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角花开：黄飞卿的乡村女性形塑
□肖晶
【内容摘要】黄飞卿具有书写乡情的文学情怀，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众多农民形象，其中对乡村女性形象的刻画尤为鲜明。在众多乡村女性形象中，可分为自私自利与固守旧习的落后者、美丽善良与紧跟时代的进步者、和蔼睿智与通情达理的母亲形象者三大形塑类型，其浓郁纯朴的桂东南地域色彩、旗帜鲜明的本色乡土言说场，对作家文学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黄飞卿小说乡村女性形象类型成因
《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第四辑）·黄飞卿卷》收录了广西贵港作家黄飞卿从1956年至1992年的乡土题材作品。作为广西当代乡土文学代表性作家，黄飞卿一直坚持书写乡情，书写乡村的所见所闻，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众多农民形象，其中对乡村女性形象的刻画尤为鲜明。《姑娘的心事》《五伯娘和新儿媳》《三试新媳妇》《爱子之心》《选队长》《一队之长》《生儿育女》《豆角花开》等一系列反映农村深刻变革的优秀作品，成功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乡村女性形象，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农民作家”“乡村作家”。
一、黄飞卿的乡村女性形象类型
黄飞卿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类型各异的乡村女性形象，如《姑娘的心事》中的玉兰，《五伯娘和新儿媳》中的五伯娘，《三试新媳妇》中的老得福婆和新媳妇，《爱子之心》中的福婶，《选队长》中的富婶，《一队之长》中的十八婶，《生儿育女》中的外婆，《豆角花开》中的林秀莲和阿娇，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自私自利与固守旧习的落后者。
《豆角花开》的阿娇与林秀莲是反差极大的两种人物形象。阿娇因曾到过城里姐姐家带外甥，在姐姐家住了三年，“学得了城上人娇娇滴滴的打扮”，作家以旁观者的冷静眼光去打磨乡村异类女性形象，阿娇有想成为“城里人”的执念，有对美好生活的自我预设和判断。她的“爱美”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革同样不可避免置身于二元对立的城乡格局中。渴望过上“吃公家粮”的日子，则折射了现代文明对中国乡土问题的关注。“这个村子，是她第一个敢坐到城里大理发厅去电发——不敢全电成鸡窝式，只略略有那么一点意思，也不知叫什么款式，配她的模样，倒是恰到好处的。”[1]他用三分功力刻画阿娇的虚荣与自私，让阿娇成了《豆角花开》不可或缺的人物。阿娇虽然虚荣，却“不逗人憎”，因为阿娇毕竟也是劳动家庭出身，有着劳作人家的心灵手巧。作家非常用心地描述了阿娇的“巧”：“阿娇的巧手出了名，也惹得许多人垂涎。且不说其人品才貌，光是这巧手，谁家娶了她，就等于栽了一棵摇钱树，惹得一些‘密底算盘’的人大为倾心。只是，阿娇的眼界又太高了，只盯着‘铁饭碗’。”这为她“用两张电影票”设计主动追求有望成为军官的李成林埋下了伏笔。当阿娇凭着她舅父的关系被招到供销社商店当日工，成了半个“吃公家饭”的人，她对回乡探亲仍穿着“战士服”、没有提干的李成林起了别样的心思。作家对阿娇的虚荣自私的思想持批判态度，并开出了“精人挑心，笨人拣金”的世道人心建设良方。
（二）美丽善良与紧跟时代的进步者。
刘琼在《重建文学写作的有效性》一文中提出，“文学书写是否能匹配这个时代，取决于两种能力，缺一不可：对于历史和现实经验的认知能力和对于现实的文学转换能力。”[2]作家要真正体悟和呈现这个时代的深度，则取决于认识这个时代的高度。换言之，作家的文学书写只有真正回应时代风貌和时代经验，才能为人类文明的传承提供创造、发扬和保障。黄飞卿的乡村书写及时回应了这个时代风貌，塑造了众多优秀女性形象。如《姑娘的心事》中的玉兰，《三试新媳妇》中的新媳妇和《选队长》中的富婶，《豆角花开》中的林秀莲，都是美丽善良、紧跟时代的进步女性形象。
在《选队长》中，富婶是一位心胸开阔、一心为公、美丽大方的人。对男人队长描绘的美丽远景听得心花怒放，全心实意地与男人拧成一股绳，支持和配合男人的工作，在男人和富婶的带动下，社员的家庭副业也搞得十分兴旺。读着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主动介入和总结生活，认真讲好故事，有正确的哲学观、历史观。放在当下检阅，这些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仍然能满足我们的阅读胃口，这种朴实无华的文学叙述和存在观的有机结合，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三）和蔼睿智与通情达理的母亲形象。
黄飞卿在不同文本中也塑造了众多形态各异的母亲形象。在母子、母女、婆婆和儿媳妇等双重或多重的关系中，除了典型的小农利己者的母亲形象之外，塑造更多的是和蔼睿智、通情达理的母亲形象。在封建宗法思想和旧式观念的浸染下，婆婆们所信奉的“毒打政策”和“苦虫哲学”，早已成为农村社会的治家哲理。媳妇们不但要具备恪守妇道的举止和温顺恭良的性情，也得学会勤俭持家的本领和针线纺织的活计[3]。然而，在黄飞卿塑造众多的母亲形象中，却极少“恶婆婆”的形象，他更多的是讴歌新时代，“歌颂普通劳动者的创造和新生”，书写新社会的新人、新事、新气象。
《三试新媳妇》中的老得福婆，是一位和蔼睿智、通情达理的婆婆。她是个精细的人，媳妇过了门，她要试试新妇的肚馅是什么材料。从“三试新媳妇”中可以看出老得福婆也是一位知咸识苦又通情达理的婆婆，从被新媳妇比下去的尴尬到肯定新媳妇的人品，也印证了老得福婆的好强、勤劳以及睿智的一面。
二、黄飞卿小说中乡村女性形象成因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地兴起了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创作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再度兴起。俗文学的特质包含内容形式的通俗性、民主性、民族性、群众性和传承性五个方面。而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真正的写作是从大地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黄飞卿塑造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乡村女性形象，既保持了他作为桂东南乡村作家代表一贯保持的个性本真心态，又保持了他对民间文化记忆、乡土经验和本色的文学叙事姿态。
（一）浓郁纯朴的桂东南地域色彩。
黄飞卿的小说常常出现对甘蔗林、甘蔗地的描写以及堆肥劳作的场景描述。
甘蔗是桂东南最为常见的农作物。广西旱地主要以种植玉米、甘蔗、花生、薯类等作物为主，主要分布在桂中、桂东南低山、丘陵地带，随着糖业基地建设发展，甘蔗逐渐成为旱地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黄飞卿小说的“甘蔗”叙事，恰恰反映了作为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作家主动选择匹配时代的叙事，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认识桂东南知识关联的窗口，我们透过这个可视、可感的窗口，体认这个时代的气息和人情冷暖，通过作家的乡村书写，照见这个时代的时代变革和历史转型。
（二）旗帜鲜明的本色乡土言说场。
黄飞卿的文学叙事，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本色的乡土特色。他说一个人糊涂叫做“猪油蒙心”，意为不开窍或丧失良心。说一个人没有对外面事情敏感和感觉也叫猪油蒙心。某人没有怜悯，没有柔情，没有对亲人、朋友生死病痛有切肤之痛，也把这个人叫做猪油蒙心，恰到好处。这种流传于民间言简意赅的话语，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经验和本色语言基因集成的巨大能量。
结语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也是农民的命根。对于深植于土地的农民来而言，苦难和生存困境一直是中国乡土叙事非常重要的母题，而黄飞卿却极少描述乡村的苦难。他带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更多表现了劳动者的欢愉与平凡的幸福，更多展现了乡村生活经验如同“豆角花开”般的绚烂与希望。他努力践行了“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为普通人写作”的文学态度和文学情怀，可喜可贺可鉴。
参考文献：
[1]黄飞卿.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第四辑）·黄飞卿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
[2]刘琼.重建文学写作的有效性[J].南方文坛，2018（2）.
[3]陆浩.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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