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胡公祠背后的官民深情

广安日报 2016-11-06 00:00 大字

根据清嘉庆年间定远县城图,胡公祠就在县署北。

古树参天,见证了中心人民对历史人物的敬仰。唐明摄

胡濂迁县时所筑城墙,宽2米有余。

□本报记者 胡佐斌 文/图

在武胜县中心镇,但凡问起胡公祠,人们大多不会陌生,上了年纪的人还能说出它的具体位置——尽管如今早已不见胡公祠的踪影。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胡公祠从始建之日算起,距今已快400年了?又有多少人知道,胡公是指历史上的哪一个人物?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这胡公祠的背后,藏着可歌可泣的官民深情?

这里的“胡公”,实指明代嘉靖年间的定远县令胡濂,他在作定远县令期间,与定远人民结下深厚情缘,以至于客死于蜀地,遗言要葬身在定远。而定远人民对他的敬仰,几乎达到了敬神的地步。

作定远县令,让百姓摆脱苦难之城

胡濂,湖广崇阳(今湖北省崇阳县)人,于明嘉靖乙酉年(1525)考中进士,始任定远县令的具体时间不详。

胡濂初任定远县令时,定远县治在飞龙山下(今武胜县旧县乡),后倚危岩,前临大江,城内年年遭遇石坠水淹之灾,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他下定决心迁城,后在多方努力下,最终如愿,并在迁入新城后,继续作了几年县令。加之胡濂为政清廉,爱民如子,故备受县民尊敬和崇拜,其逝后,县民集资为其建修胡公祠,以表示对他永远的纪念。

历代迁城,都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必须得到朝廷的书面批准方可进行。据清嘉庆版《定远县志》收录的《剑泉鄢公生祠记》一文可知,在胡濂作定远县令之前,定远县城的百姓便几番议论迁城之事,但不是被阻于郡这一级,就是被阻于监司这一级,或者就是阻于朝廷派访的御史。不是他们反对迁城,相反,都认为该迁,但正准备向朝廷写奏书时,他们却一个个都离任了,于是上奏迁城之事被一搁再搁。

嘉靖己酉年冬,御史鄢剑泉(又名鄢懋卿)察蜀来到定远县,其时,胡濂已作定远县令,他便再次就迁城之事向鄢汇报,鄢对此十分重视。鄢骑马在县城查巡了一遍后,当即带着陪同他的监司、郡、县三级官员以及定远县一些德高望重的贤达,一起前往县民所期望的迁城之地——庙坝察看,当场就把迁城的事确定了下来,并连夜写好了迁城的奏书以带回朝廷。但御史出访一次,要走很多地方,若不是特别的急奏,一般由御史完成巡访任务后再带回朝廷。故定远县迁城之事要得到朝廷的批准,也需要较长时间。

就在等待朝廷批准的这期间,即嘉靖庚戌年(1550),有一位刚中进士而新任的小官路过定远县,他就是后来官至兵部尚书的张佳印(又名张佳胤),他与胡濂有了亲密的接触,结成故交。若干年后,张佳印撰写了《胡公祠堂碑》一文,回忆胡濂作定远县令期间时与他的几次交集,详细表述了胡濂在定远县迁城前后的所思所想,以及胡濂的相关生平。文章流传至今,才使我们有机会对胡濂有了真切的认识。

时张佳印官职虽小,其辖权也与定远县无关,但胡濂依然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邀他在城郊饮酒。尽管当时迁城之事正待朝廷的批准,但在饮酒间,胡濂仍然表达出对迁城的渴望,他惋叹道:“眼下的这座县城,实在是太凋敝,住户寥寥,只当是元代的一个残垒罢了。元代帝王当年竟选择在这如此苛刻的地方立个县城,不知他们到底为老百姓想过没有?我准备新找一块地另建县城,以安定一方百姓。”

六年后,张佳印已升职为曹郎,再次路过定远县。此时,定远县已完成迁城大业,但胡濂仍为定远县令,于是两人再次相聚,胡濂留请张佳印连住两夜,白天就带着张佳印游览新城。看到焕然一新、欣欣向荣的新城,张佳印盛赞道:“您竭尽全力,为定远县立下了千秋不拔之业,真可谓是造福一方啊!”胡濂则说:“他日定远人民真能富足而幸福,那我死可瞑目了,但愿这话真能早日实现。”

治政安民有方,病逝前遗言葬定远

张佳印在文中进一步介绍,胡濂刚作定远县令时,县内狡诈刁顽之人颇多,诉讼也多,豪霸欺民也常见之。胡濂完善法律,并广而告之,同时梳理民俗,限定捐赠财物的额度,在征用劳役上做到均等,弘扬谦恭节俭的美德,减少苛捐杂税,对损公肥私之人坚决严肃查处,绝不宽容。渐渐地,那些顽劣之人纷纷遁形,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每年春节前后的农闲时节,胡濂常常行于乡间民院,劝农耕,教积贮,禁止在婚姻、丧葬或举办其他宴会时铺张浪费,做到习俗仅“示其礼而去其奢”。另外,每月宣讲一次明太祖大训,接见一次德高望重的长者,一有空就去拜访先生和文人,向他们讨教治政安民之方。

在胡濂的悉心治理下,定远县渐渐民风和畅,民心归一。后来迁县建新城时,需大兴土木,更耗大量人力,老百姓不论远近,只要身体康壮者,争相献劳。那些原在县内颇有影响的大家族,在迁入新城后,影响力已不如前,但也没有一户回迁,也少牢骚之语。而为了征集足够的材料,保证建城的进度,胡濂也是整日忙碌,常常忘记休息。

对于新城的兴旺,张佳印如此叹道:“城成,四民之接毂摩肩,出藏于途市者,挥汗可以为雨,其人士之举于乡若春官者,云蒸飚发,视旧邑之兴衰,相去又何千万已哉!”其意是说,新城建成后,城内的人特别多,路上、街上,可谓是车接着车、人挨着人,同时县内人才辈出,所出秀才、举人、进士等,如同云雾蒸腾,势不可挡,这哪里是旧县所能比拟的呢?

胡濂不仅勤于政务,更精通天文地理。嘉靖甲寅年(1554),定远县因天旱而闹饥荒,胡濂想方设法从邻县买回粮食来救济灾民,但灾民们还是动荡难安。为此,胡濂设坛祭天,在举行祈天仪式时,他忽然对台下的众人说:“尔等莫要喧哗,我昨夜观天象,水汽制火,雨在眉睫。”当天果然是大雨倾盆。

嘉靖丁巳年(1557),京城里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再次遭遇火灾,这次比永乐十九年(1421)的“三殿灾”的损失还要大,几乎把整个外朝都烧光了。为此,皇上决定在四川大量征集上等木材,以重建三大殿。运往京城的路线主要是走水路,先通过川内各河流汇集于长江,再走京杭运河到京城。朝廷下令紧急,时胡濂受召督促四川各州县征材之事,他拄着藤杖、披着雨具、穿着草鞋,奔忙于大山江河之间。由于长期在丛林瘴气中穿行,加之劳累过度,他最终病卧不起。临终前,他告诉身边随从官员,哪座山上的木材应走哪条水路,哪条水路较为艰险,应该选择在什么时段运输,“我死后,你们要继续做好督促之事,不能让这事停下来。”继而又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葬在定远县,以便我的子子孙孙都能永远记住定远县这个地方。”说完就去世了。

百姓建祠塑像,县令化作佑民之神

胡濂在定远县共作了9年县令,起止时间不详。

在一个县作县令连续9年,职位未得到调整,这在当时也是极为少见的。但这9年间,他却毫无牢骚之语,更无烦躁之心,相反,他早已把定远县当作了自己的家乡,县署就是他的家。

为官一方,胡濂爱民如子。张佳印在文中如此写道:“公一官九载不得调,公亦以官为家,邑民无遁形,亦无遁情。有所事事,仅以颐气指使,刑罚案牍几不复用。”其意是说,胡濂对县民并无威严之姿,百姓见了他也不躲,有什么想法也不向他隐瞒。而胡濂在处理民间事务时,极少动用刑罚,连审案的案桌也很少使用。言下之意,胡濂在任期间,百姓触犯法律的次数很少,即使有一些民事纠纷,胡濂很多时候在现场就处理了,而不是一定要带进衙门来审理。

定远人民对胡濂的爱戴之情,超乎寻常。胡濂去世的消息传到定远县后,全县人民如同死了亲生父母一般,纷纷罢市吊丧,家家户户塑起胡濂像,祭祀于神台。不久,人们又纷纷捐资,在县署的北面建起了胡公祠。县民们还遵从胡濂的遗嘱,将他的尸身迎回定远县下葬。但之后不久,胡濂的长子来到定远县,将装有胡濂尸身的棺材运回老家安葬。最终,定远县人民只得年年对着胡公祠内的塑像祭拜,而每次都是泣不成声。

胡濂还有一子,取名胡定,在胡濂去世多年后也考中进士,并在四川作按察使,其在道德与文学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完全继承了胡濂的遗风,似有更甚之势。从胡定的名字,我们或许也可看出胡濂对定远人民的深情。

在定远县连任9年县令的胡濂在全县人民心中的地位之崇高,远非常人所能比拟。随着人们对胡濂的年年瞻拜,胡濂在定远人民的心目中逐渐化作了佑民之神,人们无论是出门在外还是在家,每天就餐时,必默告胡濂,乞求胡濂在天之灵给予保佑。张佳印在文中记载了两次关于胡濂的灵异事件。

一是嘉靖乙丑年(1565),定远城被“妖贼”所陷,胡濂托梦于民间余紞说:“从前我如此艰辛,创下定远新城,然而今天守城的人不忠,鄙视我县民,将城交与妖贼,若你们尽快烧掉数千个草筐,我将会灭掉妖贼。”此言很快传开,仅过了两天,全县各地的人民纷纷云集于定远城下,很快平定了妖娀。

二是民间一张氏,爬上树梢与临时占得县城的妖贼战斗,忽然不慎坠于山谷,但一点事也没有,旁人问他,他回答说:“幸好有我胡公保佑啊!”

故,张佳印在文中叹曰:“呜呼,公而生也,其神运于人;公而殁也,其人依神。公真神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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