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右江日报》未了之情缘 □张国荣
我之文学梦源自孩童时代一个很“不靠谱”之故事。
其时，我尚未进村小学读书发蒙。对于那个时代生活在德保山旮旯农村人而言，真可谓苦不堪言，特别是夏日之酷热尤难熬，全靠一把马隘圩出售之土编苇草扇度日。也许正因为如此，不知从何时起，村民就有夏夜聚集到村中较为安静地方，点上松枝灯，边纳凉边听有文化人布龙门阵、讲故事之传统。有一段时间，我每每吃完晚饭后，就跟着伯父早早融入听故事人流中。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讲之故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一帮闲来无事孩童和大人们极大兴趣，就是因为这些故事大都与那个时代主流话语相悖、且都是本乡本村古今鲜为人知人文掌故。诸如巴头街土豪汤保芝纳妾轶事、岑三弟骑游花果山从马背上跌落毙命传说、念力屯设圩受挫传说……遗憾的是，不久以后我进校读书了，繁重学习任务让我再没有“福气”去听村里人讲这些“乌七八糟”故事了。
说来奇怪，这些晚间听来之故事却在我幼稚脑海里扎下了根，且激起我莫大兴趣。故读到小学四年级时，那年为参加登贡学区“六一”节举办的作文竞赛，启蒙老师农美益先生刻意要我写一篇题为《家乡往事》之纪实性作文。弄清题意后，我打开记忆闸门，利用三周晚上时间，将自己听过的故事全然实录下来交了卷。不期一个月后，此篇足足3000字之稚拙作文，居然荣获登贡学区一等奖，深受老师、家长夸赞，此起彼伏赞扬声或多或少点燃了我对于文学和“创编”故事之兴趣。后升上高小、初中、师范就读，语文老师梁表庭、黄有恒、黄宝能、覃若萍诸先生，见我作文写得有模有样，他们又因势利导，鼓励我到学校图书室（馆）去借国内外文学经典名著来读。正当我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决心将来要做一个出人头地名作家，用自己手中健笔去表现波澜壮阔革命题材与宏大革命理想时，特殊的年代遭遇却击碎了我之文学梦……
幸运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号角吹响了，大量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之热潮亦席卷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可不知怎的，此时我却腹中空空，觉得没什么可表达。欲写诗歌，吟诵故乡名山大川之诗情画意却想象力不够；欲写散文，展示乡亲父老崭新之精神风貌却文学素养不足……恰恰此时，我所心仪之《右江日报》复刊了。她给我带来了生机。其时，每每课余，我总爱往汉祺兄家跑，因为他爱舞文弄墨，又是《右江日报》通讯员和生产队会计，家里有很多报社隔三差五给他寄来的内部参考读物《右江日报通讯》。在那里，我们如饥似渴地翻阅《右江日报》中有关辅导文章和“澄碧湖”文艺副刊里优美作品。从那里吸取精神营养和写作技巧，又共同讨论如何通过出色表达形式来证明自己之人生价值，如何通过读书学习，尽快提高写作方法和手段等。我总觉得自己除教书外无一技之长，倘离开了读书写作还能做什么呢？又觉得自己有写作天赋，然天赋不等于天才，因为作家必须是天才，缺少此，不管怎么努力亦成为不了雨果、托尔斯泰、曹雪芹和鲁迅。我本人十分赞同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一个观点：人之最大愿望是得到社会承认，在人类灵魂三个层次——理性、欲望、激情里，激情最为重要，因为唯有激情，方能激发人之智慧和勇气。也许是激情不断迸发之缘故，我和汉祺兄用了一周时间，以儿时听来之故事为写作素材，写就一篇3000余字散文《边地神奇花果山》。我当时思忖，《广西日报》门槛太高，而《右江日报》乃本地党报，且复刊不久，应低调寄给她。恰恰此时，报社记者沈纪正先生到德保组稿，我闻讯，赶忙赴莲城将稿交给沈先生。不期一周后，《右江日报》“澄碧湖”文艺副刊终于刊发了我们的拙稿，在故乡引起了震动。转调田林执教后，我又有幸在《右江日报》记者、作家周广生和该县文联作家黄爽诸兄鼓励、指导下，先后又创作了《瑶山之花》《温馨之夜》《故乡月》等一批较有质量之叙述散文，并相继在《右江日报》“澄碧湖”文艺副刊上发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乃是我在《右江日报》关心提携下，第一次正式之文学创作。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我读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那本叙述联贯精致、以写个人梦为指归之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和西方现代派作家之父卡夫卡那些超越文学层面、深入到哲学层面之系列小说《城堡》《饥饿的艺术家》后，对文学性质、功用又有了新认识。即是说，我从这些作家创作实践中，认识到文学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作家思考之产物，而是源自作家某种言说之冲动。正如普鲁斯特在其文学评论集《驳圣伯夫》中所说的：“文学写作是一个作家内心生活的分泌物。”可见，文学创作是作家一种内心深处之倾诉。事实上，在这种文学观念影响下，世界范围内方催生了无数伟大作家。比如我们耳熟能详之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完全旨在拯救灵魂、疗救社会，然从文学创作层面看，他们倾其一生、亦在不断造个人之梦（亦即实现作家内心私人化倾诉），这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大师不容忽视之因素。正如克尔凯郭尔说的：一个作家真正的贡献是指出他所存在的那个时代的失落。几十年来，我亦深深体会到，文学“造梦”（写作）不易，“售梦”（发表）尤难，倘没有《右江日报》之关心与提携，我可能自讨苦吃，一事无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落笔之前，总是不断地权衡思考——写什么，怎么写？久久不能定夺，一切都毫无头绪，写作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我欣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创作这类现实主义小说时凝聚了人类最精彩、丰富之思想与道德光辉，亦即“人文关怀”之终极内涵；另一方面，我亦欣赏普鲁斯特、卡夫卡他们这类私人化创作之小说，我认为他们是当下世界上最接近文学真缔之作家。他们之写作方式都启示着我在阅读和写作中要不断地调整自己之思维方式。于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自己年岁渐长，我决意学习“茅奖”得主李国文先生之做法，不再写小说了，而将散文、诗歌等文体写作定为自己后半生之创作目标。承蒙《右江日报》“澄碧湖”文艺副刊不弃，几十年来，该报发表了我300余篇反映百色人生活和斗争之原创散文、随笔和诗歌（主要是旧体诗），使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顺利敲开文坛圣门，成为广西作协会员。
西方有哲人说：一个作家一生只能有一个“百宝箱”，这个“百宝箱”装着他的记忆、经验和才华。在我几十年创作历程中，尽管我之“百宝箱”库存残缺不全，然我却一如既往不断地阅读、写作，亦体会着阅读、写作带来之狂喜与痛苦。对我文学之梦，我并不是想将它做大做强，而是力求做小做得精致。近年来我又仿效作家刘心武，从新世纪开始，将笔触伸向文学评论领域，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据不完全统计，近廿年来，我已在《右江日报》上对百色市活跃在新世纪诸多作家作品进行粗浅点评，发表了100余篇文学（艺）评论，引起了圈内人士瞩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迄今我还在不停动笔，鼻息中仍断断续续闻到新时代文学花阵之馨香；我虽已边缘化了，然却尚未出局。我深信，有《右江日报》慧心指导与垂爱，我会一直写下去。因为能以有生之年，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添砖加瓦，贡献绵力，我引以为豪。值此《右江日报》寿庆八十九周年之际，我愿呈一律，以表达一个深受其惠老作者对她之无限感激之情——
“右报”喜迎寿庆欣，沧桑历尽貌光新。
奔康号角抒壮志，起义烽烟展奇勋。
专版华章彰感悟，副刊极品吐芳馨。
三生有幸成知己，一瓣心香祝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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