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童年
○○尹远璠
我是1936年出生的，抗日战争就是我整个童年的记忆。这些记忆，既来自亲身的经历、也从家中长者经常的讲述中重温、更有母亲留下的几本充满辛酸血泪的笔记，让它们成了永恒。
在日寇的铁蹄践踏广西之前，我家住在桂林。父亲在邮政部门做电报翻译工作，母亲在广西省政府当科员。两个工薪族养活老小几口，应该是生活无忧、还算是“幸福”的吧？
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很难见到父亲的身影。原来他大约在1938年就离开了家，是响应李宗仁长官的召唤到前线当译电员去了。可我从记事起就好像没有见过他。生活的重担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但是她还把孩子们送到实验小学读书。在我读到三年级的那年（1944年），抗战形势不利，敌人逼近桂林，省政府宣布桂林紧急疏散，让老百姓自寻生路。于是母亲只能跟着省政府机关“逃难”。
读母亲的《跋涉日记》，整个逃难过程历历在目，如同一部惊心动魄的影片：在难民的洪流中，推着小板车的是我二舅，他把自己的妻儿送到乡下亲戚家避难，而自己护送妹妹和外甥徒步跋山涉水。这一走就是三个多月，行程1300多里。其间的艰辛和惊恐难以细说，简单说来就是白天须防敌兵追来、夜晚又怕土匪洗劫，风餐露宿、提心吊胆，那苦楚真是一言难尽啊！最后终于在11月14日到达大后方——百色，难民们才停下疲惫不堪的脚步。二舅完成了护送的任务便赶回已经沦陷的柳州去了。省政府机关把我母亲转派给了百色县政府做办事员，每个月工薪只有4000元法币。
流落异乡的孤苦母子们怎样生活呢？在这战乱的大后方，难民蜂拥蚁聚、物资匮乏而物价飞涨，房租去了月薪的一半，剩下的一半不够五口人吃粥度日。我们千方百计搞“创收”做点小买卖也无济于事。整天就过着白天吃不饱、夜晚喂蚊子的凄惨日子。
但是话说回来，即使在那苦难的岁月也有一件让我终生受益的好事，那就是——在磨难中读书！
说到这里，我要向二舅和母亲致以最大的敬意，是他们的远见卓识、深谋远虑，让我们有书可读！原来他们在非常精简的行囊中也备有几本书，逃亡路上只要滞留两三天时间，他们就会掏出书本教给孩子们读，要求既认字又能背诵、并且展开竞赛，读书好的得到夸奖。这样一来，那《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启蒙读物，就变成我们千里跋涉中的好伙伴了！
在百色相对安定下来，我们开始读《千家诗》，表姐爱读《增广贤文》，朗朗上口，饶有趣味，我也因“旁听”而能背诵，很受教益，终生难忘。那时，房东家几个孩子都能够进学校读书，而我们天天在家把自己的书读得有滋有味。
当我把带来的书读完之后，母亲又给我一本特制的“书”，是她把办公的废纸反面装订起来，用毛笔小楷写的“手抄本”。这就是我的“升级版”课本了！于是，在夕阳的余晖里、在如豆的桐油灯下，母亲开始教我读古文，方法仍然是她领读两遍就由我自读。第二天她去上班，我就捧着这本书反复读诵，像唱歌似的。晚上通过检查后又教下一篇。这个手抄本我从头到尾背诵得滚瓜烂熟，所以清楚地记得它依次的篇名：
《春夜宴桃李园序》《爱莲说》《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严先生祠堂记》《杜陵叟》《宋玉答楚王问》《桃花源记》《费宫人刺虎歌》，还有十多首五言绝句以及谜语诗、宝塔诗等。
在教读这些古文时，母亲还顺带讲些有关的人物故事或逸闻趣事，让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并对学习萌发了浓厚的兴趣，见到书报就想读，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就更懂得珍惜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顺利地读完了中学、考上了广西师范学院。1959年毕业成了柳州市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终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我退休之后过着安定而幸福的晚年。每当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这一段抗战期间历尽艰辛的同时又有好书为伴的经历，一直难以忘怀，回味起来倍感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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