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思念叫永远
唐达天
赵燕翼老师走了十年了，我常想起他。
我初次认识赵老师，是在我的家乡民勤。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当老师，喜好文学，业余坚持写作。忽一日，接到县文化馆杨澄远老师的电话，说省作协的赵燕翼老师来河西走廊采风，县文化馆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文学座谈会，让我参加。对赵燕翼老师，我早有耳闻，他是甘肃省著名作家、省作协副主席，著有小说集《草原新传奇》《冬不拉之歌》，童话集《金瓜和银豆》等好多作品，他的《五个女儿》还曾得到过茅盾先生的高度评价。到了文化馆，我才知道赵老师还带着青年作家邵振国，就是后来写出了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麦客》，又担任过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邵振国。那时的赵老师已年过五十，身材高大，面目清瘦，一头短发，浓密粗黑。赵老师虽然名气很大，为人却很低调，与我们交谈相当亲和。就在那次座谈会上，我弱弱地问赵老师，在我们民勤这个沙窝窝里，能否产生大作家？赵老师语重心长地说，能，怎么不能呢？沙窝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只要不懈地努力，只要写出了沙窝窝人的独特的生活，你就有可能成为大作家。
赵老师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一边干着本职工作，一边埋头业余创作，无数次的期盼，无数次的失望，一封封的退稿信并没有将我击垮，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写。我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摸爬滚打，作品只发在省内的文学刊物上。后来我调到了金昌报社，再后来，我的中篇小说《沙蚀》上了《十月》。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0年10月，收到样刊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赵老师，如果当年没有他的鼓励，或许我就走不到这一天。我立即给赵老师写了一封信，夹在刊物中寄给了他。没过多久，我就在《甘肃日报》上看到了赵老师写的《致〈沙蚀〉作者唐达天的一封信》，赵老师在信中对我的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把我纳入到了“陇军”主力军的行列。之前赵老师在《甘肃日报》上还推介过青年作家阎强国。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阎强国已是省作协副主席、《飞天》杂志主编，由青年作家成了扶持青年作家的老作家。
我第二次见赵老师，是199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报社加班，突然接到了赵老师打来的电话。原来赵老师带领团队来河西走廊调研，在民勤至金昌的路上，车被沙梁卡住了，赵老师率先下来推车，没想到在推车时，一脚踏空扭伤了。赵老师打电话让我买点消炎药。我听完立马骑着自行车买了药给赵老师送过去，赵老师的变化并不大，他还是那么精神矍铄，说起话来语重心长。赵老师告诉我，文联和作协打算要筹办一个文学创作班，计划在全省范围招收两到三名青年作家，学期两到三年，目的就是让基层有潜力的业余作家能集中时间和精力出些作品，然后再从这些青年作家中选拔一两个调到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赵老师还告诉我，如果这个班能办成，我就是第一批学员。
赵老师的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得以实施。我的文学梦想并没有丝毫的动摇，我一如既往地坚持业余写作。1997年，省作协与《飞天》联合搞了一次改稿会，由赵老师主持，我前去参加。那时，我又有好几部中篇小说在《小说》《小说家》等大型刊物上刊发了，我准备出一本中篇小说集，想请赵老师为我写个序。赵老师欣然答应。不几日，一篇题为《大漠是一道风景》的序，刊发在了《甘肃日报》上，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为我的新书增添了不少光彩。
新世纪初，我的长篇小说《绝路》出版了，省作家协会、春风文艺出版社、金昌市委宣传部、市文联联合在省作协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其时，赵老师带病前来参加会议。赵老师握着我的手说，达天好，大作我看了，写得很好，值得祝贺！我从赵老师的眸子里，感受到了他对我的深切关怀和期望，那种感觉，让我至今想起都很暖心。
2003年，我参加省作协组织的陇东采风活动，结束后回到兰州，我与同行的作家雪漠和王新军一起去看赵老师。那时赵老师已搬到雁滩新家，他见到我们仨非常高兴，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评点了我们的作品，然后又带我们来到开满鲜花的阳台，向我们介绍了他侍弄的花草，当他得知我们还要坐夜班车分别赶回武威、金昌、玉门时，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到了门口。那次别离，竟成了我与赵老师的永别。
次年，我因工作变动，来到了南方，有了大块的时间写作。想起我的文学之路，曲曲折折，坑坑洼洼，一路跌跌爬爬地走来，真的不容易。我还要继续跌跌爬爬地走下去。如果没有赵老师当年的鼓励与扶植，也许我早就半途而废了，不会这么坚定，也不会这么持久。正因为如此，当我听闻赵老师逝世的消息后，心揪了好几天。我知道人总归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我还是遗憾自己没能在赵老师健在的时候多去探望他。
我想起了《寻梦环游记》中的一句话：“死亡不是永别，忘记才是。”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和赵老师并没有永别，因为我们始终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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