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东南大地上的乡土歌者 黄飞卿乡土小说论
■王迅
[摘要]乡土作家黄飞卿的小说立足于桂东南广袤的乡土世界，从乡村生活中提炼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的存在，使黄飞卿小说中的生活图景变得质地饱满。地方性的乡土文学语言让小说更具魅力，也是小说耐读的重要因素。黄飞卿坚定地做时代的歌者，通过歌颂劳动人民的淳朴和善良，呈现出这片红土地上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精神内核，那是一种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相互关爱的精神。
关键词：黄飞卿人物语言精神
初读黄飞卿的小说，使我很快地将其与赵树理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两者在语言与故事题材上太相似了。但沉下心细细读下去，发觉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语言方面，虽然它们都是立足于方言、俚语，但是黄飞卿吸取的是广西方言，与赵树理的山西方言相去甚远。在故事题材上，二者皆取自农村生活，且都有为落实农村政策而书写的印痕，但黄飞卿更善于去挖掘生活中的积极因素，更注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较少关注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黄飞卿的乡土小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广西地区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其小说人物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读者能够通过人物形象的差异能感受到时代的变迁，能察觉到时代的精神内核。但是，时代精神通常与特定的政治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飞卿的独特之处就是在呈现时代精神的背后，将广西乃至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也充分展现出来。下面从人物、语言、精神三个层面对黄飞卿小说精神特质展开论述。
人物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人物按“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进行区分，“扁平人物”能让读者初次接触就能形成记忆，在之后的叙事中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而“圆形人物”通常随着故事的讲述其形象也完成变化。福斯特认为：“当作家想集中全部力量于一击时他们最是便当，扁平人物对他会非常有用，因为他们从不需要浪费笔墨再作介绍，他们从不会跑掉，不必被大家关注着作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一出场就能带出他们特有的气氛。”[1]黄飞卿的乡土小说从农村取材，其小说中比比皆是的俗话、俚语，广大的农村群众是其小说的主要受众，面对现实的读者群体，考虑到接受者的文学素养，其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以“扁平人物”呈现在读者眼前。“扁平人物”这种易识别性与易记忆性，能给读者带来更直观的情感刺激，从而引起强烈的共鸣，达到寓教于乐的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获得解放，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撑起了半边天。黄飞卿的小说塑造了一群在新社会积极作为的女性青年，她们敢爱敢恨，敢做敢为，这群广西女青年充满着活力和朝气。黄飞卿小说中的女性青年形象，将广西女性干练果敢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成为其小说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中篇小说《豆角花开》中的秀莲，人才出众，手脚勤快，还是莲花村的靓女。难能可贵的是，秀莲的内在品质也是完美的。她与人和善，不论是与家里的亲人还是村里的乡亲都相处得非常融洽。最能凸显秀莲品质的是她与成林之间的爱情，在成林与阿娇的感情出现裂痕时，她强忍对成林的喜爱，在阿娇与成林之间周旋，希望他们的爱情能有转机。在秀莲与成林相爱后，她更是克服重重阻挠，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作者将阿娇与秀莲进行对比处理，通过阿娇的“滥情”突出秀莲的坚贞，广西女性的优秀品质在秀莲身上依次呈现。
黄飞卿的小说中，对女性的歌颂与赞美，以及对女性觉醒的关注，是其小说独特的亮点。除此之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对先进的优秀人物同样投入很大热情。这些优秀人物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每个时代提倡学习的先进典型并不一样。农业合作化期间，其小说突出的先进人物主要是生产建设中的积极分子，这些人物废寝忘食，一心为社会主义建设劳心劳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说重点突出那些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的村民，他们思想开放，敢于突破局限，为追求幸福生活而不懈努力。除此之外，小说中突出最多的是善良、淳朴的村民。黄飞卿通过小说描绘出上个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农村生活图景，人物的多样性为这幅图画增添了更多的灵性与活力，这也正是其小说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语言
将小说语言修辞做到雅俗共赏的大家当推赵树理，其大量提炼的民间口语极具通俗表现力。黄飞卿的小说语言同样具有雅俗共赏的特质，其文学语言与思想内容结合紧密，相互之间彼此关联。小说语言美不仅仅存在于字面的表现，而是暗含于文本中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黄飞卿能将一些极其平淡的俗词、俚语，表达出不平常的事情。
古语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可见在做文章上需下足功夫。广西境内山清水秀，历来就有对山歌的传统，刘三姐就是广西对外的名片。在小说《豆角花开》中，作者将四句山歌作为全篇的“文眼”。成林去前线参战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之前的女友阿娇以退还成林给她的礼物来划清关系，而秀莲得知成林将要前往前线参加战斗，此时为了安抚成林母亲，以及为了让成林安心战斗，主动向大家公布与成林的恋爱关系，在此种生死关头，看出了秀莲对成林的义无反顾。于是她给成林寄去一封信，写下四句山歌：
执笔写书寄前方，前方阿哥莫挂侬。
豆角花开对打对，得胜归来共结双。
从文化素养看，秀莲高中毕业具备一定的文学底子，而长期的农村生活同样也限制了她的想象力。这四句山歌写得极其通俗，一眼就能看懂，而且在其中参杂着“阿哥”与“侬”之类地方方言，这与山歌的特性相吻合。最具意蕴的是第三句“豆角花开对打对”，作者也摘取前四个字作文章的标题。作为爱情的象征物，本应该用玫瑰一类的词语，起码应该具有高雅质素，但此处说的是“豆角花”，作者在此用最平常的词语表达了不平常的事情，他脱离庸俗，给爱情创造一个新的意象。大家知道，豆角花开的时候是相互连在一起的，这一暗含之意凸显了秀莲的坚贞。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豆角花开》看作当代版的《孔雀东南飞》：“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句山歌也为下文做足了铺垫，秀莲韧如丝，而成林受伤后与秀莲失去联系，造成秀莲的误解，使小说悬念丛生。
黄飞卿在人物刻画的语言上拿捏得恰到好处，能够采用叙述话语的“语域”特色来刻画人物。“语域指向某种具体的言语现象的功能范围，语域分析的核心是某种言语现象同其外在的社会环境与社交场合的联系：一定的交际场合与环境规定着语言的语域变异，反之，一定的言语的语域特征也限制了它只能适用于有限的交际活动。”[2]黄飞卿小说中的人物集中在乡村，因而其语言的语域特征同样被环境所规定。在《愉快的烦恼》中黑妹一张伶牙俐齿将一旁的阿婶顶得“眼突突、肚实实，好久回不得话。”在乡村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吵架斗嘴，谁嘴巴强势就能占得上风，有理不在声高，“眼突突、肚实实”刻画了黑妹的伶牙俐齿，同时将阿婶的外在表情与内心感受一并呈现。
社会环境同样具有时代因素，从小说创作的历程看，在特定的年代，黄飞卿小说语言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属性，未能脱离历史视野的局限。在其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作品中，其小说结尾带有明显的“高调”色彩，一般是迎合时代的主旋律，而且故事结局总是完美的，正如其本人所言，那时的农民生活已经不易，不愿再写农民的苦难，而更多的是反映新时代积极的质素。在讲究“样板”的年代里，黄飞卿以其独特的乡土叙事，给精神生活匮乏的农民带来的更多是欢声笑语。
精神
“精神”一词，涵义众多。因此，探讨黄飞卿小说的精神有必要对其含义做出限定。从小说人物呈现出的精神面貌看，此处的“精神”主要指人物表现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力，他们是积极向上的，是活跃的，是有生气的。其次从黄飞卿小说的整体面貌观察，“精神”作为哲学名词，包含着人类精神，如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精神是过去事和物的记录及此纪录的重演。因此精神的呈现与时代、地域、文化甚至种族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时，把握黄飞卿小说的精神内核，对当今现实生活有极大地指导作用。
当下提倡要具有“工匠精神”，这是时代政治的要求，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同样提出了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五六十年代，在农村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此阶段黄飞卿的小说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表现特定年代的时代精神，在小说文本中表现为一种模式：先进人物将全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建设中。黄飞卿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很少设置反面人物来阻碍先进人物的工作，而是采用对比的手法，将先进人物与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有时他也用先进人物与先进人物进行对比，在优秀中突出典型，进而突出先进人物的“时代精神”。在其早期作品《姑娘的心事》《五伯娘和新儿媳》《亚笔木根》等作品中，都采用了在优秀中突出典型的手法。
从精神内核看，黄飞卿小说发出时代之声的同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关注人性和心灵美好的一面。黄飞卿的写作没有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在突出“集体”的同时，仍旧表达“个人性”的话语。在特定历史年代，黄飞卿的文学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其小说没有将目光投入在阶级矛盾上，而是关注“个人”的能力，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和睦友爱的亲人和邻里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的是中华儿女优秀崇高的精神品格。当下提倡要发扬社会“正能量”，黄飞卿的小说就是宣传这种时代精神的范本。黄飞卿笔下的女性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关注的是男青年身上的优秀品质，而非家庭经济等物质层面的条件。以1978年作为分界点，黄飞卿的作品在女性描写上出现明显的“断裂”，改革开放之后，黄飞卿小说中的女性开始关注经济因素，但并不嫌弃男方家庭的贫困，而是通过她们的智慧帮助男方提高生存能力，以实现致富的经济目标，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有密切关联。从女性形象对“经济”的态度，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新时期之初时代精神的变迁。《愉快的烦恼》中阿翠与安仔相爱，但到了八十年代，安仔家所在的白水塘仍然没有改变贫穷的面貌，阿翠不想和安仔受穷，她貌似“嫌贫爱富”，可实际是想鼓动安仔在改革的好时代有所作为，只要通过辛勤的劳动就能改变贫穷的面貌。从作品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时代精神的变化，农民不满于贫穷与困苦的生活，而向往富裕和美好的生活。这种精神的号召下，农民又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黄飞卿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蕴含着原始的传统伦理精神。亲人和邻里之间相互关爱，呈现出一片乡村祥和图。在《金花与金水》中，金花关爱刚从高中毕业而回家务农的弟弟金水，帮助他尽快实现角色的改变，适应农村的劳动，而金水同样具有极大的劳动热情，没有因务农而苦恼。这与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所展现的精神面貌有极大的反差，如果说路遥的小说带有理想性，那么黄飞卿的作品则完全回归现实，回归生活本质。
面对乡土，黄飞卿通过对积极因素的发掘，吟唱出时代高昂的精神和情绪。他平视乡土中的每一个人物，力图贴近真实，用心去翻检、寻找、记录下特定年代的历史痕迹，并呈现出那一时期中国农民的精神内核。虽然作品不免给人这样的印象，意在以乌托邦的理念来构造小说世界，但从特定的时代语境来看，作者在主观上力图还原乡土的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黄飞卿歌颂时代，赞美劳动人民，除去恶、丑与黑暗，记录和书写善与光明。另一方面，他能深入乡村生活，对经验、细节、生活肌理作精细描绘，致力于乡土生活本然状态的呈现，彰显了创作主体对历史悲情一面的和解与释然。[3]
黄飞卿的乡土小说在广西，尤其是桂东南地区，影响了一批追慕者的创作，而这批追随者后来成为广西文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总体上看，黄飞卿小说风格鲜明，有自己特定的审美标识，立足于本土，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严格来讲，从人物、语言以及精神内核三方面仍然不足以表达其小说的全部审美内涵，黄飞卿乡土小说创作的审美价值有待学界进一步的挖掘。他的作品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其小说的叙事技巧具有研究价值。除此之外，丰富的民俗风情，地域文化特征同样极具审美价值，值得探讨。
参考文献：
[1][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8.
[2]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24.
[3]谢有顺.乡土的哀歌——关于老生及贾平凹的乡土文学精神[J].文学评论,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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