖南，找到在南岳菩提园从事写作的田汉，又到广东坪石找到洪深，把李文钊准备创办一个“新中国剧社”和南方局的决定告诉了他们，田汉很高兴，说有了自己的剧社，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还表示，新中国剧社一定要搞成，要搞好，并和杜宣拟定了一个剧社班子名单，洪深也表示极力支持，并同意每年寒暑假来桂林帮剧社导戏。
1941年7月的一天，李文钊租了一条有篷的木船，约请杜宣、许秉铎、严恭、杨震等，荡漾于漓江之上，伏波山下，双方进行最后一次商讨合作“新中国剧社”事宜，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达成了以下共识：一、剧社性质：民间职业剧社，和官方机构无任何瓜葛；二、剧社的组织：社长负责制。由李文钊先生任社长；三、剧社的经济：由社长负责一次筹集开办经费及首次公演经费。经常开支来自演出收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四、社员的待遇：实行三级工资制，根据每一社员的业务水平予以核定。社长和社员应签订合同；五、剧社的名称：因“新中国剧社”已在官方机关注册登记，不能更改，大家一致同意就用这个名称。
筹建新中国剧社的事决定后，李文钊和杜宣分别去落实筹备成立和举行首演的问题。李文钊立即邀请愿意投资的朋友姜斌、钱觉非、冯济华、白泽生、秦俊、王立文、王坪、赵善安在乐群社聚会，落实、商量投资筹建新中国剧社事宜。李文钊为了让投资者们对剧组人员的艺术水平放心，逐一介绍了洪深先生是大戏家，名气和田汉先生差不多一样大；严恭、汪讯、瞿白音、石联星、朱琳、周伟都毕业于戏剧专业学校，既能编、又能导；其他演员都来自抗敌演剧队，有丰富的演出经验，尽可放心。这8位投资者也讲了实话，他们说生意人讲究实惠，大家是朋友给你投了资，先别说利润，至少不要亏本才行。但有一条要求，一旦剧社有了收入，就立刻让他们收回投资。筹款的事终于定下来了。
李文钊在福隆街租了一栋有三间房的小木楼作为社址，将楼下大的开间收拾成排练场，楼上两小间收拾成男女宿舍，杜宣与许秉铎、石联星、严恭、张友良、徐光珍、岳勋列、姚平、孙捷，加上来自演艺队的韦布、蔡子、王季平、费克、曺珉、杨震、蒋柯夫、樊庚稣、赵直等共20余人，于9月初住进了社址。
9月12日，新中国剧社发起人在乐群社草地开会，以筹集资金，会上推举李文钊担任会长，并登报向社会公开。选定陈白尘的《大地回春》作首演剧本。这时田汉已到桂林，他看了剧本，认为必须修改才能配合抗战。
孕育了近半年的新中国剧社终于诞生了。同年10月5日，新中国剧社在三明戏院举行成立大会，大部分剧社成员赶排《大地回春》和舞台制作，没有出席。定于10月10日第一次亮相公演陈白尘的《大地回春》五幕话剧，公演四场。社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排练。然而投资人出现状况，当初答应出资的朋友看到目前正在抗战时期的艰苦阶段，有3人临时变卦，不肯出钱投资，另外5人原答应的资金数目受其影响，也缩小了投资。李文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值国庆节期间，又是第四届戏剧节，所以，演出日期是万万不能更改的。紧接着是后台人员催钱办道具、布景；新世界戏院老板催预付场地租金；服装店老板扬言，如果预付定金不足，所需服装不能按时交货；全社30余人每天伙食费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每日一米一粮都是不能缺少的。战时能有一口饭吃已是幸事，社员为此毫无怨言。但日积月累，本不富裕的他愈显力薄。为筹演《大地回春》的资金，更使他经济陷入困境。因建社时已将城内的私家房产变卖，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无奈之下只好与其妻秦利娜商量变卖手镯、首饰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黄货”可是作为压箱底的宝贝呀，往往能在生死关头救人一命。他妻子深明大义，毫不吝啬全力支持。由于战乱金价太低，依旧不能填补资金空缺，但也解了燃眉之急。
城内的房产已经变卖了，李文钊如今也住在对河建干路一座有楼的木房子里。为着支持“新中国”的伙食，据说连他太太的金镯子也押掉了。穷余一策他找了几位当时桂林的小“大亨”来做股东，但这些人钱是出得有限的，却首先介绍了两位他们的干女儿来做社员。
10月10日，桂林戏剧界庆祝第四届戏剧节。新中国剧社在新世界戏院门口和十字街贴出广告，隆重献演《大地回春》，署名田汉导演。这一晚，到新世界来看《大地回春》的观众非常多，把新世界戏院坐满了。李文钊心里很高兴，来到票房想问问卖了多少钱，却见5个股东都坐在票房里，等着回收自己的股金。李文钊一看这阵势，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请求股东们宽限一些时日。他们不肯，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票款瓜分了，桌上只剩下20来张角票，连明天的伙食费都不够。李文钊此时万念俱灰，长叹一声，径直回家去了，以致第二天社员们在戏演完的那天晚上就没有饭吃。
经过几个月的苦苦挣扎，李文钊已“陷入负债累累，卖尽当光的绝境”。家里还有两个5岁以下的孩子待哺，无力再继续挑起剧社担子，全社经过认真讨论，经多次与李文钊协商，一致同意自12月7日起改组，李文钊辞去社长职务，以顾问名义留社指导。剧社交由全体社员推举的理事会接办，李社长应付其社员生活费，以《大地回春》时的景片道具作抵，由李社长登一启事申明剧社变更制度之经过，并结束前次应负之一切责任。
李文钊先生也非常慷慨地登了一个申明。新中国剧社便这样由社长手里移到社员全体的手里了。从此，新中国剧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田汉、杜宣、瞿白音的率领下，以骆驼为社徽，艰苦地跋涉，努力拼搏，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战戏剧运动作出很大贡献。
田汉先生曾写就《新中国剧社的苦斗与西南剧运》长文，对新中国剧社的奋斗历程作了详情的描述，同时也回顾李文钊先生首创剧社、解衣推食、患难与共、相顾的情景。
李文钊尽管离开了新中国剧社，但与剧社的情缘难断。作为新中国剧社的创始人，他始终注视和关心着它的成长和进步。1943年10月4日，桂林文艺界举行盛会，热烈欢迎新中国剧社赴湘旅行公演胜利归来。随后10月18日起，新中国剧社举办了回桂后首次隆重公演，李文钊参加了欢迎会并观看了演出，感触颇多。欢迎会后，他写下了《目前剧运与对“新中国”的蕲望》一文。他在文中谈到目前新演剧运动所存在的问题后，赞扬“在这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里，‘新中国’能在十个月的长期旅行中，克服一切困难，不断地在各地公演，跋涉往来，诚如他们的会徽所示沙漠中的骆驼一样，这种任重、致远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在目前剧运中自有其特殊意义及影响的。我们对这一战斗的团体寄予无限的厚望”。他深情地说：“我在这里对一个共过艰苦的团体，深致忠诚的期望。我愿意看到一个在成长中的‘新中国’不断地加强自己，健全自己，使它能真正成为新中国演剧的代表剧团，能成为新中国演剧的巨大的柱石，能在将来新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光荣的记录。”事实证明，他的希望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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