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僧尼图鉴：熙熙攘攘为利往 琴棋书画皆精通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是广为人知的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用这段话来形容宋朝，特别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僧尼显得尤为贴切。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佛家管束无比松弛的环境中，僧尼的生活被灯红酒绿的市井俗华所洗礼，纷纷挣脱清规戒律的教条，一路唱响“不务正业”的时代强音。除了研经布道外，在僧尼身份的外衣下，他们拥有十分丰富的社会角色：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志愿者，还有广交士大夫的诗僧、书僧和画僧，更有一群僧尼，他们放浪形骸，超越了世俗的道德底线，为人贻笑和不齿。

【宋】刘松年《醉僧图》

熙熙攘攘为利往：“全民皆商”时代的僧人

北宋蔡襄曾说过：“凡人情莫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这反映出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再以经商为耻，而是希望通过经商发家致富。于是，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下海经商的浪潮。寺院中的僧人也成为商业浪潮中的弄潮儿，据宋人庄绰的笔记《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甚至于在远离中央朝廷的广南地区，经商的大多是僧人，他们因经商而致富，而且由于僧人是允许娶妻的，所以当地的妇女也都嫁给了僧人。

古往今来，金融业都是最挣钱的买卖，自然少不了僧人的身影。全国的许多寺院都开设了“质库”，有点像现在的典当行。东京相国寺首当其冲，而且是其中最财大气粗的一家。宋人刘道醇的《宋朝名画评》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商人刘元嗣花费白金（注：即银子）四百两买下了王齐翰的十六幅《罗汉图》，后来将这些画质押给相国寺普满塔院中的僧人。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鄱阳一带寺院的僧人整日忙于发放抵押贷款，全然不过问禅律，其中永宁寺罗汉院，“萃众童行本钱，启质库，储其息以买度牒，谓之长生库。”度牒是唐宋时期官府颁发的出家人凭证，永宁寺刚出家的少年把本钱充入质库，然后利用发放贷款后的利息向官府购买度牒。

除了质库生意，僧人们还经营房地产租赁生意。宋代的寺院往往规模都很大，除了供僧人使用外，还能空出许多空间作为“邸店”，既可以作为客栈使用，也可以作为商铺和仓库对外出租。许多读书人在参加科举考试前常年寓居寺院，一来僧舍清静，二来租金便宜，三来有些寺院还有大量藏书，比如司马光《涑水记闻》中所记载的李择：“少读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士人进京赶考的时候，也会寄宿在寺院中，《苏轼诗选·苏轼年谱简编》记载，苏轼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就曾投宿在东京城外兴国寺的浴室院。当然，对于像东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还有许多在京城任职的官员一辈子都买不起房，于是也常年租住在寺院开设的邸店中。

除了质库和房产租赁的大买卖，僧人们也会经营一些利润高的买卖，比如化妆品。爱美的宋代女子会在脸上搽一种美白粉，这种粉由铅白和香料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在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就记述了广西僧人制粉的情形：“西融州有铅坑，铅质极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声天下。桂粉旧曾僧房罨造，僧无不富，邪僻之行多矣。厥后经略司专其利，岁得息钱二万缗，以资经费。群僧乃往衡岳造粉，而以下价售之，亦名桂粉。”那里有铅矿和干净的水源，所以造出的美白粉驰名天下，造富了一方僧人，后来被官府盯上了这个好买卖，每年连同利息能挣两万贯钱，可见十足的暴利。

除此之外，僧人们从事一般性的商业活动更是不胜枚举，有些甚至突破了传统看来的清规戒律。比如相国寺有一个名叫惠明的僧人，他厨艺高超，而且特别会做烤肉，在烧朱院开了一家烧烤店。宋人张舜民《画墁录》中有记载，“相国寺旧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杨大年与之往还，多率同舍具飱。”北宋文学家杨大年还在太学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带着同学一起到这里烤肉。因为受到了士大夫们的喜爱，所以这家烧烤店远近闻名，以致于原来用作烧制朱红颜料的“烧朱院”被戏称为“烧猪院”。

《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市井中招徕客人的僧人

庙里纺纱织绣忙：从事手工业的尼姑

在宋代浓厚的商业氛围下，不只是僧人忙着做生意，寺院里的尼姑也没有闲着。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相国寺每个月有五次作为市场对外开放，在佛殿两边的连廊里，“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袱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各个寺院的尼姑们都拿着自己织绣的东西来相国寺售卖，她们平日就居住在相国寺南边的绣巷里。

这些尼姑们的手艺不仅受到了平常百姓的青睐，而且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试殿中少监（注：从五品，负责皇帝的衣、食、住、行、医药等事务）张康伯曾进言：“今朝庭自乘舆服御，至于宾客祭祀用绣，皆有司独无纂绣之功。每遇造作，皆委之闾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而使取直焉。”意思就是偌大的朝廷竟然唯独没有编织刺绣的部门，每次需要的时候都是委托给东京城街头的妇人或者寺院中的尼姑来做，后来朝廷才设立了“文绣院”。作为封建时代的朝廷，吃穿用度都是当时最好的，在“文绣院”设立前的近150年时间里，朝廷的绣活一直仰赖民间妇人和尼姑们，可见她们的手艺确实非同一般。

除了织绣之外，尼姑的纺织技艺也独具一格，甚至不同地域的尼姑还打造出各自的品牌。比如越州一带的尼姑生产的“寺绫”，据宋人庄绰《鸡肋编》所载：“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隔织”耳，名著天下。”还有抚州莲花尼寺的尼姑生产的“莲花纱”，在宋人朱彧《萍洲可谈》所载：“抚州莲花纱，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莲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纱，捻织之妙，外人不可传。一岁毎院捻织近百瑞，市供尚局并数当路，计之已不足用。”这种拥有独家工艺的“莲花纱”被首都人民作为夏天的衣料，十分贵重，莲花寺全寺上下的尼姑们都在生产，但依然供不应求。

风雨无阻跑路忙：报时、报天气的僧人

在宋代，随着“里坊制”被“坊巷制”取代，城市里的夜生活丰富了起来，夜禁也慢慢随之瓦解。根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的记载，自庆历、皇祐年间开始，以街鼓报昏晓的制度就已不复存在。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报晓”还是有需求的，特别是在昼短夜长的冬天。宋代主要采用漏刻作为计时设备，当时只有达官显贵和大型寺庙里才有。宫廷里设有专门负责报更和报时的钟鼓院；对于普通人家而言，寺庙中修行的僧人就充当了流动报时员的角色。

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天五更天的时候，东京城内来自各个寺院的行者僧人就会拿着打铁牌子或木鱼，一路敲打着挨家挨户报晓。他们各自划定了具体负责的路线和区域，白天的时候就会在分管区域求斋化缘。在小说《水浒传》第四十四回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只听得木鱼敲响，头陀直敲入巷里来，到后门口高声叫道“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在听到僧人报晓后，那些赶早朝的官员和赶早市的百姓们就该起床了，之后京城的各个城门和桥头的早市也开始了营业。

到了南宋的时候，行者头陀除了沿街报晓，还顺带报告了当天的天气。根据《梦梁录》记载，僧人除了喊着佛家的口号，如果是晴天就喊“天色晴明”、“大参”、“四参”、“常朝”、“后殿坐”；如果是阴天就喊“天色阴晦”；如果是雨天就喊“雨”。即便是风霜雨雪，也不敢缺席。每当到了初一、十五或是过节的时候，这些僧人就依照平时负责的区域挨家挨户上门乞讨。

【宋】法常《布袋和尚图》（局部）

琴棋书画皆精通：文艺范儿的僧人

宋代是士大夫文化极其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多修佛学”，这一群体喜欢参禅悟道，乐于与僧人结交，在交往中他们将自身的政治理想、乐趣喜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些僧人，使得宋代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僧人。

这些僧人受士大夫的政治热情感染，积极入世，如《冷斋夜话》的作者僧人惠洪有诗云“谢公捉鼻知不免，整顿乾坤民望深”（《寄华严居士》诗之三）、“明年再献平戎策，顺风高举摩天翼”（《石门文字禅》），入世之心全然可见。其中一些僧人会因为与上层士大夫交好，还俗走上了仕途，比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记载的思聪和尚，“其日登中贵人之门。久之遂还俗，为御前使臣”。也有一些僧人因为交好的士大夫遭遇政治危机而受到牵连，比如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僧人晓容因郑侠为人诬陷下狱而遭受牵连：“僧晓容善相，多出入当世家，亦收系按验（逮捕监禁等候查验）。”

宋代士大夫普遍拥有较高的艺术和文学修养，于是也便出现了一批精通诗文和琴棋书画的僧人。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谈到“国朝浮图以诗鸣于世者九人”，即宋初的九位僧人因诗歌方面的造诣被称为“九僧”，欧阳修在题作《九僧诗》的杂记中称赞道：“近世有《九僧诗》，极有好句。”当然最著名的诗僧还要数僧人道潜，别号“参寥子”，他与苏轼、秦观是诗友。宋人赵令畤在《侯鲭录》记载了参寥子到徐州拜访苏轼，“坡席上令一妓戏求诗，参寥口占一绝”，酒桌上苏轼让歌妓跟参寥子讨一首诗，结果他即兴随口赋得一首绝句。当然，也有一部分僧人原本就是文人的身份，如苏州的僧人仲殊，他曾经参加进士考试没考上，还差点被妻子毒死，于是弃家为僧，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他“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

除了诗文之外，精于书画的僧人也不在少数。宋人杨亿《杨文公谈苑》中就谈到，“近年释子（注：指僧人）中多善书者，庐山灏彬、茂蒋善王书，关右僧梦英善柳书，浙东僧元基善颜书……寿春惠崇善王书”，这些善于书法的僧人都有各自擅长的字体。上文所提到的“九僧”中有一位僧人法号也叫惠崇，他不仅擅长作诗，而且也工于绘画。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就是观看惠崇画作时写下的；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称惠崇：“善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还有一些僧人更是道行和文艺兼修的全才，在宋人龚明之的《中吴纪温》就记载了昆山慧局寺的一位僧人亮玉，“僧行甚高，旁通文史，又善工琴棋”。

【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中挥翰的僧人

空空色色今何在：放浪形骸的僧人

宋代社会的开明和包容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佛家的戒律对于宋代的僧人而言不能说形同虚设也差不多。除了上文提到的僧人惠明擅长烤肉，宋人江少虞《事实类苑》中记载了邢州开元寺一个叫法明的僧人，不仅爱喝酒、好赌博，而且喝醉以后还爱唱柳永的淫词艳曲。为后世所熟知的诗人秘演和尚也是爱酒之人，他跟另一位北宋大文学家石曼卿是好朋友，欧阳修在《释秘演诗集序》里感叹：“二人欢然无所间……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

酒肉之外当然还有色，对于宋代的僧人，不仅可以迎娶平民百姓家中的女子，而且连青楼的娼妓也不在话下。宋人陶谷的《清异录》中就记载了相国寺星辰院的比丘澄晖“以艳倡为妻”，还每次喝醉的时候指着妻子的胸部说：“二四（注：放肆）阿罗，烟粉释迦。又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真可谓是放浪形骸之外。更有甚者，江南的僧人公然包起了“二奶”，根据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当时的“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四五焉”，在繁华富庶的两浙地区，已婚妇女爱慕虚荣，纷纷傍上了有钱的僧人，甚至公然成双成对，毫无羞耻之心。

更有甚者，有些僧人痴迷于娼妓，甚至在求爱不得时狠心将女方杀害，宋人王明清《挥麈三录》中就记载了苏轼审理的一桩案子：杭州灵隐寺的僧人了然，经常留宿娼妓李秀奴家，后来钱花光了，秀奴就跟他绝交，结果了然无法释怀，借着酒疯一怒之下杀害了秀奴，当时身为杭州知府的苏轼对这种放荡不羁的僧人深恶痛绝，判了了然死刑，还写了首《踏莎行》的判词：“这个秃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放浪形骸的僧人同样把这种不良风气带到了尼姑那里，据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当时杭州城附近有一座名叫“明因寺”的尼姑庵，凡是有权势的大和尚来庵里，“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晚上必须让年轻的尼姑提供服务。庵里尼众非常烦恼，于是专门准备了一个房间，让那些曾有不洁行为的尼姑住在那里，名为“尼站”，以备不时之需。

《清明上河图》中唯一的寺庙坐落在城门外东北隅无人问津的偏僻地带，以张择端在整幅作品中表达的曲谏之意，或许暗含着某种隐喻

唐朝以降，宋代是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僧尼最多的时代，宋真宗时期全国的僧尼数量达到了45万余人，仅在开封府就有寺院691座。如此庞大的僧尼群体，在宋朝这样一个佛家律例极其宽松、商业文明高度发达、世俗文化无比包容的环境中，积极地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一起，演绎出让后世叹为观止的宋代僧尼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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