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饥饿”的前半生
1948年，沈从文46岁。严格意义上讲，三年前他已经迈过了前半生的人生门槛。但很少有人像沈从文这样，人生中有这般鲜明的分野，这大抵是张新颖以1948年为沈从文人生前后半生分界点的原因所在。
沈从文一生创作过80多部文学作品，曾有文章称他“极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这是事实，那也是对他1948年前文学成就的肯定。此后他虽然也创作过《老同志》和《中队部》等文学作品，但他努力作的这些应景文章均未能发表，反倒“发表的与历史文物、民族艺术相关的文章不少”，这足证“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在成功推出《沈从文的后半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6月版）后，张新颖现又推出了《沈从文的前半生》，无疑使得其笔下的沈从文形象得以完整、丰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许多人只知道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沈从文并非天生就是一位文学青年，从小也没表现出这方面的过人天赋，走上文学道路，更像是生活所迫。沈从文从1917年7月16日跟着本地军官杨再春进入部队，到1924年8月决定前往北京求学，虽然大多数时候算是从事与文化有关的工作，期间对文学作品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后期对器物鉴赏也有爱好，但更多时候沈从文因疲于解决肚子饥饿问题，而不得不四处奔波。
好男儿志在四方。大道理很好懂，也极易激发起年轻人的勃勃雄心，不过，一旦离开父母，远走他乡，再宏伟的志向，往往有赖于基本生存问题的破解。这也是沈从文来到北京后，首先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沈从文拼命写作，一开始并不是真就因为创作欲望强烈到无法控制，反倒是他的生活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性格过于内向，注定他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不太可能找到像样的工作，而码字至少可以免去与他人交流的烦恼。
沈从文开始进入文学道路时至少有两大“贵人”不可或缺，即郁达夫和徐志摩。徐志摩对他的写作帮助最大，但是郁达夫将他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郁达夫不仅请极度饥饿的沈从文吃了顿饱饭，还将剩下的钱留给了他，更主要的是他鼓励沈从文继续写下去。一盏原本微弱得即将熄灭的灯，就这样被重新点燃。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932年，被未婚夫抛弃的萧红挺着大肚子被困于哈尔滨的旅店。万念俱灰之时，萧军出现在她的眼前。如果不是萧军，中国近代文坛很可能失去一颗璀璨的新星。不难看出，无论是后来的萧红还是1924年的沈从文，在尚未迈入文学门槛之时，饥饿问题如影随形，文学更大程度上只是他们求生的一根“救命稻草”。或许可以依此类推，那个年代也许有更多年轻人遭遇过他们这样相同的经历，只是因为后来没能走上文学道路，抑或在文学方面无甚建树，自然未能载入文学史册，毕竟历史更喜欢眷顾“名人”。
张新颖在本书中一再强调沈从文的“饥饿”状态，这并不会抵消掉沈从文的文学光芒，只会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加平实、更加可信的沈从文形象。事实上，后来驶上文学创作快车道的沈从文，饥饿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哪怕是后来在胡适的帮助下，有了教师这样相对稳定的职业。不过，肉体的“饥饿感”至少不再令他绝望，而文学上的“饥饿”感却迅速发酵。
沈从文终于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强烈到几乎不管不顾的地步。长期以来，对他的各类批评络绎不绝，有的甚至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比如因为没有正式学历，他在应聘时屡屡遭到学历歧视，刘文典甚至当面讥讽。作为一个内向而又敏感的人，沈从文对这些却鲜见激烈的反应，至少从各方面的文字记载看不出明显的痕迹来。
有趣的是，面对对他作品的批评，他常常表现得极为“亢奋”，甚至像勇士一样积极“应战”。当然，沈从文的“交锋”并不是出于意气，而是基于文学本身。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批评越多，他的创作“饥饿感”越乏强烈。如果说肉体的“饥饿感”迫使沈从文开始码字糊口，那么创作的“饥饿感”则驱使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耕越勤，越耕越深。
总之，沈从文并非一个畏惧批评的人。他甚至乐于论战，但前提必须基于文学。这大抵是沈从文前半生笔耕不辍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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