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减租退押与清匪反霸运动
各地坚持实行“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依靠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对开明地主实行和平减租，对顽固地主进行控诉斗争，对罪恶严重者严厉镇压。
减租退押运动开始后，一般富农、小地主以及识大局的较开明人士（包括部分大地主）的态度积极，但是，各地不断发生地主、富农采取抽田、转田、转当、转卖、赠送等方式阻碍减租退押运动，有一部分地主则运用各种手段软拖硬抗，欺骗抵赖，预先软化佃户，不去农会退押。有的打欠条欺骗农民以达到不退的目的；有的以卖不掉房子家具为借口，拖延抵抗退押；有的支使家中妇女哭穷，硬抗或哀求少退；有的说退而实不退，企图借故抵赖，推脱责任，个别地主畏罪潜逃；有的企图降低成份，逃避斗争；有的借故与家庭脱离关系，推卸责任；个别破产地主不跑也不退，听凭处理。同时，也出现了农村地方恶势力以各种方式阻碍减租退押工作的情况。
为了清除农村地方恶霸势力，稳定社会秩序，为减租退押扫除障碍，各地纷纷开展清匪反霸运动。各地层层成立清匪委员会，发动农民，重点打击发动武装暴乱、负有血债的惯匪及恶霸分子；广安县根据各地情况在区、乡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判处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在永兴乡公审解放前勒索民财、强奸妇女100余名的大恶霸谢兰田时，5000余人参加大会，34名受害者争先上台控诉，依法判处谢兰田死刑并立即执行，人民拍手称快；同时，加强农民协会组织，监视地主、恶霸、土匪活动，收缴民枪、弹药、大刀。邻水县就从地主冯裕才家搜出金子13两，银元1200元，手枪2支。许多曾有土匪劣迹的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主动投案自首，坦白罪行。1950年，广安县分别在县城第二中心学校和文庙沟开办了三期土匪自新人员管训班，管训土匪共计335人。
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代表进城到处捕捉地主恶霸现象，影响城内秩序；相邻地区的农民争夺斗争对象，并互不相让；许多工商业者与押金有关，城内因大量资金转作押金，影响工商业经营等情况。1951年1月26日，岳池县作出《在减租退押中捉拿地主、恶霸的有关规定》。3月9日，邻水召开县委扩大干部会议，会议强调“三要三不要”。“三要”是：要打垮大地主及恶霸地主，从政治上打垮，在经济上挖空；要贫雇农当家作主人，团结大多数群众同封建势力拼，做到没有一个人同地主一条心；要分别对待，分清大小主次和好坏（指开明地主与封建恶霸），“打狗头争取狗腿”。“三不要”是：不要损害中农利益；不要损害工商业；不要浪费。
1951年2月底，岳池县减租退押全面结束，据统计，岳池57个乡共退押实物折款51.75万元。1951年3月，武胜县对减租退押进行了复查，情况为：地主、富农除按规定减租外，还退还农民佃户押金共计黄谷302159石，黄金724两，白银4758两，银元76520元，人民币54004.56元。1951年4月，广安、邻水县的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工作基本结束。广安县农民共获减租退押“胜利果实”折稻谷2939.85万公斤；邻水县农民共得减租谷2896.45万斤，退押谷909.12万斤。农民将所得一方面用于改善生活，另一方面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添置农具、购买耕牛、种子、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掀起了农业生产高潮。
清匪反霸与减租退押大大削弱了封建地主阶级势力，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政权。尤其是减租退押制约了地主对佃户的残酷剥削，削弱了地主的经济实力，争取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从而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特别是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积极性，为以后农村土地改革及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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