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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已故中国音乐界泰斗四川音乐学院教授郎毓秀四川音

四川日报 2012-07-13 18:22 大字

——追忆已故中国音乐界泰斗、四川音乐学院教授郎毓秀

四川音乐学院琴房大楼7楼一个房间里,隐约传出如潺潺流水般的歌声。70多岁的教授泽仁雍珠,正轻声吟唱着《月姥姥》。“我最喜欢听郎老师唱这首歌,她的歌声仿佛有金属般的质感。”

泽仁雍珠口中的 “郎老师”,是中国音乐界的泰斗、“中国四大女高音”之一、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2012年7月7日凌晨,这位将一生都奉献给歌唱与音乐教育事业的声乐艺术大师,在成都驾鹤西去,享年94岁。

“郎先生的去世,代表了四川声乐界一个时代的结束,她对中国声乐艺术的贡献将永载史册。”省音协主席敖昌群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 陈四四

●人物名片

郎毓秀,祖籍浙江杭州,上世纪30年代起,进入上海国立音专、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声乐系、美国辛辛纳提师范学院学习,与周小燕、喻宜萱、黄友葵被誉为“中国四大女高音”。其父郎静山,为著名摄影大师。

先后任四川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声学系主任、教授。2001年,获得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最高荣誉——终身荣誉勋章。

她曾上千次上台歌唱,举办过近百次个人独唱音乐会。个人唱片名曲有《大军进行曲》、《杯酒高歌》、《鸾凤和鸣》、《乡愁》、《满园春色》、《早行乐》、《飘零的落花》等。代表曲目有《教我如何不想他》、《蝴蝶夫人》、《小夜曲》、《蝶恋花》、《月姥姥》、《太阳之光》、《雪花》等。

她撰写、翻译著作有《卡鲁索的发声方法——嗓音的科学培育》、《伊丽莎白·舒曼的教学》、《西洋艺术歌曲二十首》、《歌唱学习手册》、《美声学派的原理和实践》等。

旧上海,百代唱片签约“主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于中西文化强烈碰撞交融的时期,文学、艺术领域大家辈出、灿若星辰。上海,无疑是艺术的一大中心。在这样的氛围中,从童年至青年,郎毓秀幸运地吮吸了中西方文化艺术“养料”。

1918年11月4日,上海闸北虹口吴同里的弄堂房里,一位女婴呱呱落地,她就是郎毓秀。小女孩6岁时,父母婚姻破裂,她和哥哥留在父亲的身边。

父亲外出工作,大哥上学读书,只剩下郎毓秀一人,冷冷清清。所幸家中有一位来自苏北农村的老保姆。老妈妈心地善良,性格开朗,煮饭时总喜欢把小毓秀抱在膝头,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给她哼苏北苏南的小曲。

父亲郎静山是摄影大师,也是一个音乐迷。每天晚上冲洗相片之余,总要放几张唱片。小毓秀靠在留声机旁,八九岁的她跟着唱片里的西洋音乐唱,不懂外语,却把曲调都记熟了。

郎静山与很多文艺界人士有交往。上海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感觉这个小女孩有点意思,就让她去试试。1933年夏,郎毓秀进了上海国立音专办的暑期培训班。暑期结束后,郎毓秀因音色美,音域宽,顺利地进了国立音专。

作曲家贺绿汀是郎毓秀的学长,当时已开始搞音乐创作。他喜欢郎毓秀的声音,请她在他录制的《湖堤春晓》中担任女高音。《渔光曲》的作者任光当时在百代唱片公司任营业部主任,直接去找郎静山,签下两年合同,让郎毓秀专为百代唱片公司录音。这样,郎毓秀陆陆续续在百代录下 《杯酒高歌》、《乡愁》、《满园春色》、《早行乐》、《飘零的落花》等二三十张唱片,曾风行国内及东南亚地区。

1935年,作曲家冼星海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留学回来,路过上海。郎静山立即约到家做客,冼星海毫不犹豫地对郎静山说:“应该尽快送毓秀出国深造。”

冼星海的话更加坚定了郎静山送女儿出国的决心,他为郎毓秀申请庚子赔款留学,委员会答应三年内送郎毓秀出去,还让她“学点中国的东西带出去”。为此,郎静山拜请老朋友梅兰芳大师给予女儿指教。

梅兰芳亲自到家里来,叫全家人欣喜不已。郎毓秀心情有些紧张,唱了一段《三堂会审·苏三起解》。梅兰芳听后,大夸其嗓音柔韧漂亮,就是多了一点歌味,少了一点韵味。梅大师示范了几句,娇美、透亮的声音,让郎毓秀顿为惊奇,她跟着学起来,一唱就有效果,梅大师很高兴,觉得她悟性高,给她讲了学京剧的诀窍。

不料,庚子赔款留学名额泡汤了。郎静山不甘心,四处借钱自费送郎毓秀到比利时留学。1937年8月30日,郎毓秀登上意大利的威尔第伯爵号海轮奔赴欧洲,开始留学生涯。

新中国,国外举办音乐会第一人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在国外举办音乐会的歌唱家。淡泊名利的她,最终扎根音乐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她在音乐教学上影响巨大,“她早就断言,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今后一定是会融合的。”泽仁雍珠说。

走进四川音乐学院竹园郎毓秀的家,客厅里摆满了百合、菊花、白玫瑰等鲜花。鲜花簇拥中,照片上身着蓝底碎花旗袍的郎毓秀,脸带微笑,和蔼可亲。“这些鲜花都是学生送的”,泽仁雍珠说,郎先生的学生们已从四面八方赶回川音送别先生。

“她教我的东西,一辈子都用不完!”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的泽仁雍珠回忆,1955年,她由西康歌舞团推荐报考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四川音乐学院前身),先唱了一首藏族山歌,主考的郎毓秀亲切地问她,“还会不会唱别的歌曲?”泽仁雍珠又唱了电影《白毛女》电影插曲《北风吹》。就这样,泽仁雍珠没想到自己竟然考上了,郎毓秀成了她的老师。

开始上课,泽仁雍珠傻眼了。她从小唱歌是跟着老人学的,不会钢琴、也不识谱,更不懂发音技巧、视唱乐理……郎毓秀一点不嫌麻烦,一句一句教,“老师当时教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学生,有多为难!”

泽仁雍珠感慨的还有,“早年,她参加过中央对外文委组织9人文化代表团出访欧洲瑞士、意大利、法国,并在罗马、伯尔尼、日内瓦、巴黎、里昂等城市举办了7场独唱音乐会,是新中国第一个在国外举行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而郎先生是那么朴实与平易近人,“她的舞台遍布农村、工厂,她会拉着战士的手面对面地唱歌,哪怕是业余合唱团请她去唱,她也不会推辞,更没有出场费这一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声乐界出现了中西唱法之争。时任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的郎毓秀认为,“学美声的也应该扎根民族唱法,向民间学习。”

泽仁雍珠介绍说,“老师不仅自己学习苏州评弹、闽南南音、京韵大鼓等民间曲艺,还把四川清音、扬琴、单弦、川剧等带进了川音声乐系的课堂,师生一起学。”泽仁雍珠还被派到甘孜巴塘县学习藏戏、山歌、酒歌。后来,又到西藏藏戏团学习藏戏唱腔等。半年后,泽仁雍珠回到学校,在郎先生的指导下将美声技巧与藏族民歌相融合,大家非常惊讶,“怎么声音变得这么好听了?”

在拜祭现场,歌唱家潘维刚的弟弟告诉记者,“当年家里非常贫穷,郎先生看中我哥哥有天分,一分钱没收就教唱歌。”郎先生的子女们说,“妈妈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她资助了很多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学,尽管自家并不富裕。

去世前三周,郎先生还坐着轮椅来到琴房大楼9楼,参加声乐系研究生教学大纲讨论,坐了1个多小时,实在支持不了才离开。去世时,郎先生还惦记着自己有两个研究生没毕业。

“爸爸就是妈妈的百科全书”

在郎毓秀的遗像旁,子女们贴心地摆上了父亲肖济的遗像。“自从2006年爸爸去世后,妈妈一直都不开心。”大女儿说,没有爸爸的支持,妈妈也不会取得那么多成就。“爸爸就是妈妈的百科全书”。

1936年,上海国立音专的考场上,郎毓秀婉转如莺地唱出吉诺《小夜曲》,使台下一位青年深深入迷,他就是上海广慈医院的医师肖济。

郎毓秀当时准备出国学习,经人介绍请肖济当她的法语老师,每周来上两次课。“七七事变”后,上海音专停课。郎毓秀与同学伍芙蓉主动到广慈医院护理伤兵,郎毓秀细心地给伤兵们洗脸、倒尿盆,也让肖济倍生好感。

后来,郎毓秀接到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的邀请留学通知书。在她即将远赴重洋之际,肖济向她吐露了恋情。一年后,肖济也来到比利时,他们约定隔两周见一次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习。1939年初,肖济接到国内电报,要他去山西中条山野战医院任院长。国难当头,这对热恋中的恋人依依惜别。

1941年,郎毓秀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回国后她与肖济仅通了两封信就失去了联系。半年后才知道,拒绝当日本军医的肖济,已被拘禁在太原日军战俘营。之后,郎家疏通知名人士担保,肖济终于得以到当时的北平和郎毓秀结婚,因为无法忍受“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在长女8个月时,夫妻双双悄悄离开沦陷的北平,几经周折,到达西安,1945年定居成都。

在郎毓秀子女们记忆里,“妈妈每首歌的第一位听众,必定是爸爸。”在大女儿看来,“妈妈执着于学习民间艺术,将美声与民族两种唱法融合,也是受了爸爸的影响。”1946年两人赴美国留学时,肖济就获得学心脏外科的机会。但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条件,几乎不会有人去做昂贵的心脏外科手术,于是转学普通外科。结婚前,肖济曾告诉郎毓秀,“以后我要到乡村去做医生,要去救贫穷的人。跟着我,你学的那些会没有用。”毕竟,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人会听花腔呢?郎毓秀于是学习了很多民间艺术,“妈妈在国外演出,只唱中国民歌。”

“小时候,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听到妈妈练声。晚上,如果听不到她练声,我们还睡不着。”在9个子女的眼里,郎毓秀是一位可敬的母亲。她喜欢做菜,亲手给孩子做衣服,甚至织袜子;她从不为了自己孩子找关系,即便老二声音很好,天生能唱4个8度;她很坚强,遇到再难的事也不落泪,可“文革”后她第一次坐到钢琴前,只能唱出“G”和“A”两个调,她哭了……

如今,子女们下一步准备整理郎毓秀的资料,她住过的房子,也会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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