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收音机的情缘
■白克信
随着电视、多媒体的问世，智能手机、网络、微信、微博进入人们的生活，收音机逐渐从人们的视野淡忘了。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收音机却是一件奢侈品。
记得我读高中时，在物理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制作了一台简易的晶体管收音机。当打开收音机时，第一次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的声音时，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心里多高兴啊。当时，我想将来一定要有一台自己的收音机。
参加工作后，1969年我在一个小山村蹲点，距离公社（即乡）近二十华里，交通十分不便。每月到公社开一两次会外，均在生产队里工作和参加生产劳动。一年下来，除每月给住户9元伙食费，积攒了一些资金。我咬咬牙，狠了心，买了一台上海牌“春雷”两波段收音机。从此，拉近了我与外面世界的距离，给生活增添了乐趣。
那时，不但没有电视，我蹲点的生产队由于距离公社较远，山路崎岖，连有线广播都没有，社员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我有了收音机后，每当晚上生产队开会或记工分，我打开收音机时，社员们听到广播声音就赶来听新闻或文艺节目，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一天的疲劳也消失了。
劳累了一天的我，晚上就与收音机为伴。夏天，坐在晒谷坪望着满天的星斗，在星星与月光下；冬天，在灶堂或躺在被子里，收音机给我带来了遥远、新鲜、开阔的世界。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如雷贯耳的城市，远在天边，通过收音机，它们仿佛就在眼前。国内外新闻、文艺节目，尽情收听，以神游的方式，到大千世界走一番。那个年代，我就是通过这温情的电波度过了一个个温馨的夜晚。
在那特殊的年代，收音机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蹲点结束后，我回到了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晚上，每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毛主席语录或重要文章发表时，部里的同志都坐在收音机前认真收听学习。随后，将收音机调到记录速度频道，我与同事连夜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地认真记录，然后立即送到印刷厂排版、校对、印刷，及时发送到群众手中。每当印刷结束时，都是第二天凌晨3、4点钟了。虽然比较辛苦，但感到十分欣慰。
令人难忘的是，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全区新闻联播节目于1971年9月21日，首次播送了我采写的消息《只有在山爱山才能利山治水———板榄公社大力兴建水轮泵站成绩显著》，心里多么高兴啊。这真是收音机助力我新闻之路。当时，主流媒体就是党报、电台。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条件限制，私人很少订报纸，办公室的报纸也不多，不能拿回宿舍看。同时，当时的投递速度较慢，当看到报纸时，新闻变成了旧闻。为此，收音机就是我的忠实伙伴，总是形影不离。每天清晨上班前，中午吃午饭时，晚上下班后，我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听着听着，我与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反复思考，开阔了视野，心胸豁然开朗。虽然“半路出家”，但我很快学会了抓角度、抓问题，提高了新闻敏感能力和悟性，懂得了针对电台、报社不同的节目、专栏、版面特点写稿。从此，我的名字也频频在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日报、甚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亮相”，我人生道路也因此有了新的转折和机遇。
如今嘈杂的生活晃花了我们的眼睛，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跟随我20多年的收音机因年久失修也退役了。但那快乐的时光，那些青春的故事，至今仍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正如，大文豪普希金的诗写的：“那已经过去了的，就会变成幸福的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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