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包装物回收，哪种模式更好？
到很多乡村的农田里走一走，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超过100亿个，因为得不到妥善处理，不仅成为环境和水体的污染源，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当前我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面临哪些难题？哪种模式更可行？老问题能不能找到新办法？日前，在浙江衢州举办的“农药包装回收处置研讨会”上，笔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处理不当成污染源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马报桥村的余雪芬是水稻种植大户，她告诉笔者，一到农忙时节，许多农户打药后不注意回收，农药包装物随意散落在地里，没人来收，一是不美观，二是对农田造成污染。 “现在我们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在说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如果农药包装物不处理好，我们的乡村也不会美丽。 ”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农药制剂需求总量为250万吨左右，每年产生的农药包装废弃物以容量为250毫升计，约有100亿个之多。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单正军长期从事环境研究，他告诉记者，这些农药包装物的丢弃，不但造成严重的“视觉污染”，其中残留的农药会直接危害农村的土壤以及水体，影响农业生产，还可能会进入饮用水源地，进而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
“谈到污染，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业领域。实际上，来自农业方面的污染更难监测、控制和治理。其中的农药包装物，已成为农药废弃物管理的重点。实施乡村振兴，必须要解决好农药包装废弃物的问题。 ”龙游县农业局副局长朱炳良感慨道。
资金压力大
那么，农药包装物回收处置究竟难在哪里？为什么难以形成气候？
单正军分析指出，一方面，由于国内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农户和家庭承包制为主体，因此小包装农药更受到市场青睐，这也增加了回收的难度；另一方面，农药包装规格种类繁多，全国农药登记产品共有3万多种，包装规格、材质各不相同，铝箔包装约占60%，资源化利用价值低。“归根到底可以总结为两大难。 ”单正军进一步解释，一是农药废弃物回收体系难建立，二是农药包装废弃物是否该归类为危险废弃物还存在争议。
事实上，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也有与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相关的规定。比如，在《农药管理条例》第46条中就明确规定：农药废弃物处置费用由相应的农药生产企业和农业经营者承担。目前我国共有农药生产厂家2000多家，大多是小农药厂，经济效益不佳，难以出钱进行回收处置。
资金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即便是北京、上海和浙江这样回收处置费用由政府财政支出的试点省市，也依然存在由于资金压力大而难以持续等问题。游县2017年财政预算240万元，三年累计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100吨。龙游县植物保护检疫站站长张晨光说，农药玻璃瓶回收价是1.5元/公斤、塑料瓶4元/公斤、铝箔袋8元/公斤。 “我们的回收价高于普通生活垃圾，有人就拿普通废塑料、玻璃等来冒充；浙江没有出台统一的回收价格，有人从龙游回收后倒卖到价格相对较高的地方，甚至囤积居奇，造成二次污染，也导致了市场的混乱，扰乱了农村环境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
另据介绍，目前农药包装废弃物多作为危险废物来处理，处理成本高于4500元/吨，而普通废物处理一吨仅几百元或几十元，地方财政压力巨大。
建立政府主导的回收体系
目前，我国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主要分为政府主导 （如上海、浙江、北京等地）、企业主导（如陶氏杜邦、FMC、广西凯米克）和项目合作（如中德合作项目）三种模式。其中，政府主导的回收处理模式已经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经验。浙江省从2014年开始进行试点，截至2017年底，全省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率已达到80%至90%。
作为浙江省21个试点县之一，龙游这几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龙游县农药包装废弃物仓储中心仓库，笔者看到，回收上来的农药包装物经过机器压缩处理后被码放得整整齐齐，这些废弃物会被陆续送往处理厂进行回收处理。近年来，龙游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村、乡、县三级归集体系，设置了24个镇级回收点、200多个村回收点，每个回收点安排一名回收员，进行全面布局。
作为企业主导回收处理模式的代表之一，陶氏杜邦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上也在不断探索，企业与渠道各级客户，通过奖励的方式促进包装物回收处理。
单正军认为，目前三种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都面临资金压力大、难以持续的问题，急需研究制定可持续运行的管理模式。他建议，应该成立多方协调合作机制，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可持续回收处置模式。 （吴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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