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梦中的老文化馆

广安日报 2020-12-13 00:57 大字

位于广安老城三圣街与水塘堡相交处的川主宫,后改建成广安文化馆。王明洲 画

□夏孟珏

现在的文化馆是一个行政单位,一个在办公楼里办公的文化部门。可当年,广安县文化馆却是一大片院落,是广安老城居民的乐园——休闲娱乐和享受文化生活的主要场所,里面经常开展各种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青少年时我常去,印象刻骨铭心,当年老文化馆的热闹场景,多年后都常在梦中呈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极为匮乏,文化娱乐活动更是少得可怜。收音机是高档消费品,极少人家有;电视机还从来没听说过,根本不知是啥东西;打麻将是赌博,新中国成立后就绝迹了;打扑克也就是“甩2”“争上游”等玩法,还没有发明“斗地主”。其实,扑克牌大家也很少玩,虽从不赌钱,却生怕被人扣上不务正业、觉悟太低的帽子。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可隔三差五地看看川剧或电影。广安老城龙头街的川剧场“文革”前每晚有演出,当场天加演午场,演的多是古装戏,也有现代戏或全本大幕戏,或零散折子戏,票价是一角八分钱。原先,广安城没有正规电影院,放电影都在文化馆里面,看一场一角二分钱。可看戏或观影都要花钱,对于经济拮据的人是花不起这份钱的。那时,老百姓喜闻乐见且上面又倡导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大都集中在县文化馆,这文化馆就是县城居民享受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去处。

史载,旧社会,广安就有功能和作用与文化馆大致相同的县民众教育馆,地点在北门旁的北园,即现紫金山大酒店后面的山坡上。刚解放,县人民政府就将北园内的原民众教育馆改立成了县文化馆。1952年底,又迁址到了水塘堡街的三圣宫。

我从小看到的,水塘堡街北头,三圣街西口,就是广安县文化馆的大门。追溯历史,这一片原是飞檐翘角的宫庙建筑群,为川主宫和三圣宫。川主宫供奉的是镇水安民的赵昱(俗称“二郎神”),三圣宫供奉的是三国时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我记事起看到的文化馆,原宫庙建筑已大部无存,有些地方辟作了篮球场或空地,有些地方改建成了砖木结构的建筑,住进了县体委、县图书馆和县电影公司。三圣宫大殿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辟为了广安最早的室内电影院。

进文化馆大门的通道两边,各是几间小平房,是县文化馆的办公室。通道中间,耸立着一个两米多高灯塔状的大玻璃灯箱——灯笼报。再往里走是两个篮球场,左边的一个还是灯光球场,顶上高高地吊着一排排硕大的灯泡,晚上灯光明亮,照得如同白昼。篮球场旁边,还有几个乒乓球台。篮球场里面正对大门处有一个露天舞台。舞台左边是通道,通道的左边即灯光球场的顶端,是县体委的一幢小楼;舞台的右边是三圣宫大殿,属电影公司。舞台后面又是一个大坝子,坝子到底是县图书馆的一幢楼,图书馆门前靠右就是文化馆的后门,通厚街。

“文革”前,文化馆内外,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常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大门外右边有一评书场,每晚听众盈门,当场天还有午场,既讲革命评书,也讲传统评书。惊堂木“啪啪”声中,众人伸颈竖耳,随着情节忽而紧张忽而放松,听得如痴如醉。我那时人小、没钱,有时跑去书场门口或高高的窗下,想听“巴边”,可除了“啪啪”的惊堂木声,讲的内容根本听不清。

大门口里面,通道的正中,就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灯笼报。灯笼报并不大,且构架简单。下面是一米多高的石质基座,上面是装有玻璃的木架,中间是明亮的电灯泡。四面玻璃内贴着手写手画的白纸,但是却形式活泼,内容丰富,既有文字,又有图画和照片。栏目设置多姿多彩,《广安新闻》《地方掌故》《生活之友》《法律顾问》《天下奇观》《计划生育》《笑话趣谈》《漫画集锦》《知识厅》等等。三五天更新一次,每当换了新内容,灯笼报四周人头攒动,大家都争相围观,先睹为快。无论白天晚上,这里总挤满了人,老百姓都称赞灯笼报是我们广安的“土晚报”“百科报”。1964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专门赞扬广安灯笼报的文章,这一来让灯笼报的广大读者都觉得非常自豪,大家也就更爱看灯笼报了。

教唱新歌也深受群众欢迎。每逢农历三、六、九,广安当场天的白天和星期六的傍晚,院内的露天舞台上下,一片欢腾。舞台口摆着大歌单,教歌员站在台前,用长长的教棍指着,一句一句教唱新歌,下面围着一大群人,兴致勃勃地跟着学唱。唱的都是当时最新潮、刚刚开始流行的革命歌曲,多是收音机刚播放的新歌,唱得激情澎湃,气壮山河。其实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学唱最新的电影歌曲。新上映的电影刚刚看得人心花怒放或情思绵绵,里面优美的歌曲撩拨得人无不想跟着一展歌喉,可是心痒痒地想唱,却旋律和歌词都没记全。这下好了,不但台上有大歌单,每人还能得到一张油印的小歌单,台上还有老师教唱,大家学得特别用心,一个个唱得情真意切,声情并茂。

那年头,无论男女老幼,看电影都是最向往、最热衷的事情。据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安就开始有电影放映,先是黑白无声片,观众只能从银幕上的说明文字和放映员的解说去了解电影内容。到抗日战争后期,广安民众才看到黑白有声电影。那时放电影都是民营,基本都是晚上在露天场地放映。新中国成立后,县里组建了四个电影队,分片区在广安城乡放映电影。广安城内放电影都在这文化馆里面,坝坝电影,买票入场。我平生最先看到的电影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这文化馆的坝坝里。观众自带板凳,愿近距离看的,带矮点的凳子坐前面;愿远一点看的,就扛来高板凳坐后面。不少小孩儿懒得带板凳,就挤在最前面席地而坐。最早是单机放映,每放完一盘胶片,就得停下来,换上新的一盘胶片再接着放。换片时,银幕上用幻灯机打出“换片”二字,我就仰头望天,只见幽蓝的天幕上,繁星闪烁或是月牙儿高挂,于是我的思绪就从电影情节中回到现实。虽说每次换片停顿的时间不算长,只一分钟左右,但一场电影中间停顿那么三四次,让人很不爽。后来双机放映了,一台放映机放完,另一台早就装好胶片的放映机立即接着放映,观众终于可以一气呵成看完一场电影了。但看电影最怕中途下雨,若雨小,放映机上撑伞,观众就坚持着看完;若雨下得太大,就得第二天补看。还记得我五、六岁时,姐姐带着我,扛着板凳,到这里看大人们津津乐道的《夜半歌声》。宋丹平被毁容后的镜头一现,姐姐低下头不敢看,并把我的眼睛紧紧捂住不让看,说是吓死人,看了会做噩梦。

1960年,县里成立了电影公司,将三圣宫的大殿改造成了电影院,于是广安有了最早的室内电影院。那电影院相当简陋,木条条牛肋巴长椅,每条椅子坐七八个人,每个座位靠背的木方上写着号码,让你对号入座,全场能坐好几百人。大殿里凡是能透光的地方都用挡席和黑布遮着,于是白天也就可以放电影了。当场天和星期天都要放午场,倘若有特别好的影片,常常是一场连一场地接着放。每场电影放正片之前,往往先是用幻灯在银幕上放一些最时新的配有图画的标语口号,接着放一部约十几分钟的新闻纪录片《新闻简报》第××号,然后再放故事片。少年时代,这里最吸引我,只要想方设法凑齐了学生票价的8分钱,就兴冲冲地跑到这里看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

1965年,广安大东街南头,一座当时堪称宏伟而规范的新电影院落成,于是文化馆里的老电影院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不久,三圣宫大殿也被拆掉,建了电影公司的办公楼和宿舍。

靠文化馆后门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也是广大民众爱去的地方,人们到这里借书或阅览报刊,常常门庭若市。少儿阅览室更是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这里不但让小读者借书、看报刊,还常常举办读书心得讲演会、英模报告会、科学讲座和智力测验等活动,小读者和家长们非常欢迎,争先恐后踊跃参与。

改革开放之前,篮球恐怕是群众参与最广泛的体育活动了,上场打球或在场外看球,都是当年为数不多的能令人愉悦的事情。那时,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都有自己的篮球队,经常举行篮球锦标赛或友谊赛。然而,除几所中学外,全城正规的篮球场却没有几处。于是,文化馆内的篮球场内,常有人在这两个球场上打球,各单位也常组织自己的球队在这里训练。

“文革”的到来,让人们的文化生活变得单一无趣。除了八个样板戏,其他内容的戏剧统统禁演;新中国拍的数百部电影也绝大多数禁映,只剩下《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少数几部。样板戏和仅有的这几部电影,人们早看腻了,许多台词都能倒背如流。文化馆大门外,那热闹火爆的评书场也被封禁,说书艺人被打成坏分子,挈妇将雏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被禁锢得铁桶一般,什么都没有了。每天晚饭后,百无聊赖的人们就只好在街上散步,谓之“转街”,此外,就是到文化馆看篮球赛。

这时的文化馆,灯笼报没人办了,新歌没人教了,然而每逢星期六晚上,灯光球场却灯光通明,如同白昼,热闹非凡。看篮球比赛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后面的人扛来板凳站在上面观看。精彩处,“五号,上篮!”“好球!”观众雷鸣般的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盼望着,盼望着,春风来了——“四人帮”垮台。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越来越丰富,日子过得越来越称心如意。当年文化馆的热闹鼎盛,是建立在文化封闭、传统文化被“革命”,群众文化生活极度缺乏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后,文化逐渐繁荣,各种各样内容丰富繁多、形式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转移了人们的兴趣,文化馆原先非常红火的活动慢慢被取代,人们被分流,文化馆从此风光不再。

2004年12月,已更名的广安区文化馆迁到了城北的北辰大道。后来,因旧城改造,老文化馆四周全建了七八层的砖混楼房,中间的一块场地虽还保留,但面积已被蚕食了许多。还留着一个篮球场,不时有些年轻人在这里打篮球。其他空地上都搭着棚子,棚下一排排地摆着台球桌,虽打台球的人也有,但总还是让人觉得有些冷清。偶尔路过,当年热闹非凡的情景就常常浮现在眼前。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老文化馆的热闹情景虽然看不到了,可在改革开放的层层推进中,各种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却千姿百态,遍地开花。随着城市品质提升建设,随着各种文化、体育场馆和设施的不断增多和完善,广安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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