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 ——读范岱克《广州贸易》
■赵青新
中国对外交通，特别对西亚东欧的来往，自古即有陆上西域、海上交广两途。唯西北陆上交通开始早，地位较重要，因此海上之交广赶不上陆路盛况，声名逊于西域丝路。然千余年来广州对外通商，形成南方港埠都市，其发展连续不断，至清代尤其瞩目。
有清一代，广州对外通商，萌芽于顺治年间平南王尚可喜主政时期，之后贸易稳步增长，至1842年《南京条约》后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历史学者、汉学家范岱克在《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一书中框定的时间为1700-1842年。目标是要辨认出广州贸易结构的优劣之处，然后解释这种贸易不断增长的历史现象，更深刻地认识它是如何崩溃的。
《广州贸易》采取了年鉴学派的史学方法。将政治因素搁置一边，着重搜集数据年表，呈现其中透露的经济脉络与社会状况。清史的相关记载详细，官方来往文件一应俱全，外国档案中保存了有关行商、中国帆船商人、成群的通事、买办和引水人，以及数以万计涉足贸易的其他中国人的文献，再加上范岱克努力搜罗的地方海关税口记账簿、行商债务凭证等，丰富翔实的材料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事实基础。
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重视地理环境因素。广州地据珠江三角洲要冲，上游依西江、北江、东江以通上源各支流谷地，百川汇综，通达全粤。广州以下，以珠江直入南海，海口宽阔，港汊交织，形成优良的商船航道。范岱克论述要点之一，即阐述地理条件与历史因素构成其中重要轨辙与依据。与此同时，依靠广州港口“讨生活”的各类人口，不单是官员、商人、水手，还有通译、帮会、劳工、乞丐、妓女等诸般人等，遂也成为范岱克笔端18、19世纪广州社会世态图像的部分。
范岱克为买办、通事与引水人此三类专辟章节。这几类人极具近代贸易特色，且极有地域特色。引水人担负着确定航线、有组织和细致化地引导外国船只入港的要职，围绕引水人的技术水准、收费标准、管理体系，可以反映当时船只的载重量、远航能力、科技更新等情况。买办与通事的活动，则能反映官府与民间在外贸交易中各自发挥的作用，当时外贸商品的种类，中国近代新兴的资本阶层的运作模式等情况。
借助范岱克的研究，我们发现，广州体制是一种相当成熟、高效运作的体系。广州大诗人屈大均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写下《广州竹枝词》七首。其一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证广州之繁荣。范岱克评价，“广州贸易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外国对茶叶和瓷器的需求持续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投资资本的流动带动国际金融结构的复杂化，小型汽船的普及让散商模式逐渐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这一类大型垄断机构，全球商业自由贸易的历史过程是与中国茶叶贸易的增长直接相关的。
但是，茶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白银，而鸦片是在中国唯一可以轻松换取白银的商品。地方官员因政绩需求就默许纵容了鸦片走私以换取茶叶外销。范岱克认为，广州体制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查和平衡机制，地方官员在消除腐败问题上的“不作为”，最终导致了该体制的崩溃。另外，广州体制缺乏对自身历史的重视，比如他的研究从中国方面能获取的都是官方档案，而船员日记、贸易细节等材料都是从国外得到的。这说明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都缺乏准确的信息，因此很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目光之短浅无能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变动。
补充一点范岱克未提及的。有种定论认为近代中国之殇源于先前之闭关绝市。此说并不确切。清初确有面对台湾明郑政权的禁海策略。但清廷体制沿袭明制的表现之一，即以不同口岸接待不同国家。缅甸、南掌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琉球由福建入口，暹罗由广州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而西洋各国俱因航海来华，指定由广州入口。其余关口虽比不上广州之规模，但推论归咎于闭关是简单化的。结合范岱克这部《广州贸易》，重新关注广州体制本身的利弊，或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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