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藏族纺织、挑花刺绣工艺——藏族编织手工艺术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罗绍毅摄
罗绍毅摄摄
图片除署名外由州非遗中心提供
■王望
长期以来，藏族的手工编织业一直与农业和畜牧业并列为藏区的三大传统产业。由于地理气候的不尽相同，藏区人民的编织工艺在不同的区域，所表现出的技艺风格也各不相同。但作为必需的生活用品，编织工艺的用料主要还是以本地所产的牛羊毛为主。编织技巧也非常普及。在日常生活中，编织这些五彩缤纷的生活用品是藏区人民最热心从事的一项手工劳作，他们用牛毛编织口袋，编织格调厚重的髻具，编织装饰色彩浓艳，纹样单纯，具有鲜明的藏族文化特色。
藏族的织绣工艺大致可以分为编织和挑花刺绣两个大类。在两个大类下，又可分为若干小类。其中编织类根据原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毛编织类、麻编织类、棉织类三个小类。在三个小类中，毛编织和麻编织均需经过纺线、编织两道工序，毛编织类主要编制毡子，麻编织类主要编织麻布，均为服饰用料。棉织类主要编织藏鞋带、呷乌带、围腰、披单、腰带等，由于藏区不产棉，所以棉线均源自内地，故棉织类仅有编织工序。挑花刺绣类大体可分为挑花类和刺绣类。挑花又叫撇花，主要在棉布上施技。在撇针过程中，要根据布面上的经纬线数纱使针。其要诀为“挑里看面”。最大的特点是双面成图，且不见线头线尾的结头疙瘩。在刺绣类中，又可分为扎绣、钮绣、勾绣、骑针绣、十字绣、堆贴绣、盘金绣和插针绣等8种技法。在一件成品中，有的仅使用一种技法，多数成品往往集多种刺绣技法为一体。挑花刺绣多在棉、绒布和绸缎、麻布面料上进行。嘉绒藏族挑花刺绣时，除细布和绸类面料需用用绷子作辅助工具外，其余面料均随手进行，无需辅助工具。以上述8种技法中，盘金法极具民族和地域特色，在川西，乃至整个藏区具有唯一性，是。
嘉绒藏族织绣工艺将传统编织工艺与挑花刺绣工艺融为一体，自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完整体系。就编织工艺而言，毛、麻、布编织应有尽有；就挑花刺绣工艺而言，技法多样。其图案，多为现实生活中的自然花草、动物等，也有藏族传统的吉祥八宝、大鹏、拥忠等象征符号。不同的绣技有的单独绣成的织品，如盘金绣和插针绣，其绣品显得富丽华贵，挑花细腻精巧。多种绣技混合绣成的织品，既古朴典雅，又妙趣横生，绚烂夺目。
嘉绒藏族织绣技艺传承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纺织技艺传承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丹巴县中路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载，在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掘出土的第一期文物中，有骨质的“纺轮”。同时，还发掘出了数量较多的骨针。由此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嘉绒藏区的纺织技艺已经发育。隋唐以前，嘉绒藏区史称“嘉良”，居住其地的嘉绒藏族先民被称之为嘉良夷。在《北史·附国传》中载：“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幂敦。衣多毛毼皮裘”。文中所记“毛毼”即指用羊毛纺织的毪子。唐代，成都平原以西岷江、大渡河流域地区被称之为“西山”，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的《东女国》条下即有关于“西山诸羌”的记载。在西山诸羌中最为有名的部族被称之为“西山八国”，其哥邻之部首当其冲。唐时，西山一带为唐蕃政权交往之冲，唐蕃统治者皆欲拥有西山诸部，其中的哥邻等部渐融于藏族之中。《旧唐书》中曾记有西山八部曾内附的记载，“立悉等数国王数来朝，召见于麟德殿……其年松州生羌等二万余众相继内附，其粘信部落董梦葱、龙诺部落主董辟和，皆授试卫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会讫，锡以金帛各遣还”。此时，汉地挑花刺绣传入今天的四川藏羌地区（指唐时西山八国地）。元、明、清时期，四川西部藏区均推行土司制度，历代中央政权除在区内加强政治统治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逐渐频繁，推进了嘉绒藏族织绣工艺的发展。清中叶，乾隆征伐大、小金川以后，汉族移民进入嘉绒地区，这些汉族移民也随之带来了汉族地区的挑花刺绣技艺，嘉绒藏族在原有织绣的基础上，吸纳了更多的汉地挑花刺绣技艺，致使嘉绒藏族织绣技艺更臻成熟，自成体系，并一直传承至今。
象任何一种艺术都离不开地域和人文的双重给养一样，绚丽独特的嘉绒藏族的纺织、挑花刺绣工艺的衍生和发展，是与嘉绒地区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的。嘉绒藏族的生活在高山峡谷、丛林地带，这里气候温暖，生产方式主要以农耕为主，兼营牧业。历史上他们的服饰主料为毡子（用山羊毛搓绞成细线后用手工织成宽30cm，长3cm的衣料），然后剪裁缝制成毪子衣衫，捆扎彩线编织的花腰带，妇女们还要系桃花围裙，头戴手工刺绣的花头帕，脚穿绣花鞋。过去嘉绒妇女农闲时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搓羊毛、织毪子上，一家老少的一套衣料几乎要耗去他们毕生的精力。姑娘们从12岁起就要开始学织花腰带、挑花、刺绣等女工技艺，待到出嫁时，以谁织的花腰带纹彩丰富，手工精细，数量多而为荣，不仅如此，腰带还是定情之物和馈赠长辈的礼品。挑花刺绣纺织等手工技艺在嘉绒藏族生活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是嘉绒藏族日常生活中依赖性很强的物品。
值得说明的是，其实，不仅仅是嘉绒藏族的纺织、挑花刺绣工艺，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没有一种文化样式像编织艺术这样源远流长，它的历史甚至超过了绘画和文字。从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尝试着用植物的藤编制成绳子，用来捆绑东西，结绳记事。最早的编织应该从这里说起。人类的发展让他们懂得了什么是羞耻，他们用树叶包住自己的身体，告别裸体途奔的日子。把树叶串起来当作衣服，也许是最早的编织品。这种编织让古代人类了解到重要性，是因为它能给他们生活以帮助。最南面的部落，由于经常接触到藤类植物，所以编织技术相对北方较发达，他们把藤条变成衣服，头饰，还有部分家具，另外编织成原始的类似网的东西，帮助他们打猎。“结绳记事”的方法——就是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经过长时间的使用，结绳的样式变的多样化了。到了后来，人们有了纸和笔，不再需要结绳记事了。结绳功能从实用的工具摇身一变变成了美观的装饰品。编织艺术的发展，可谓经历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它经过了历朝历代的变迁，每个朝代都有着不同的风格，他们赋予了它美好的寄托，同时编织还体现了当时的精神的风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编织技术的发展，编织品样式也随着人们的生活需要增多。皇宫里面还专门有人为新的样式设计，以求融合皇宫的需要，编织品也流行起来。唐代的飘逸，宋代的雅气，明代的谨慎，清代的华丽，每个朝代的精华编织艺术都渗入到了编织品上。唐宋时期，中国结被大量地运用在服饰上。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结的技艺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在许多日常生活用品上都有中国结，如窗帘、彩灯、镜框、香袋等，都能看到样式繁多、颜色美丽的花结装饰品。与其它编织艺术不同的是，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直接体现了该民族的审美风格和民族特性，是民族的象征、文化的载体，也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嘉绒藏族生活在高山峡谷、丛林地带，这里气候温暖，生产方式主要以农耕为主，兼营牧业。历史上他们的服饰主料为毡子（用山羊毛搓绞成细线后用手工织成宽30cm，长3cm的衣料），然后剪裁缝制成毪子衣衫，捆扎彩线编织的花腰带，妇女们还要系桃花围裙，头戴手工刺绣的花头帕，脚穿绣花鞋。过去嘉绒妇女农闲时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搓羊毛、织毪子上，一家老少的一套衣料几乎要耗去他们毕生的精力。姑娘们从12岁起就要开始学织花腰带、挑花、刺绣等女工技艺，待到出嫁时，以谁织的花腰带纹彩丰富，手工精细，数量多而为荣，不仅如此，腰带还是定情之物和馈赠长辈的礼品。挑花刺绣纺织等手工技艺在嘉绒藏族生活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是嘉绒藏族日常生活中依赖性很强的物品。
精美绝伦的唐卡和羌绣作品《吉祥八宝》、《释迦牟尼》、《四臂观音》等，受到高度称赞，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民间组织颁发的“世界青年眼中的最美中国手工艺‘大奖”。
四川省第四批非遗项目“嘉绒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传承人，其策划并创作绣制的巨幅唐卡《释迦牟尼说法》及《释比观音盘金绣》在四川省第六届少数民族艺术节，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博览上展示，分别荣获“特别展示奖”和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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