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明嘉靖平冤刻像寻踪
■秦冬发文/摄
叠彩山风洞有一件石刻，名为《无冤峒隋桂州道行军总管虞公申雪记》，石刻镌刻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记录了奉皇帝命前来广西恤狱的毗陵人周嶅为隋代桂州道行军总管虞庆则、晋将高宝、唐桂州押衙乐生等三人平冤申雪一事。
虞庆则案是怎样一个冤案呢？明嘉靖《广西通志》卷第五十八外志九之杂事云：“虞庆则，京兆栎阳人。岭南人李世贤据州反。遣为桂州道行军总管，以妇弟赵什柱为隋府长史。什柱先与庆则爱妾通，恐事彰，乃宣言庆则不欲此行。帝闻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别，礼赐遣之。庆则辞帝，帝色不悦，庆则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贤，还临桂镇，观眺山川形势，曰：‘此诚险固，足加以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驰诣京奏事，观帝颜色。什柱至京，因告庆则谋反。帝案验之，于是伏诛。拜什柱大将军。”
周嶅说：“若总管虞公其尤也。稽之史，信然。每欲援岳武穆祠例肖公像，寘诸山阿，与白之，为千古之一快，而时事未暇也。”第二年秋天，手头的事终于忙完，周嶅“遂命工镵石，肖虞公像位中北向，示不背君也。奸人陷公者，跣伏诸隅，示憸邪身后之诛，援辱桧例也。晋将高宝、唐桂州押衙乐生，止具木主侍焉，不及肖像者。”又说：“峒，旧名风。风荡冤释，改曰无冤，远为总管公慰，且为吾辈来兹地规也。诸公冤状，具列左方。”
于是我们知道，在冤状右方应为虞庆则像，如今，冤状仍在，像则无存矣。
2018年4月的一天，我来到叠彩山风洞，看看能否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在冤状右方，看不出石刻凿痕。在冤状右下方，石刻就多了，全是清代石刻。按镌刻时间先后，分别是：1.袁枚诗（刻于1736年）；2.吕坚跋刻李秉绶兰竹图（刻于1807年）；3.沈烜诗（刻于1828年）；4.周黼麟和袁枚诗（刻于1891年）；5.周之稚和周黼麟、袁枚诗（刻于1891年）；6.樊诚亮和袁枚诗（刻于1907年）；7.符翕和袁枚诗（刻于光绪年间）；8.仅剩13字的残碑（镌刻时间不详）。经仔细观察，我发现在这些碑的最上方有一个“碑”字，“碑”字下面有七纵行小字，仍可辨识出分别是“管□”“管鸣”“徐乾”“徐□”“□耀”“李□”，在这七纵行的最左边可见“皇清乾隆”四字。据此分析，这里最初镌刻的或许是清乾隆时的一件捐资列名碑，后来被人铲掉，又陆续刻上了其他石刻。这些石刻的石面几乎可以分出三个深浅不同的层面，看得出来当年为了争夺镌刻地盘，竞争十分激烈。我在现场仔细咂摸了很长时间，但是无法构建出虞庆则像与这些石刻之间的逻辑关系。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翻出《无冤峒隋桂州道行军总管虞公申雪记》，又看了一遍内容。“诸公冤状，具列左方。”一阵琢磨后，哦！我恍然大悟，原来的调查方向完全搞反了！因为古人的方位表示与我们今天是刚好相反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面对石刻，以我们的左右为左右，而古人是以石刻的左右为左右的。关于这一点，再比如区分岩洞的左面崖壁和右面崖壁，我们今天是以站立时面对岩洞的左右来区分岩洞的左右崖壁的，而古人和我们恰恰相反。
弄清楚这一点后，我找出照片一查，按古人方位，在冤状右方并排的是刻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春天的淮阴王鸣鹤的一首七律，诗云：“春游洞壑暖风回，徙倚临江百尺台。何处梵音乘夕至，似闻天籁和云来。因生静念祛尘鞅，顿起遐思渡海杯。此日诗篇总成偈，昙花随意向人开。”王鸣鹤时任镇守广西总兵官兼都督同知，挂征蛮将军印。再仔细一看，王鸣鹤这件题诗石刻的右方边框竟然有一深一浅两条凿痕。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浅凿痕所在石面应当就是嘉靖二十六年周嶅镌刻的虞庆则像所在的石面。也就是说，虞庆则像被王鸣鹤刻诗铲掉了。周嶅刻像与王鸣鹤刻诗，二者相距57年。
在叠彩山风洞南口，王鸣鹤还刻了一首七律，时间也是万历三十二年春天，诗云：“春来淑气自氤氲，小队山城驻夕曛。树色有无天外见，江光明灭槛前分。凭虚把酒还邀月，选石题诗不碍云。最喜登临风乍暖，肯辞秉烛续余醺。”呀！好一个“选石题诗不碍云”！
王鸣鹤刻这两首七律的背景，均是应时任广西巡抚杨芳之邀游风洞山，赋诗唱和。当时杨芳也写了一首七律，取名《游风洞山》，刻在叠彩山风洞的北牖洞内，诗云：“两洞由来一洞分，空林石室气氤氲。悬崖几处虬蟠像，峭壁千寻鸟篆文。引手欲探天上月，俯躬疑碍日边云。偶逢老衲通灵籁，与说无生到夕曛。”杨芳刻这首七律时，镵毁了宋代曾布、陈倩、苗时中等六人的叠彩山题名石刻，镵毁殆尽，仅剩下十一个字还完好无缺。
一个是广西巡抚，一个是征蛮将军，都是地方大员，这行为可不好呀。
叠彩山风洞之北牖洞南面崖壁，正中上方即《无冤峒隋桂州道行军总管虞公申雪记》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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