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党员一样情 说说我们身边的党员
■王国梁
我参加工作没两年就入了党，当时觉得荣耀极了。那时打电话还不方便，我就写了一封激情澎湃的信给父亲。直到现在，父亲还保留着那封信，写得像演讲词一样豪迈，充满激情。
比我的信还有激情的，是父亲的回信。父亲在信中说：“咱家光荣啊！三代都有党员！你爷爷！我！现在你也是党员了！党员就得有个党员样……”父亲的信里是一连串的感叹号，因为父亲不大懂标点符号的用法，只觉得感叹号是表达激动心情的，所以几乎每句话都有感叹号。
我爷爷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入的党。他年轻时在生产队当队长，非常认真负责，从来都是把队里事放在第一位，奶奶总说他傻。爷爷经常说，党员就得啥事都做在前面，如果总想着自己，那还叫啥党员？有一次，生产队刚收了麦子，晚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爷爷赶忙组织人去给麦子盖塑料布，他把自家能盖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冲进了雨里。村民们一起努力，终于把麦子盖好。爷爷怕刮风再把盖好的塑料布吹开，就披着雨衣守着打麦场里的麦子，在屋檐下站了半夜，直到雨停了才回家。类似的事，爷爷做得太多太多。他说，那些英雄党员为了老百姓，牺牲生命都不怕，我干这点小事算啥？爷爷赢得了村里人的信任和尊敬，很满足。他一辈子对党充满感情，所以也影响了父亲。
父亲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入的党，他努力了多年，写过几次入党申请，才最终通过，所以无比珍惜。入了党以后，父亲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后来，父亲还担任村长。父亲很有号召力，那些年他找项目，找资金，想尽办法带领村民致富，大家都听他的。他和大家一起种西瓜，种桃树，还张罗着带人去外地学农业技术。那些年，我们那个单调闭塞的小村活了起来，不仅田里多了很多经济作物，还与外界多了联系，村里的马路也修起来。如今，村里人还总佩服地说，老王是个能人！多年里，父亲一直是我的偶像。
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入的党。记得刚上班时，我仅仅是个小职员，工作不很积极。有时候，下乡到村里，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我还总有情绪。后来，是父亲的一番教导和鼓励，让我改变了态度。父亲说，你把老百姓当回事，他们才会把你当回事，况且你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应该更了解他们。我重新面对自己的工作，把老百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工作越来越顺手了。没多久，我也入了党，那是父亲最骄傲的事。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我入党的事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庆贺。有父亲的鼓励，我对工作丝毫没有懈怠过。如今，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家三代党员，都默默地履行着共产党员的职责，也让奉献精神代代相传。
乡里去开党员会
■吴生泉
鸡还没打鸣，母亲就起床了。忙啥？昨天，广播里通知，乡上开党员会，得煮早早饭。去晚了，只有坐点边边角角，管事的虽然口头上不说，看你几眼都不好意思。
父亲是1948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当过公社书记，后来，虽为副县级离休干部，但仍然保持老党员的本色，离而不休，又像老农民一样起早贪黑地帮母亲种地。但凡开会，再忙都要去，顺便赶赶场，去白鹤碑街上转悠转悠，三朋四友聚一聚，摆点龙门阵，乐呵乐呵，对他来说，相当于放个假，过个节，放松放松心情。
头天晚上，父亲利用去河边洗澡的时间，已经约好了哑巴队长和幺老汉等几个老党员。等呼噜呼噜喝完两碗稀饭，太阳还没爬上对门的黄果树梁子，父亲已刮了胡茬，换了身干净衣服，穿了草鞋，戴了草帽，背后插把蒲扇，带上叶子烟杆，就邀约老伙伴们上路了。
临近晌午，太阳很旺势，父亲摇着蒲扇，拿本半新不旧的刊物，慢条斯理地回来了。在过桥的时候，往往有洗衣或者洗脚的乡邻开玩笑：“老书记，乡上喊开会，伙食都输不起啊？”
“嘿嘿，洋眯眯（蜻蜓）吃尾巴——各吃各哟。”父亲回应的时候，也是乐呵呵的。那多半是父亲散会后，在白小姐开的小吃店啃了几个白馒头，打了个幺台。
每年“七一”，几乎都是这样：父亲开会回来，得了个“先进党员”之类奖状或证书的话，走起路来脚趾尖尖都有力。他走在田埂那头，在田埂这头都能听见咚咚咚的脚步声。母亲笑他，是不是打了顿饱牙祭，父亲笑笑而已，并不作答。然后，靠在凉椅上，架了老花镜，翻翻《党员文摘》，读读《晚霞报》《广安日报》，遇上不认识的字，就像跳虼蚤一样跳过去，跳过去……
“七一”开党员会，成了例会，也成了父亲晚年生活的一道风景。
母亲说的没错，父亲开个党员会，相当于打一场牙祭，严格说来，相当于打一场精神牙祭。
父亲是个老党员
■何小琼
7月1日，是党的生日。我又想起了父亲。父亲是个老党员，是在战争年代入的党，这是他常常引以为傲的。
那些年，父亲在单位里当党委书记。想求他办事、走关系的人几乎是踏破我家门槛。当然每个人手里都不空着，可父亲从来不动心，每次都和颜悦色让来人坐下，问清楚要办的事，还让母亲去倒茶。最后，父亲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而那些礼物，一定会让来人提回去。
印象最深的是陈伯伯来我家的那一次，中秋节要到了，陈伯伯送来的是一盒七星伴月的月饼，那精美的盒子，显示着它不菲的价格。父亲和陈伯伯进房间谈了很久，后来，父亲铁青着脸送陈伯伯出来，陈伯伯手里拿着月饼盒，脸上有恳求的神情。父亲只说了一句：“你也是共产党员呀！”陈伯伯一下红了脸，离开了我家。
还有那一年，由于雨水连连，江水暴涨。单位的工厂靠近江边，眼看着上百万的货物要被水淹没，单位马上一边组织工人抢险，同时通知家属搬出家里的重要物品，以防万一。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忙着搬东西，我渴望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看到父亲的身影，可父亲却一直不见人影。我失望了，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不用找了，他一定在带着工人们抢搬货物。”
父亲平时教导我和弟弟最多的是：“要认认真真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投机取巧是干不成大事的。”这些话我们一直铭记在心，伴随着我们成长。
每年党的节日这天，我们全家总会聚在一起举杯庆祝。一向节俭的父亲认为，这是党的生日，应该庆祝，这不算铺张浪费。而这一天，又可以听到父亲磁性浑厚的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父亲已经到了暮年，但我知道，父亲的心是永远亮堂着的。他是我引以为傲的父亲。
党员老白的幸福生活
■李红霞
再见到老白，他已荣膺全国劳动模范。粗糙的大手托着鲜红的荣誉证书、光灿灿的劳模奖章，老白黝黑的脸上，笑容催绽的皱纹如一朵花，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没想到，我一个58岁的小小邮递员，会成为全国劳模，会走进人民大会堂，真是太幸福了。”
初识老白，我在乡下教书。叮铃铃的车铃隔日一声响，一身墨绿，黑瘦淳朴的乡邮递员老白，便准时走进校园。有一天暴雨不止，我以为老白不会来了，可我给学生订的报纸明天上课要用呢！天色渐晚，我正打算重改教案，雨声中响起了敲门声。老白解开雨衣，掏出用塑料布包裹的报纸，愧疚地说：“天不好，送迟了，没耽误您吧？”我连声道谢，眼含热泪目送老白推车走进夜雨中。
说与同事听，他们都不惊奇，一致的夸赞中我重新认识了老白。25岁走上乡邮路，固定的线路上，几十年来，他投递了多少报纸信件包裹，洒下了多少汗水泪水血水，没人知道，但漫漫邮路知道，道道溪流知道，巍巍大山知道，被服务的乡亲们更是知道。
老白从步行到自行车到摩托车，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累了坐在石头上歇一歇，渴了捧饮一口山泉水，饿了干啃一块馒头，寂寞了就高唱两嗓子。遇有河道涨水，他就挽起裤腿，扛起自行车，趟河而过。日积月累，落下了病根，阴雨天两腿钻心地疼。即使大雪封山，邮件他也照送不误。
山村闭塞，山里山外便靠老白沟通。报刊信件自不必说，光是为乡亲义务捎带着购物、办事，他就记了一厚本。泛黄破损的记事本，封皮上赫然写着：做一个优秀投递员。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给老张买止痛药一盒，给小刘捎衣服两件，给老万买红糖一斤、红薯秧一把……一页页笔记铭记了老白工作的点点滴滴，更赢得了乡亲们挂在嘴边的由衷称赞：老白是个好人。而老白总是淡淡一笑：我是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我的义务和责任；乡亲们需要我，是我最大的幸福。
如今，被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邮政先进个人等各种光环笼罩的老白，仍是原来的老白，只是幸福更深了一层：局里照顾，帮他治疗腿疾；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勤恳踏实干事；他还打算明年回老家种田养老。
老白，一位普通的乡邮递员，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不会忘记他脸上永远展露的快乐笑容，也难忘老白朴实无华的工作誓言：“身为党员，多为老百姓做好事，不要让人说不是，这便是我的幸福生活。”
乌桕旧事
■陈七一
乡居的地方，多有乌桕树，在村口、在缓坡、在小溪边，远近成林。
乌桕树叶似杏叶，叶面有蜡质，比杏叶生得浓密。仲夏时节，乌桕树冠下，浓荫蔽日，农人耕作到正午，就在树下吃饭纳凉。午后，村妇们聚在树下，一边做起女红，一边张家长李家短，以消永日。偶有花粉落下，人们才发现，乌桕又已著花，细黄嫩绿的穗状花序，本无可观之处，再藏在一片浓绿之间，就更不起眼了。
淘气的孩子们不怕热，常把自己晒出一头的疖子来，可这无妨，他们会爬到乌桕树上，采下嫩叶，直接贴在疖子上，半日即可化脓消肿。有时，就在他们伸手采叶时，也会被藏在叶子后面的洋辣子蜇到，灼痛无比，可这也无妨，他们多会找到进攻者，将其开肠剖肚，取其绿色经脉捣碎，敷在被蛰处，痛感顿消。找不到洋辣子，他们就地和泥，敷在被蛰处，效果似也不错。
那年月，张裁缝常来乌桕树下做他的裁缝活。他原本是苏州的一名大学教书先生，下放到这里，由于不会庄稼活，就选择了家传的手艺，穿针引线，为他人做衣裳。他为人谦和而不失精明，随遇而安，因此很快就和村人稔熟。适逢村学缺教师，村人知道他有学问就举荐他，他却坚辞不受，他说教师很是体面，可他的学问像乌桕子，“有毒”，只能烂在肚子里。
他没有妻子儿女，一个人住在天井的西厢屋里，干干净净的。一架缝纫机，脚踩手摇布移动，哒哒哒哒，在他手下渐渐成衣。他微笑着，似乎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有男子来，他一边干活一边说点男人间的话；有女人来，他就说些精致的笑话，或是奇闻异事，她们便张大着嘴圆瞪着眼，或是咯咯地笑到弯腰。也有孩子来，有老汉来，有老婆婆来，他都能让他们喜欢他。他不是装的，他的性子是开阔的，容得下许多人、许多事。
有善良的婆婆慈祥地看着他，他感知得到，却不抬头，继续缝。婆婆说：“小张，你不讨媳妇吗？”老婆婆正要说是谁，他怕伤了女子的面子，就说：“我有媳妇的。”提亲的婆婆就同情地叹息：“唉，这孩子苦啊！”踯躅地去了。他就一直干净着，喝水，干活，小炉子摆在屋外。
山菊花开时，村人已不再去乌桕树下，而张裁缝还常来。他着一袭整洁的米灰色长袍，脚蹬圆口布鞋，背剪双手，沐浴在深秋的暖阳里，一边细看乌桕树叶先由绿而紫、再由紫而红，一边低唱浅吟。记不得他唱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那些句子悲凉，像初冬的霜，让人想流泪。而有一句，至今还记得真切，是“乌桕红经十度霜”，每吟到此，张裁缝声音哽咽。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吴梅村的《圆圆曲》里的一句，而吴梅村、陈圆圆恰是张裁缝同乡，一年一度，乌桕经霜而红，勾起的正是乡思与乡愁，霜愈重，叶愈红，思与愁更浓。乌桕数度红绿，张裁缝渐渐老了，发中隐有银光，如烟灰色。漠漠平野，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村外有一条古驿道，驿道上有座残桥，桥边有一棵乌桕。每年冬初叶落，干枯枝虬，苍劲若梅，白色的桕子缀满枝头。寒鸦阵阵，采食其上，人来不惊。每年冬天，道上却热闹了。总有一些陌生人来，一些人租住在村里，他们是来挖丹皮、做丹皮和收购丹皮的；另一些人就是来村子里收购桕子的，或一二人，或三五人，推着独轮车。丹皮是中药，清热凉血，活血散瘀。桕子是拿来做桕蜡的。在石蜡之前有桕蜡，桕蜡是做蜡烛、香皂、蜡纸的材料。桕子的核榨出的油做油漆、油墨，渣子做肥料。
上大学后我离家住校，回家时张裁缝已经走了，他住过的房子堆满了杂物，蛛网附尘。正是霜发桕红时，一片片红叶在微寒的风里翻动，偶尔落下一片，如一声叹息。
我想起要告诉张裁缝，乌桕子确实有毒，但这是食用的立场，多少有失偏颇，正如从食用的角度考量黄金，亦如粪土，换一个角度，我们却发现桕子浑身是宝。可这个时候，乌桕树下没人来了，几只鸡走过，被风吹翻着鸡毛，咯咯地叫着。
捡夏
■陈树庆
又到麦收季节，看到收割机在金黄的麦田里滚动，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童年时捡夏的情景。
在我童年记忆中，夏忙并非是一个美好的时节，简直就是一场遭遇战，麦子需要快抢快收，不然会被突然而降的雷雨淋湿在地里，造成成熟的麦子发芽，减产。那时，机械还很少，收割完全靠人工一把一把割下，扎成麦捆，拉运到打麦场。麦子收割完，麦田里或道路上总有些丢落的麦穗，孩子们就提着篮子捡拾麦穗。
天蒙蒙亮，我背着一瓶水、一个蒸馍，加上几根咸菜，就出发了。捡夏的小伙伴们，都是三五成群，盯着田边地角，捡拾散落的麦穗。有时发现个麦穗，大家都争相跑去抢捡，就看谁眼尖手快。“麦季脱层皮”，火辣辣的太阳，针尖一样的麦芒，冒着热气的田野。麦茬似钉，不小心踩到麦茬上，刺痛我们的小脚；麦芒扎在胳膊上又刺又痒，太阳晒得脊背火辣辣的，然而我们顾不得这些，心里只想着麦穗，眼里只盯着麦穗。我喜欢弯腰去捡那些稀稀拉拉散落在麦茬里的麦穗儿，张着嘴、龇着牙的麦穗特别喜欢我似的，总是欢欣地出现在眼前，我右手把麦穗拣起来，再放进左手，让穗头一个个头靠头攥着，拢不住时就用麦秸绕个结，捆成一把，放进篮子里。田间的小路坑坑洼洼，起伏不平，装满麦子的车上经常会掉下来许多零散的麦穗。总之，一晌下来，捡得三斤五斤，便很知足；勤快点，聚沙成塔，一个麦季下来，能拾到几十斤。
学校麦假期间布置的“作业”中会有一项拾麦穗，开学时上交，超额有奖。为了完成任务，争取好名次，上进的孩子会起早贪黑，去田间地头，不放过任何角落，把遗落的麦穗一个个捡起，将散落的麦粒一粒粒捏起。那时，捡夏就成了我最快乐的事。我提着篮子，挽起袖子，累了会去逮蚂蚱、追蝴蝶，把蚂蚱用茅草穿起来，在地头点堆柴火，烧着吃，胜过山珍海味。太阳偏西，挎着收获满满的篮子，满载而归，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们捡夏，大一点，就加入到了割麦的队伍中。后来，读书工作的缘故，很少到庄稼地里了，而今只好在记忆里收割，那种清新久远的麦香味，久久地萦绕在脑海里，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的麦子，成片成片地，倒在儿时的记忆里，倒在村前屋后的庄稼地里。现在，割麦子都是收割机割，割得很干净，即使人工收割，也收拾得比较干净，捡夏已是遥远的记忆了，劳累不堪的劳动场景竟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并以成片成片的麦子为背景，成了一道风景，总是很美。
碗里的乡村岁月
■曹春雷
那时在老家村子里，到了晚饭时间，一人一碗饭菜——不在家围着桌子吃，而是端着到街上去。只要不刮风下雨，不太冷，都会到街上去。早晨和中午都忙着要去田里，或者外出干活，吃得匆忙，只有晚上才能安下心来，吃上一顿正儿八经的饭。对村人来说，晚饭是正餐。
黄昏的村庄，看起来像油画。夕阳站在西山的峰尖上，将余晖随意泼洒过来，村庄的树、房屋、碾盘、古井……都镀上了一层金黄。一柱柱炊烟渐渐矮下来。男人、孩子早已端着碗饭菜到街上，主妇们也离开柴灶，端起自己的碗，急急到街上来了。
这是街道最热闹的时刻。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都有。坐着的，也不坐板凳，只是随便找块石头，在山村，石头不稀罕。除了垒墙盖屋，在村人眼里，石头的另一大功用，就是用来坐的。
碗，是粗瓷大碗，模样粗糙，一看就知道，这样的碗在窑里，与那些细瓷的碗比起来，一定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只是粗粗烧制，能成型而已。好在，农人们是不讲究的，能端着吃饭就行，就像自己的衣着，能穿就行。
每人的碗也有特色，有的纯白，有的上面印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般人都用这个。有的印着“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顺便让孩子学习诗句的，这样的碗，通常孩子用。还有的，印着“抓革命，促生产”，通常有年纪的人用。
男人们通常两三个一伙，蹲着，扒拉着碗里的饭菜，说着村外镇外的事，有时也关心一下国家大事。女人们通常一群人围在一起，讨论谁家的饭菜好吃，虽然菜大都差不多，是菜园里的时令菜，但还是要比一比的，比厨艺。更多的时候，说一说家长里短的事。三个女人一台戏，更多的女人在一起，就是春节晚会。
孩子们端着碗，满街到处跑，看到谁的菜好吃，就夹上一口，好几条街道游荡下来，差不多就能吃上“百家饭”了。
男人若是要喝酒，两三个碗都放在石头上，围着石头，一人一茶碗酒，蹲着喝。酒香飘散在街上，有孩子闻到了，被吸引了，也凑过来蹲下，缠着要尝尝。于是，其中一个大人将筷子蘸了一点酒，送到孩子嘴里。孩子皱起小脸，吐着舌头，一个劲地直嚷：苦，辣！于是，众人哈哈大笑。
这样的饭，一直吃到夜幕四合。
碗中流日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庄的人们开始不在街上端着碗吃饭了。如今我回乡下，在晚饭时间，我还是习惯在街上站一站，当然手里并不端碗。街上很安静，通常只有几条狗溜达着回家，经过我时，狐疑地看我一眼，“汪”上一声。
没人吃街饭了。
自带正能量
■积雪草
前些日子，在机场偶遇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她赶时间，我赶飞机，仓促间聊了几句，彼此加了微信，就匆匆而别。
后来，在微信上有时会聊上几句，每次她一张口都是苦大仇深，怨气冲天，抱怨公婆太偏心，只对弟弟和弟媳好；抱怨老公不会赚钱，买不起大房子；抱怨孩子不听话，抱怨父母不关心她，抱怨物价太贵，抱怨上街堵车，抱怨上司只关心业绩，抱怨同事只会溜须拍马……
起先，她抱怨的时候，我只是静静地听着，而且非常能理解，活了一把年纪了，谁心里还没有几块难消的块垒？抱怨几句，发泄一下，也就完了，权当“话疗”了，我也乐得当一回听众。谁知她却乐此不疲，丝毫没有收工罢兵的意思。
每次和她聊天，我都会觉得很累，纠结，郁闷，情绪低落，好几天都不开心。起初我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几次之后，慢慢就捉摸出滋味来。当一个人身上满满都是负能量的时候，就像一个超级小宇宙，会爆炸，会辐射，会影响身边的人，会把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这种负能量不容小觑，一不小心就能把你的心境逆转，把你的平静搅乱。
我承认我的定力不够，可是生活中又有几个人修炼得波澜不惊成了神仙呢？没有人会喜欢和一身负能量的人做朋友，那些自带正能量的人才是最受欢迎的人。就像我另外一个朋友，她虽然离了婚，但乐观，开朗，自信，健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用幽默和快乐去感染别人，让人觉得生活的美好与温润。其实谁的生活中还没点小插曲？谁还没有点小抑郁，小伤痛？谁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的呢？
生活中，正能量和负能量都属于可控范围，一个人如果适当调整身心，遇到事情用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把负能量尽量缩至最小，事情最终的走向和结果会不一样。当然，如果能够自带正能量就更好了，不仅能照亮自己，也能温暖别人。如果自带正能量不足，也不用绝望，因为正能量也可以修炼而来。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霍金说：“如果你患有残疾，这也许不是你的错，但抱怨社会，或指望他人的怜悯，毫无益处。一个人要有积极的态度，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现状。”
自带正能量是一种美德。从一棵开满鲜花的树下经过，你的内心会充满喜悦；自带正能量的人事物，总会让人觉得暖心舒适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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