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路40后70后奇妙交集
40后江惠群与70后张媚媚，她们的欢笑和泪水，驿动着各自家庭的离合悲欢；而广大“打工族”的付出和坚韧，汇成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曲时代壮歌。致敬！千千万万个流动外出的务工者。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让我们铭记这些共和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劳动者。本文两位女主人公，是千千万万个打工妹的缩影。讲述她们的朴素人生，其实也是致敬那段艰辛而灿烂的岁月，致敬那个伟大的时代。
两代打工妹的深圳记忆
江惠群，生于1946年6月，老家广东宝安县石岩公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25名打工妹中的一个。张媚媚，生于1972年10月，老家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桥圩镇南兴村，中国千千万万70后打工妹中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在深圳这座城市有了奇妙的交集——江惠群打工的旧址“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如今是全国首家劳务工博物馆的所在地；而张媚媚的77封家书和她用过的《新华字典》，则陈列在劳务工博物馆中，每天和观众见面。
“乡妹子”见证小渔村传奇
江惠群和张媚媚两代打工妹，参与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建设，见证了南方小渔村的传奇和崛起。而她们也被这座城市以自己的方式雕刻进时光的记忆。
1978年，江惠群进入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班，工资一年下来要比种田收入高三倍！江惠群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打工妹。今年72岁的她，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穿暖。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978年。彼时，深圳下辖的宝安县成立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歌谣流传当时苦难记忆
当时的宝安流传着一首歌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不用再种田，要去上班了！上班的工资一年下来要比种田收入高三倍！这样新鲜的经历、这样的好事，让当地村民无不跃跃欲试。但要进厂工作并不容易，当时招25名女工，报名的就有七八十人。江惠群的丈夫在供销社搞业务，牵线搭桥让香港老板在石岩公社上屋大队投资建厂。因为“招商引资”有功，江惠群得以进厂上班。为能进厂上班高兴坏了的江惠群并不知道，她上班的企业最终能落户上屋大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搞怕了，港商和宝安当地各部门整整谈了半年时间，直到1978年12月18日才正式签订合作协议。那时的江惠群更不会想到，1978年12月18日，将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中国人的生活，以此为分水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辍学的她做着少女梦
在全国的打工妹纷纷涌向深圳的时候，张媚媚正在广西贵港市南兴村做着自己的少女梦。张媚媚若要继续上学，她的三个妹妹里就肯定有人上不成学了。几乎没怎么犹豫，张媚媚像村里年纪差不多的姑娘们一样，辍学了。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等几年嫁人，或者是外出打工供三个妹妹上学。彼时的热土深圳，很快成了张媚媚的不二之选。在她的想象中，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姑娘们穿着时髦的裙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而她自己也将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1991年初，张媚媚进入深圳市石岩镇上屋彩华花厂打工。让她失望的是，石岩镇跟她老家的县城差不多。容不得仔细打量深圳这个地方，她很快就要为了生活打拼了。彩华花厂是一家做假花的工厂，机器将假花冲压成型时，操作工要眼疾手快，稍微慢一点儿就可能烫到手。随着张媚媚这样的打工妹大量涌入，1989年3月，深圳各区、镇成立了劳动管理站和外来办，专门为外来工服务。随后的1990年4月，深圳市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险暂行规定》，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多保障。在上屋彩华花厂工作几个月后，张媚媚跳槽到石岩镇友联明辉塑胶厂。像那时所有的打工妹一样，跳槽不过是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薪水可能会略有不同，但生活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进入友联明辉塑胶厂后，张媚媚和她的女工工友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里。宿舍由一间大教室改建而成，20个女工住在里面，张媚媚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女阿Q”的“写信胜利法”
颇有阿Q精神的张媚媚，表面上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在乎，但骨子里还是有些苦闷，她想念父母、想念家人、想念老家的同学和老师。于是，给家里攒钱、给老家的人写信，就成了她的两大爱好。当张媚媚在石岩镇落下脚的时候，江惠群早就离开了石岩镇上屋大队热线圈厂，同样在为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奔波。因为丈夫工作调动的原因，江惠群先后进入深圳市迎宾馆和京鹏宾馆打工。在深圳市迎宾馆工作时，江惠群干的是保洁，这份工作远没有在上屋大队热线圈厂上班时让江惠群开心。对农村出生的江惠群来说，保洁的活儿不重，但是累心。深圳台风天多，台风一来，树叶、树枝刮得满地都是，江惠群扫了前面顾不上后面。有一次宾馆要迎接重要的客人，恰好赶上台风天，江惠群被值班经理“逮”了个正着，干活从来不惜力的江惠群委屈得哭了，怕客人看见了影响不好，藏起来流一会儿眼泪后，江惠群就又出来扫地了。有过打工受委屈的经历，江惠群在京鹏宾馆当领班时，特别能理解外来打工妹的处境。宾馆要拿去清洗的脏床单，年轻的姐妹顶多能抱20多张，但江惠群一口气能抱起50张——这么多的床单摞在一起，高过了她的头顶，她却能一口气上下好几层楼。当时的京鹏宾馆从广东惠州博罗县招了一批女孩当服务员。不少女孩年纪小，从没出过远门，初来乍到会想家想得直哭。江惠群就当上了她们的“知心大姐”，劝她们：“每个人都要出来工作，你们这样有活干，有地方住，已经很好了。”江惠群在给这群女孩排班时，也会尽量照顾那些家在外地的女孩，让她们能有时间回去探亲。江惠群的家里，至今都保留着在京鹏宾馆工作时获得的奖状——一张先进工作者的奖励证书。“给劳动者以尊严”——深圳一直在努力给务工人员一种归属感。1996年9月，深圳宝安区举办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和“十佳外来青工”评选活动，此后每年举行一次。2001年起，深圳举办“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和“外地来深建设者之家”评选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知道外出打工有多不容易，江惠群至今都保持着对打工者深切的同理心。前不久，江惠群在自家小区碰到一个刚到深圳来找工作的外地小伙，年轻人将背包垫在头下，在路边的石凳上睡着了。江惠群叫醒年轻人，告诉他附近有个图书馆，里面有空调，可以暂时到里面歇歇脚；小区外有个小吃店在招工，他可以先去试试。“这些孩子离乡背井，不容易。”江惠群说，深圳应该善待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城市建设上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上世纪90年代77封珍贵的信，如今陈列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里，既是张媚媚宝贵的记忆，也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深圳是史上打工者朝圣地
在那段历史中，深圳是打工者的朝圣之地。无数来到这里或试图来到这里的人，都认为这片土地藏着他们的未来和梦想。那时的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支强大的队伍将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底，这支农民工队伍已经壮大到2.87亿人。让张媚媚没想到的是，做义工给她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荣誉——2005年，她荣获“宝安区2002～2004年度先进劳务工”光荣称号，由此有了落户深圳的机会。她还在深圳买了房，完成了外人眼中华丽的“逆袭”。
早已退休的江惠群家里，至今都保留着在京鹏宾馆工作时获得的奖状——一张先进工作者的奖励证书。江惠群很久没回去了，偶尔回去，也辨不出原来的样子。江惠群感叹着深圳这40年的变化，对自己先苦后甜的人生，感到无比满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正如2008年8月，《深圳市居住证暂行办法》取代施行了24年的《深圳经济特区暂住人员户口管理条例》，暂住证随之被居住证取代。而江惠群珍藏多年的一本《深圳市经济特区暂住证》，如今成了“文物”。张媚媚觉得，“农民工”这个称谓，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也会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风云激荡。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据《工人日报》11月6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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