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义”字当先的湘西风情史实 读邹元模的《义匪》有感
□甘建华
邻水作家邹元模一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在继《返乡农民工》投入全国农村书屋后,他的近作《义匪》也引来众人关注。
笔者曾听有人说,《义匪》这部小说题目中有一个“匪”字,相对于整部小说的内涵来说,无形之中就降低了文本的思想立意,影响了小说的正面意识,对该小说的正面宣传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笔者认为不该以“匪”字为着力点,关键有一个“义”字在前,这就是整部小说的看点和亮点。
自古以来,我国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有“侠盗”“义匪”之说,故事情节大多是围绕以劫富济贫、行侠仗义为基准,描写的主人公都是一身侠肝义胆。在许多的文学作品里,也不是说沾上了“盗”和“匪”都是贬义。《诗经》里也有“匪风”之说,但古人在这里用来另指它意;蒲松林的《聊斋志异》里还有“义鼠”“侠女”等篇目,也都是从某个侧面突出正面的“义”与“侠”。
《义匪》一书,作者也把主题突出在“义”字上。开篇第一章《绝恋》,写主人公苗挺柱和玉珠,那有情有义的苗家儿女,朴实灼热温婉绵缠的恋情,伴随着山水景观和风土人情的着重描写,把主人公的“情”和“义”,以浓郁的地方特色串接在一起,为叙事文本添色不少。还有那引人入胜的“鸳鸯戏水牡丹图”的红肚兜,贯穿于故事的始终,穿插在主人公的几次化险为夷中,也不失为一个看点。
从整个故事情节看得出,所谓的湘西女匪首沈梅香,是那个动乱年代中的牺牲品。她原本是居住在凤凰镇上的良家妇女,由于多舛的命运于她不公,使她不得不为命运抗争。为了在弱肉强食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她抢先利用凤凰山的有利地形占山为王,从侧面反映了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老百姓为了求得生存,偏安一隅的艰难抉择。
小说中的沈梅香,当属女中豪杰。在与军阀陈渠珍周旋对抗的同时,不得不与同道联盟,虽然在手段上使尽了尔虞我诈,费尽了心机,但是在江湖道义上,也必须以“义”字当先,她才有可能在江湖上立足,才能够对同道中人发号施令。
在诸多人物相继出场后,作者做足了铺垫,终于把作品的主题抖搂出来,这就是该作品的主题——民族大义。
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间武装再强大,也始终敌不过军阀统治下的正规部队。在陈渠珍即将攻破凤凰山顶沈梅香据点时,“贺龙为争取凤凰山土匪参加红军而派出的援军”,红军的卫参谋长“带着一个旅的红军”及时赶到,使苗挺柱对红军的及时救援感激不尽,而濒临死亡的沈梅香也叮嘱他:“我死后你带着大家投奔红军。”
古人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在险恶的江湖上打拼一辈子的沈梅香,终在民族大义面前醒悟,为苗挺柱走向革命道路画上了一个长长的破折号。
在贺龙红军二、六军团的领导下,苗挺柱和他的弟兄们在红军队伍里集结整顿操练培训后,在政治觉悟和军事能力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为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克了不少难关,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历经艰辛,红二、六军团终于翻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最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还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夸奖。
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到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苗挺柱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人。但是,该部小说在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作者只详细描写了抗日战场上的一个情景,这不仅让故事达到了高潮,也让作者的水平发挥到了高潮。苗挺柱与日本鬼子吉田的拼死一战,那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一招一式,连贯流畅,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如读者仔细把每一个动作衔接起来,真还没有丝毫的破绽,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
《义匪》一书,有很多具体细节的文学描写,这与作者曾经在湘西腹地深入生活和体验民风民俗不无关联,再一次证实了作者在写作的道路上没有闭门造车凭空臆造,没有投机取巧专走捷径,而是下足了功夫,做足了功课,充分展开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对细节的洞察力与想象力,否则,要想轻而易举地把当地的民情习俗跃然纸上,决非易事。
解读《义匪》,应该把“匪”字转移在客观事物的存在上面。应清楚地看到,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里,是平民百姓迫不得已的另一种生存方式。读者应和小说中的贺龙同志站在同一个角度,以同一个观点看问题,就是要让那些零星的民间武装,用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引导他们转化为革命的现成力量。以民族大义去感化他们,以江湖义气来推动他们,使他们自觉地走向革命道路。
小说中的人物命运结局的把控,完全在于作者的主观意识。邹元模以“义”写“匪”,以景写人,以情写义,把主要人物的思想蜕变,写得自然得体,情景交融,衔接得天衣无缝,既突出了史实性,也突出了思想性,既有了朦胧的似非性,也有了可读的诗意性。
长篇小说《义匪》不失为一部旗帜鲜明的史实性传奇小说,相信可以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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