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高考而移民的清代士子
近期上映的话题电影《天才枪手》，讲的是考场上作弊的故事。而在中国古代的科举时期，各种作弊手段也是令人眼花缭乱。
冒籍相当于“高考移民”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已经历经了1100余年的历史，各项制度趋于完善，与之相伴随达到巅峰的，却是士子们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科举作弊手法。在这些作弊手段中，尤以枪替、夹带、冒籍等为突出，而冒籍又是这里面最为“软性”的一种。
说它软性，并非冒籍值得同情，而是相比找人替代考试，或者打小抄而言，这种舞弊行为，对其他考生相对“公平”，毕竟人家还是凭着真才实学参加考试。但在软性的另一面，冒籍却又比其他科场舞弊行为，增添了一分社会冲突的危机。
冒籍在我国唐、宋、元三朝历史上，有着许多别称，如寄应、附贯、冒贯等，直到明清时期才统称为冒籍，，而尤其以清代乾隆时期的冒籍问题为典型。
这倒并不是因为乾隆时期冒籍问题真的比后来嘉、道、咸、同、光时代发生的数量更多，问题更严重，而是因为清代在乾隆时期国力最为强盛，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朝廷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这一考场的弊端，故而留下来的资料也最为全面。
冒籍相当于今天社会中的“高考移民”。例如，本来是浙江的同学却跑到贵州参加高考，江苏的同学跑到天津参加高考等等。在清代，冒籍就大趋势而言以三种地域性流动最为常见：南方士子冒籍北方科考；富庶地区士子冒籍贫困地区科考；人口大省士子冒籍人口小省参加科考。
冒籍的“重灾区”
在清代，科举考试实行分省定额制。在乡试中，每个省份有多少人能考中举人是有名额限制的。
打个比方，北大、清华今年在浙江各专业招生一共给了100个名额，但是浙江的竞争太过激烈，即使考生再有能力，终究会有一些人因为名额的限制无法考上。那么，怎么办呢？去别的地方考试，以“高考移民”的方式，占用其他省的名额完成梦想。
因此，在清代学风相对兴盛、经济相对富裕、人口相对密集的江浙地区成为冒籍的“人才输出省”，而当时的顺天府、天津、贵州、广西、台湾等地区就成了“重灾区”。
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顺天府之所以成为冒籍的重灾区，与分数线的高低没有多大关系。原因在于作为首善之区的京师，国家给这里一处的科举中额，也就是招考名额几乎是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总和，但是这里的人口相对于江浙两省而言又少了许多，因此无形中提升了考生完成梦想的几率。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顺天府，尤其是大兴、宛平成为当时冒考最为集中的地方。
因为这些冒籍者对其他省份的考生形成了威胁，导致了考试中的另一种不公平现象，所以冒籍行为往往容易引发当地考生对这些外来冒籍者的敌视，甚至冲突。
不少考生钻空子
清代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钦定科场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冒籍问题，给予本地考生公正的考试环境，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防止、打击这种“高考移民”行为。
其中主要的手段有：以5个考生为单位相互间画押作保，找有功名的考生担保，派官员审查考生口音，最后尽量做到考试日期一致。而一旦考生在考场被发现是冒籍参考，那么，他将会面临取消考试资格，被杖打80，以及未来6—12年无法考试的处罚。
不过，虽然条文、法规俱在，但还是有不少考生利用科举考试上的漏洞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例如，晚清的状元张謇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都是通过冒籍而科举中式的。
在众多以冒籍实现梦想的考生中，最具代表和传奇色彩的应当首推乾隆朝的著名学者——赵翼。赵翼，字耕松，是江苏阳湖人。
1749年来到京城的赵翼以卖文为生，凭借私人关系临时借住在官员尹继善的家中。赵翼希望科场能够成功改变他当时的处境。但是，作为江苏籍贯的他显然回到家乡很难保证一考而中，为了增加考试成功几率，他就想到了冒籍应考的办法。事有凑巧，正好赵翼家乡中，有位族人在天津经商做盐业生意，这为赵翼提供了冒籍入考的机会。于是，赵翼决定伪造商籍身份应考。他谎称陪同这位亲属一同从江苏赶赴北方做盐业生意，从而获取在北方临时居住地参加考试的机会。
赵翼刚一参加考试，就已经有人识破他的冒籍身份。只不过，当时管理考试的官员叶公煜一方面很赏识赵翼的才华，另一方面碍于尹继善的面子，便没有认真纠察他的冒籍身份，而且让他顺利过关，榜上有名，从而开启了他的官宦生涯。 （摘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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