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桂军，当代文坛一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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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林

■核心提示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7月7日，著名作家王安忆主持的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联合《南方文坛》在复旦大学召开“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著名评论家陈思和、陈晓明、郜元宝、张新颖、谢有顺、张燕玲等近30余名专家，研讨了广西近三代作家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分享林白、东西、凡一平、田耳、陈谦、映川、李约热、朱山坡、光盘、刘春、陶丽群、小昌等12位广西作家的成长经历与创作体会。

A三代作家崛起广西文坛

改革开放后近30年，广西三代作家以不俗的创作实绩在中国文坛崛起，被称为文坛的“广西现象”。

这三代作家中，红土地的养育和滋润，使他们既有共性，也有独特的个性，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是“各领风骚”。

林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早期作品《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一个人的战争》，到跨进新世纪后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到近年的《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都能引起热议。而她的被热议，又往往来自所谓的“个人化写作”和“女性主义”，并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代表。

在此之后，就如评论家陈思和所言：“东西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文脉不断，枝繁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

而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伟林的看法是，20世纪整个80年代广西文学影响还是很微弱。一直到1996年，广西文学出现了一个爆发，当时林白已经离开广西，颇具影响了。广西本土的文学直到1996年才引起广泛的关注，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小说，《南方文坛》的改版，使得文学桂军这个概念出现了。

B作家眼里的广西作家

作家、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长期以来对普通话以外地区作者的写作很好奇，她说：“他们讲故事的方式、注意生活细节的方式和普通话体系里的人很不一样。我没有听过地道的广西话，但我知道广西有一个戏曲叫彩调，从小我看电影《刘三姐》，它的表现能力很强。相较而言，上海的原创能力比较弱，语言也受限制，我们不太能用自己熟悉的方言写作，上海也没有大的剧作好的剧种。我们希望能向语言资源更好、更丰富的同行学习。”

作家林白说：“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十次有八次人家一眼认出我是广西人，来参加这个会议，王安忆老师对方言的表现力的思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桂籍美国作家陈谦说：“我意识到最重要的是个性，各自文化的东西。我这些年写小说写的全部是广西的人，怎样去到美国，怎么在那里发展，承受的东西是什么，他的过去对今天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广西作协主席东西说：“广西的作家有点荒诞，他们的格言可能就是卡夫卡的格言，即‘所有的障碍都摧毁我\’。这种自我感觉是有道理的，和地理环境和当初对文学的神圣感都有关系。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想，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学法则？广西作家的写作是挑战文学法则的，每一次写作都有可能改变文学法则。如果我们的文学法则一成不变，永远用一个文学法则来要求创作，那文学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为什么作家想表达的东西，会被误读，是我表达得不好或是信号被阻隔了？也许，这和我们只用固定的不变的文学法则要求文学创作有关。”

东西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大熊猫有野生的也有圈养的。都是大熊猫，野生的很艰难，也很稀缺，某种程度上，是靠野生的大熊猫证明大熊猫之所以是大熊猫。但是，现在的游客只要跟圈养的大熊猫拍一张照片，就兴奋不已。我们正在模糊野生和圈养的大熊猫的区别。如果读者和作家也忽视了这种区别，那写作将会变得越来越平庸。”

作家田耳说：“广西人口头表达相对较弱，到了广西以后，你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沉默。广西作家的个性由此而建立，他们总是从沉默中生成表达的个性，他们的写作总是要排除某种表达的障碍，所以往往个性独特。小说对语言恰恰有很大的包容性，口头表达最充分的地方和最不充分的地方，都能出作家。小说成为强势文体，语言上有一个穷上反下的功能，广西作家嘴上即使不能说，但是用那种表达的艰涩写成小说，反而自成一种风格，艰涩或流畅的语言在小说里并无高下之分。这是我感受到的广西作家写作往往独具个性的原因。”

作家朱山坡说：“我生活的地方跟广东交界，广东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广西对我的影响。粤语方言对我的影响蛮大。写作以后经常会怀疑：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人能写好小说吗？”但是朱山坡坚持了下来，并形成了自己具有辨识度的风格。

作家凡一平、李约热则认为上海是他们的创作福地，分别表达了感激之情。凡一平说：“我1989年到1991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进修，受到了非常正规的教育，复旦的两年改变了我的命运。此次研讨之后，希望大家看到新的凡一平和新的作品。”李约热说，他早期在《上海文学》发的《李壮回家》，王安忆老师在日本演讲就以此为个案，演讲的全文发在《上海文化》上，上海的朋友把杂志寄给他，深受鼓舞。

诗人刘春说：“我们广西的一些诗人曾经很‘豪放\’，觉得广西诗歌和广西小说差距很小，研讨会让我看到差距其实挺大的。我们广西诗人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通过诗歌文体处理现实生活的能力远远不够。力度不够，深度不够。”

C评论家眼里的广西作家

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表示对广西作家写作状态非常有共鸣。一开始读林白，后来读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再后来读光盘、朱山坡，后来读映川，每一次都被他们的生活所打动。一开始谈广西作家的时候用“广西三剑客”，觉得他们出来其实是直击生活本质。广西作家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和共性，每一个人都非常奇特，包括都爱取一些古怪的名字，敢于和这个世界做出区别，这是他们的勇气，是对待文学的方式。他说：“我一直寻找他们群体的共性，今天王安忆老师提供了一个途径，一个思路，在方言上他们能找到共同的东西，方言本身成为他们对生命状态的理解。广西作家总是写出个人和外部世界灾难性的关系。”

陈晓明说：“广西作家还有一个特点，非常擅长运用苦难这个材料，书写苦难。他们在处理苦难的时候，总是把苦难的生活处理得生机勃勃，非常有魅力，但是我有时候想，如果不调用那么多苦难资源的时候，是否也能够把这么一个生命孤立的状态和现实的灾难性的关系建立起来。能不能删除一些苦难资源，在这个情况下，我会更加佩服广西的作家。”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称，广西作家的地方风格是存在的，而且比较清晰，这不完全是因为广西作家群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广西本土，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有一种朝向本土的写作自觉。他说：“地方性并不是空洞的，它包含了这个地方的经验、语言、记忆。不一定是方言写作，但你能感到作家笔下人物的腔调、口气、用词，和广西这个地方的环境大有关系。通过文学，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风情，可以认识一个地方的人是如何生活，他们灵魂的形状又是怎样的，这种写作的地方性意义值得肯定。但我对广西作家的阅读感受，不仅于此。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身上尖锐的现实感。他们所写的生活，往往都是身边正在发生的、未经时间淘洗的现实。中国的许多作家，长于历史性的写作，广西作家却持续书写正在发生的现实。东西、林白、田耳、凡一平、陈谦、映川、李约热、朱山坡、光盘、刘春、陶丽群、小昌等人，写了大量当下的故事，人物群像很多都是边缘人群，都是一些渺小但真实的个体。通过这种现实感，可以看出一个作家身上背负了些什么，那些包括尖锐、苦难的现实，作家感受到了，并觉得自己有书写的责任，这是了不起的。”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认为，林白作品的异质和魅力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鲜明存在。“我见证了林白对文学三十年如一日不顾一切的追求。”张燕玲说，林白撕裂自己的“一个人战争”，创造性地把私生活写成了时代生活。她的创作充满女性的疼痛与悲情，文风尖锐奇崛，内蕴饱满，活力四射，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提供了持续而长久的阐析范本，而近年的创作更是张开翅膀飞落现实大地，显示了她走向现实的文学自觉。

张燕玲说，当代广西文学洋溢着野气横生的文学精神，也一直活跃着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生猛奇异、蓬蓬勃勃的活力。文脉最有力道的当属东西、鬼子、田耳、李约热、朱山坡、光盘，以及更年轻的小昌、周耒等。除鬼子的“伤痛三部曲”正在成型外，东西的《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命运三部曲”，始终立足桂西北的贫瘠土地，以特立独行的创作对命运不懈的追问，以及不妥协的绝望反抗，来张扬现实批判意识。这种坚定的平民立场和决绝的批判精神，也是近20年中国作家对马尔克斯创作精神的张扬。沿着东西文风执着前行的当属朱山坡。我个人喜欢朱山坡的中短篇小说，既能触摸到作者俯视人间、悲悯万物与灵魂救赎的情怀，还能感受到人物的不妥协精神，以及作者对小说的准确观念，一种撒野后节制的精粹和魔力。

谢有顺认为东西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中极为重要的一位，但很少有人指出，他是一位真正的先锋作家。很多先锋作家早已转型，或者只是在做一种比较表面的形式探索，可东西不同，他的先锋是内在的、骨子里的。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持续探索个人命运的痛苦、孤独和荒谬，并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幽默、反讽的品质。

评论家周立民说：“我最早感觉到广西文学的整体实力，是十几年前陈思和老师主编《上海文学》时，委托张燕玲组织过一次广西作家专号，尽管是短篇小说为主的专号，但是，能够感受到广西新一代作家创作的生机勃勃，每一个人个性都特别强，能够看出广西文学的丰富和博大。这种大，从今天的会场上也能够体现出来，广西文学整体的胸怀比较大。林白，我以为她早就是北京作家，映川、陈谦是海外作家，但是，广西是她们的‘娘家\’，走到哪里都是自己人。小说强势的时代，他们也不排斥写诗。这次由我解读映川的作品，她的小说让我充分感觉到广西的作家文字背后总是有一股劲，不知道这个劲是哪里来的，或许来自十万大山，也可能来自漓江清泉，柔中有刚。文学需要世俗的滋养，却又不能跌倒在世俗中，映川的很多作品表现出她独有的想象力，为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提供了一种打量的眼光。”

评论家金理则对田耳予以了特别关注。他说，田耳的中国故事，关注的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和结构转型等宏观经验底下的，国人的喜怒哀乐和内在精神的嬗变，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大时代的潮起潮落间面临何种张扬和窘迫。田耳的小说告诉我们，文学的成败，不在现实主义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而在于如何牢牢把住“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

最后，陈思和教授说：“我和王安忆创意召开这次研讨会，并请上海最活跃的评论家金理、黄平、周立民、李伟长、黄德海、项静、张定浩、木叶等，先写评论后开研讨会，倾听广西作家发言。我觉得很好，希望年轻一代的评论家能把广西文学放在心里，把广西作家的创作成果看成是我们自己的文学理念的追求，如果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十五年里，这批年轻的评论家还会继续关心广西文学的创作，那今天这个研讨会就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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