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什么是中国边疆的基本特征？
2018年12月13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先生，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一楼报告厅作了题为“什么是中国边疆的基本特征？”的讲座。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纳日碧力戈教授担任讲座主持。
姚大力教授从中国的“边疆”到底有多大说起，揭示出中国边疆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民族性。基于中国边疆的极大一部分属于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这一事实，进而提出中国边疆的民族属性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内亚性的特征。因此在界定何谓中国时，绝不能忽略内亚诸元素在其中的应有之义。以下为讲座录音整理，有删节。
讲座现场
什么是中国边疆
“边疆”的概念，不同于作为一条线的“边界”，也不同于作濒临边界线的、幅员有限的“边境”。有时我们习惯使用“边疆省份”一词，即含有边疆地区的省份或自治区，但这与“边疆”的概念仍然不能等同。“边疆”一词，在先秦和两汉的文献中很少见。先秦以后，该词的使用渐渐广泛。虽然在国家治理的实际操作层面，没有办法回避边疆存在的现实，但是在观念层面，大一统的“天朝”无远不届的观点仍占据主流。因此，即使“边疆”一词已经成为古代汉语中的流行词汇，讲述典制沿革的传统史书仍然把这部分内容称作“边防”或“四裔”。至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认为“边防”名实亦舛，改作“边裔”。在中国以一朝统治天下的观念中，凡属“非华夏”，都属于“边裔”，其界限就在“华夏”也就是汉族与 “非华夏”之间，换言之，在“华夏”以外没有更大的边界。当规模大于“华夏”、小于“天下”的“中国”的概念出现，并用以区别于外国和界内外的民族以后，才会出现中国边疆的概念。因此“边疆”的概念不得不用其民族性和族群的属性加以界定。
这样的边疆概念在晚清已经成熟。清人把国家的版图分为“内地”、“苗疆”、“夷疆”、狭义上的“边疆”和“海疆”。所谓“苗疆”，指湖南、广西等“重岡复岭、密箐丛篁”之地，也是苗瑶语人群的根据地；所谓“夷疆”，可泛指非汉族地区，也特指川滇黔彝语系诸人群居地。二者均属边防部署的对象，很大部分属于内地各省份地界间的偏远区域。因此，在清人的观念中，“苗疆”、“夷疆”并不被视为狭义的“边疆”。虽然“边疆”可以作为一个概称，泛指“苗疆”、“夷疆”、“海疆”，但还有一个狭义的“边疆”，包括“外藩”和“内属中的临边者”。土司管辖的区域，其中不贴近国界的属“苗疆”、“夷疆”，而贴近边界则属狭义“边疆”的范畴。因此，中国民族地区未必全是边疆；但大凡边疆却总是民族聚居的地区。
中文语境中的“边疆”在西方语境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译词。”borderland”与”border area”指相当贴近边境线、幅员不大的区域，相当于“边境”。它也不是特纳（Frederick. J. Turner）所描述的“美国新边疆”意义上的“frontier”。特纳的主要观点是，欧洲的文化不断地向美国西部拓展，在扩展的过程中，最前沿的部分、属于欧洲文化的部分叫“边疆”。当欧洲文化占领美洲以后，“边疆”在美国就消失了。它也不能等同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定义的“frontier”。吉登斯以“frontier”解释国家内部时，将其定义为“一国之内有人居住与无人居住地区之间的划分。”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明确指出，他所定义的frontiers只适用于前现代的传统国家，因此我们不能将吉登斯的“frontier”简单定义为“传统国家权力中心所能施予的管治力相对弱化的边远地区”。吉登斯注意到由民族变成的国家与后殖民时代的国家民族之间的重大区别，英法这样的古典民族国家，虽然经常被视为民族与国家平滑重合的力证，但也存在语言和文化并非完全统一的现象。他也注意到帝国内部文化的不均衡，指出民族国家的降生也同时在帝国内部刺激出分道扬镳的、相互对立的各种民族主义。但是现代主权国家的整合，对国与国之间线性国界形成的推进，与这一整合是否应当、乃至能否通过均质化的路径来完全消弭原先存在于国家内部的frontiers，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迈克尔·赫克托在《内殖民主义：不列颠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凯尔特边地，1536-1966》一书中将苏格兰和爱尔兰称为英国的凯尔特边地（Celtic Fringe），其中“fringe”一词，原意是相对于主体部分而被认为是外缘的、遥远的、或次要的部分。在这一词组中的fringe就与汉语中的“边疆”的含义大体相近。因为凯尔特之所以成为边地，正是因为其不同于不列颠人的特殊民族属性。
中国边疆是怎样形成的
中国版图构成的特征，是有很大一片边疆，这与中国的形成所经历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密不可分。 “中国”从一个城市发育长大，变成“中原”，又变成包含“中原”与“关中”在内的华北核心地区。从秦到清，不断扩大的“中国”本身又超越了“华夏”这一汉民族的前身，变成了一个包含着不断膨胀的“华夏”在内的越来越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扩大的过程是“华夏”扩大其生存空间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超越了“华夏”的生存空间，进而演化出一个“大中国”的过程。随着“大中国”疆域的最终确定，产生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加以区分的明确意识。而这时所谓“边疆”也就被明白地定义为“在中国以内、汉文明地区以外、非汉族的所居之地”。就具体的地理空间而言，它相当于中国的全部疆域和其中的汉文明覆盖区之间不相重叠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我定义的“边疆”。从这里来看，“边疆”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它的民族性。因此，中国性也必然要含蕴汉文明以外的其他元素；中国文明应当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是一个美美与共的多文明结合体；这是一个无须改变、不可能改变、也根本不应该试图加以改变的事实。被汉文明之外其他民族或族群的文明或文化所覆盖，是中国边疆最主要和最鲜明的属性；离开民族性谈中国边疆的特性，则根本抓不住要领。
历史上居住在中国边疆的各人群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千百年以来居住在中国边疆的主要的民族。
今天分布在蒙古高原以及临近地区的蒙古人，总共有一千多万人，其中有五分之三生活在中国。从蒙古人最主要的几个父系基因来看，蒙古人的起源地应当在蒙古高原的东半部。而突厥语人群的起源地，在蒙古高原的西半部。这个认识与青铜和早期石器时代蒙古考古文化的分布格局也相当一致。那里的考古文化可以大致区分为从东向西、从西向东、从北向南分布的三个类型。其中，从东向西的类型显然就是蒙古语人群的考古文化，从西向东就是突厥语人群的考古文化，而从北向南的类型起源于西伯利亚。在16世纪以前的蒙古高原，从未存在过拥有统一的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包括祖先传说的民族共同体，直到16世纪后期，蒙古人完成了对蒙古高原的民族整合。因此出现在那里的，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回鹘等等经常被我们误认为草原民族的大型人群，其实每一个都分别归属于上述三种文化中许许多多部落的联合体。
因此“谁是匈奴？”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无厘头的问题。更准确地提问只能是“统治了那些来源五花八门的游牧人群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个部落？”从这种新认识出发，今天的我们对“匈奴”的了解，就可能决定性地超越王国维的经典研究《鬼方昆夷玁狁考》所奠定的传统的讲述框架。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把匈奴的历史追溯到商代的“鬼方”；西周末变为“獯鬻”、“玁狁”、“猃狁”；至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变为“胡”和“匈奴”。匈奴的原名是“Hun”，辅音“n”脱落后就变成了“胡”，这就是我们把北方的匈奴叫做“胡”的来源。“鬼方、昆夷、熏育、玁狁，自係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胡与匈奴……与数百年前至獯鬻、玁狁先后相应。其为同种，当司马氏作《匈奴传》时，盖已知之矣。”王国维的考据看起来十分严密，但是他追溯匈奴名称的证据链，在西周末年时已经断裂了。他认为“鬼方”（畏、隗）是“hun”辅音脱落成为“hue”,或者是混夷、畎夷、獯鬻来自“hun-ngi”，是王国维认为可以把匈奴追溯到鬼方的语音学证据。但是到了“玁狁”、“猃狁”两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古代，“玁”与“猃”字都是以m收声的，读作“ham-yun”或“gam-yun”，这就无法与“hun”对应起来，王国维就提出这两词是“合音”，即取前一字的声母与后一字的韵母相合，形成“hun”。“合音”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反切”，但“反切”直到汉代才有，王国维并不能证明西周末年就出现反切的用法，因此这条证明就不能成立。不仅如此，当代汉语学已经公认古代有复声母，读“gram-yun”，与“玁狁”完全无法对应，所以王国维的论证不能成立。但是他的研究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中两个非常顽固的路数：一、通过追溯族名去追溯一个被称为民族的人群共同体的历史；二、从华夏边缘区寻找中国外部世界各不同人群的起源。从司马迁到王国维再到现代学者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追寻游牧人群的起源的，但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也可以来自除了汉地社会边缘的农牧混合带的其他方向。在这一点上，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就高明得多，他在肯定汉地边缘的农牧混合带有一部分人口进入草原的同时，却强调他们不可能成为蒙古高原游牧人群的主体成分。学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也指出：中国北部地区游牧文化的形成，很可能与远离中原的一个更广阔的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发生在中华文化圈内的政治和文化进程对它的影响只是边缘性的。当我们把目光由长城南北、蒙古高原与汉地文化的关系扩大到整个欧亚草原、欧亚大陆的时候，就会提出不同的观点。
在匈奴的西面，有一个很大的游牧人群——月氏。在月氏的西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游牧人群，就是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已经伸展到黑海草原的东部，至叶尼塞河流域。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黑海北岸的乌克兰草原是最早出现成熟的游牧文化的地区。而许许多多多的斯基泰墓葬典型的内部构造与中国北疆的“乌孙墓”相似，从里面埋葬的金银器可以知道他们受到希腊文化强烈的影响，人物形象呈现出高鼻深目的高加索人种的面部特征，因此其人种分布不限于乌克兰草原。被欧洲人称为“斯基泰”（Scythay）的人群，被他们南边的波斯人称为“萨迦人”(Saka)，而在其东面的汉人史料中被称为“塞人”(Sak)，可见这些名称都是斯基泰人东面、西面、南面的邻居对同一个词语的称呼。斯基泰人似乎没有大规模进入蒙古高原，但他们的文化毫无疑问对蒙古高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匈奴人墓葬中出土的希腊风格的银盘，显然是由在斯基泰人群中间的希腊工匠制作、并向东输送到了匈奴王统治的地区。有一种著名的斯基泰动物造型——鸟嘴有翼的猛兽，这个母题大量地出现在匈奴的文物中间，甚至出现在绢织物上，这显然是汉地社会根据匈奴人的要求和图样编织出来的。而这也体现了斯基泰文化、匈奴、希腊文化在整个欧亚大陆进行大范围传播的事实。这些证据都表明，蒙古高原游牧文化本身很可能就是从更西面的地区传播而来的，分布在草原四周从事流动畜牧的各种人群，一旦获得游牧这种高度专门化的、高级的生产方式，便从四面八方渗入蒙古草原。而在游牧文化这种高级文化产生之前，人们是不敢深入草原的，只能在草原四周进行小规模的流动畜牧。而从南北、东西两个方向上最早贯通蒙古高原的大型的集合人群就被战国晚期和秦汉社会所看见，那就是“匈奴”。
9世纪之前，在蒙古高原的西南方向，居住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土鲁番哈密盆地的主要是吐火罗语人群。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分布着塞语人群，而南疆则基本上是被印欧语系的人群所占据。而北疆的情况也类似，被月氏人占据，月氏人讲的是东伊朗语。到了9世纪中叶，这里的语言和民族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回鹘，也就是维吾尔人的祖先人群，其中的一部分南迁，逐渐把原先的吐火罗人融合。哈密、土鲁番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居民由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变成了突厥语系的回鹘人。而其西面居民就与喀喇汗人融合成了喀喇汗突厥人。因此10世纪之后，塔里木盆地的东西两部分别变成了说突厥语、但信奉摩尼教和佛教的回鹘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突厥人的天下。到了明清之际，南疆的西半部被称为“阿尔特沙尔”，即回鹘语的“六城”；南疆的东半部，称为“维吾尔斯坦”，还是维吾尔人的区域；而北疆则成为蒙古地带。北疆成为蒙古地带的原因是在突厥化的东察哈台汗国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三分的格局与新疆的三个板块大体契合。
藏缅人群的古代文化，可以追溯到著名的仰韶文化。原先说汉藏共同语的人文群体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四千年间，在华北分化为说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两群人。原始藏缅共同语的群体随后向西退缩，经过青海、四川，向西藏、云南扩散，就形成了一大片藏缅语民族的分布区。目前，藏缅语族中有四百多种语言，总人口是六千万，其中有一半讲缅语，有13%的人讲藏语。人群分化时居于仰韶文化东部边缘的原始汉语民族也迅速壮大，与东方的其他族群发生了频繁、密切的交往，同时汉族的祖先人群从仰韶文化的边缘占据了藏缅语文化向西退缩而留下的“旧地盘”，最后形成了汉文明史前文化的基础。当然，仰韶文化属于原始藏缅共同语人群的见解，目前还没有取得学术界的共识，还只是一种假说。较为保守一点的说法是，说原始汉语与说原始藏缅共同语人群的分化发生在仰韶文化的中叶，这一分化主要是由身处在仰韶文化西部的部分人离开了原先的居住地，而前往更西地区。
近代以来对中国边疆特征的认识
中国边疆的民族或族群的属性，在民国时期，在“文化的民族”的话语下被故意地掩盖了。当时的人，包括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把中国边疆的概念分解为地理边疆、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地理边疆是就交通而言，与统治中心很远的区域；政治中心是就国土治理系统而言，按州县、土司或外藩这样属于不同管理体制的区域；文化边疆，是就本土文化特性而言。但是做区分的人故意隐瞒了一点，这里的文化特征，其实就是区别汉文化或非汉文化的特征。所谓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的关系，是殖民体制随殖民对象而变的关系。因为本土文化与汉文明之间的差异，在当地无法推行汉制，所以采取了与内地管理体制不同的方法。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则是钱币的两面。所谓地理边疆，则除了东北因大量汉族的迁入而发生巨大的改观以外，几乎与前面二者几相重叠。民族与族群的差别，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文化而不是血统的差别，但是民族差别不能被简单得还原为、或者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差异。这是因为对民族的认同，已经变成人类集体身份认同中一种及其根深蒂固、极难割舍的基本情绪。因此，当时的人以为，“文化边疆因（汉）文化势力与国境边界不能协同伸展而产生”“至教育普及之日，文化边疆一辞故不复存在”这样的“文化统一论”实质上是以汉化消弭少数民族的“汉化统一论”。这种在预期中将越变越小的文化边疆，倒是与特纳的frontier的“边疆”概念最为接近。民国时期对边疆各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必将阻碍国家认同的焦虑，与当时国际社会普遍相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的乌托邦原则有关。这种乌托邦原则，即不言自明地把拥有单一民族国家看作现代国家的标准形式或正常形式。但是单一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名不副实”的，因为通过民族主义运动建立的国家都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
把拥有民族国家看作现代国家的标准形式，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很普遍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新的国际秩开始形成。人们相信，通过落实和扩大普适性的公民个人权利，通过少数族群成员个人选择的方式、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已经足以维系他们特殊的群体认同。但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基于对国家过去在民主建构和民族同化方面各种政策与策略的反噬，大多数发达国家，法国和日本除外，转向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的路线，并且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边疆的内陆亚洲特性
尽管族群的多样性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内在于中国边疆的各个特性，仍然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现代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中国边疆的最大部分，实际上位于内陆亚洲。基于这个事实，“中国性”当中就不能不包含诸多重要的内亚特性。内在于“中国性”之中的内亚诸元素，产生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如果按国界来划分，亚洲可以分成包括“中亚”在内的六个部分，但“中亚”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超国界的地理区。包括阿富汗的全部、以及俄罗斯、蒙古、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部分领土。中亚的地形地貌特征大体上从东面越过乌拉尔山继续向西扩展，于是“中亚”便扩展为“中央欧亚”。与它的外圈曾经孕育出四大古文明以及此后众多大型的定居农业文明、并且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不一样，内陆欧亚因为远离外海，而被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所支配；同时也因为包含横跨欧亚的大草原，而长时期地被游牧民族所统治。与欧亚大陆的外圈相对应，中央欧亚因此就可以被看作欧亚大陆的内陆部分。内亚共同的环境特征，是在差异很大的地层构造之上，拥有规模惊人的地理上的一致性和多样性。基于这种特性，从河西走廊向西，经过塔里木盆地，进入所谓“中亚低地”，人类处在十分相似的生存环境中。在内亚东端的中国疆域部分，我们也可以看见大体与此相似的空间结构。处于北纬五十度线的草原带、处于四十五度线南北的半荒滩草原带、北纬四十度往南进入青藏高原，因此从伊朗往东，内亚南部的边界还要继续下移到北纬三十五度线上下。而存在于蒙古高原中南部的戈壁与青藏高原相连，二者的东部边缘构成了“内亚”的东端与“东亚”之间的分割线。这条线最早由拉铁摩尔发现，他极其敏锐地把这条线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辽阔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包括了几种差异极大的人类生存环境，但仍然呈现出某种连续性或共同性，使它们在传统时代更容易受到来自草原、而不是来自汉地社会的支配性影响。拉铁摩尔写道：“东自满洲的混合型地理环境，西至中国新疆的绿洲和沙漠，乃至西藏的寒冷高原，起源于上述各地域内各种社会的历史角色，最宜于被看作基于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系列变型。在这个意义上，蒙古草原的历史，是所有边疆历史中最典型的篇章。”如上所述，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既有超过其多样性的内部整体性，同时又属于体现着超越国界的更大整体性的自然区域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丝毫不需要讳言的事实。国家的政治边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自然地理、或者诸如民族、语言、宗教、生计方式等其它人文地理性质的边界犬牙相错而不保持一致，这就是我们在全球政治中所看到的最普遍的现象。
中国边疆与边疆人群的故事，都属于“中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文明不能、也根本不应试图去替代的那一部分的“中国故事”。中国边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属性究竟是什么，这是边疆研究首先必须分辨清楚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令人怀念不已的费孝通教授的一句话，我认为就可以作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宗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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