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影像化的中国简史
本版图片均为纪录片《中国》剧照
编者按 12月7日起，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国》（第一季）在湖南卫视、芒果TV首播。这部纪录片以唯美的影像叙事，循着思想与制度这一主线，再现中国历史群星闪耀的瞬间，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本版特约纪录片《中国》主创，解读创作背后的故事和密码。
为了纪录片《中国》
李东珅 周艳
《中国》，以如此沉甸甸的两个字作片名，是一次令人激动也充满挑战的尝试。
所以，这是一部寄托了梦想的纪录片，也是一部充满冒险的纪录片——我们试图用影像对中国历史进行梳理。
第一季从春秋到盛唐。
第二季从唐朝到新中国。
第三季追溯上古三代。
要完成这样一部纪录片，创作者无论做多少努力，都是应该的，也都是不够的。但这是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
一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国是中国。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没有断流，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所说，对本国历史能“略有所知”的朴素目的，以及对已往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是《中国》一片的创作起点。
以往多数历史类纪录片，更注重深入某一段历史、某一个主题或者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挖掘其中故事和细节。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无法满足《中国》这样一个选题的需要。
纪录片《中国》，是一部影像化的中国历史，是了解历史发展的简明“大纲”。
正是因为深知历史的浩瀚无边，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全面书写和穷尽讲述的野心。我们试图用一个更概括、也更清晰的粗线条，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形成对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认知。
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从影视创作者的角度，尝试完成对中国历史的一次读解——伴随着影像叙事带来的优势和限制，也贯穿着个性化、风格化的表达和呈现。
那就是：从大脉络看大逻辑，以大写意绘大趋势。
二
用影像著史，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大结构。《中国》第一季，跨越了从春秋到盛唐的千年时间。
我们以思想和制度的发展为主线，12集，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和主题，讲述了中国原生思想的诞生、国家制度的奠基、多民族与多文化的融合，直至全面鼎盛之世的到来。
分集结构取决于总体思路：中国在分、统、乱、治中，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此在某一个维度建立了深厚积淀。
三
用影像著史，叙事必须先“舍”后“取”。
确定了全片的总体思路和大结构，也就决定了这部纪录片的内容选择和基本调性。
历史是复杂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它简明。历史是深刻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它普及。历史是由无数点滴构成的，我们要做的，是去除枝叶，留下主干。历史是由无数偶然构成的，我们要做的，是越过局部，看到整体。
基本史实都在已有的认知框架内，我们做的工作，只是让它在我们的思路下连接。我们不讲宫斗、权谋，不渲染战争、权变，把社会、生活、经济都作为背景，去探寻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思想价值和制度价值。
遵循这一原则，在历史进程中，选择对后世最具深远影响，在当时最具开创性、转折性的重要节点，最具代表性、时代感、最富戏剧性的人和故事，追溯今日中国和中国人如何一路走来。
四
用影像著史，成败取决于“视”“听”。
呈现的过程，我们核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视性、艺术性和真实性、准确性之间，如何形成一致？
选择了通篇真实再现的手法后，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纪录片式再现。《河西走廊》和很多历史类纪录片采用的就是这一方式，但我们并不想重复。二是剧情化再现。但我们绝不想把纪录片拍成一部三流电视剧，所以反复强调的就是“去剧情化”。
事实上，无论怎样努力，我们都无法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更无法还原那些事、那些人，无法还原他们的语言，更无法还原他们的情绪和想法。
再逼真的模拟，都还是假的，甚至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决定用大量全景画面，重点去表现无论古今人们都共通的状态：吃饭，喝水，饮酒；读书，写字，思考；聚会，争论，出行；悲伤，喜悦，兴奋；徘徊，震惊，愤怒……我们希望历史像一幅画卷那样，慢慢展开，令人怀想。
在摄影指导罗攀的视觉设计下，《中国》打通了纪录片与影视剧的视听语言壁垒，融汇戏剧舞台的假定性和象征性手法，建立起鲜明的、自成一系的美学风格。
用假定性来表现真实感：一堵高墙，就是一座城池；一扇大门，就是一座宫殿；一面壁画，代表了敦煌盛况。
用不合理来表达合理性：秦王磨刀——秦王不可能亲自磨刀，但秦王确实在“磨刀”向六国；始皇看海——宫内墙壁不可能出现大海，但始皇胸中应是波涛汹涌；汉武帝和贾谊隔空对话——这不可能，但他们的思想交流的确穿越时空；所有人物汇聚于大唐的盛宴——这不可能，但盛唐之魂正是包容天下。
而《中国》在影像上最大胆的尝试，是全片五十格的拍摄。所有镜头放慢一倍的速度，在已有的假定性上又笼罩了一层。这让全片的视觉呈现，实现了彻底的写意风格。
声音系统也在实践同样的美学追求。电影音乐的创作是以画面为基础的，而纪录片需要音乐先行，引导画面节奏，升华出画面情绪。所以音乐的旋律感至关重要。《中国》的音乐，既需要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需要一定的间离感、国际性。我们希望用音乐作为主线，让一幕一幕的场景连成一部历史大戏。
《中国》的音乐创作不像电影，也不像纪录片，更像是一部音乐剧、舞剧的创作方式：时代不同，故事不同，但人的情感是古今共通的。由此全片拟定了五个音乐主题：忧伤，欢乐，悲伤，爱情，希望。这五个主题贯穿全片，用以表达共通的情感，此外又为每一集的人物和故事单独做了自己的音乐主题，更具体，也更具功能性。
仅仅使用音乐的效果，更像一部散文诗，还缺少能为影像营造环境、氛围的声音。为此我们尝试了全电影化的声音制作模式。不同于写实的环境声，《中国》一片的拟音和音效以抽象、象征为诉求，它由画面元素出发，但更寓意着画面背后隐藏的情绪。
我们希望写意的美学风格贯彻到《中国》全片。
五
正如开篇所说，面对《中国》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今天所完成的纪录片，只可能是其中一种表达方式。
博大丰厚的中国历史，是永远值得珍视的宝藏，值得我们用“温情和敬意”，去追寻，去探求，去展现，去传播。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试图用一部纪录片，去认识自己，更理解中国；去了解历史，更热爱中国。这也是向所有观众介绍这部纪录片时，最想说的一句话。
创作《中国》，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也用了近乎固执的行动，去实践这个理想。
已然竭尽全力，依然诚惶诚恐。
以温情，以理性，致敬中国
邓建永
一
那是一个遥远的、风轻云淡的午后。
1986年8月，我乘坐甘肃区域地质调查队的北京吉普翻上祁连山脉著名隘口——乌鞘岭。
当时山顶上有雪，气温很低。这一年，我29岁，肩负创作甘肃地质工作者连续发现宝藏的报告文学《共和国不应忘记》。
27年后。2013年，我第二次翻越乌鞘岭时是为了纪录片《河西走廊》的前期采访。
又过了两年，写完《河西走廊》最后一集脚本时，我很感慨：一部《河西走廊》，就是半部中国史啊。
这年春末夏初，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李东珅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做纪录片《中国》吧？我有点吃惊，但，认真想想，我们已经做了《河西走廊》，对于中国的大历史并不陌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创作《河西走廊》时已经为创作《中国》埋下了伏笔。
二
但，毕竟是要做《中国》，这个题目太大了。这既让人兴奋，更让人迷惘。
从最初的素材搜集、构思、讨论、争辩、设计各种可能，到我真正动笔开始写《中国》，已经是5个月之后的事了，因为我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感觉与叙述的调性。毕竟，这是《中国》啊，是汹涌澎湃浩浩汤汤的中国史啊。好在李东珅和北京伯璟的团队在努力推进，并且确定了《中国》第一季的主线。年轻的北大电影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孔丽丽已经认真努力写出了第一集历史素材初稿。但我还是迟疑着，不敢轻易动手。
老实说，写《中国》是需要莫大勇气的。就这样瞻前顾后拖延着，直到9月下旬，我因为栏目的一个西藏选题前往拉萨出差，就在这座高原圣城的某个夜晚，我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幅画面。
那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写作冲动。
于是，我打开电脑，写下了《中国》第一集的开始部分——
不知不觉中，洛阳城外的天色渐渐黯淡下去。
但他们谈兴正浓，意犹未尽。主人名叫李耳，客人名叫孔丘。
……
最终，他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当李耳推门送客的时候，晴朗的夜空泛着微微的蓝光。
他们彼此微笑着执礼作别，但心中都已明白，今生今世，这样的对谈不会再有，而且，他们将不会再次相见。
主人注视着客人渐渐远去。有一瞬间，他感到那个年轻的客人仿佛走进浩瀚星空。
清风徐来，李耳长久伫立在洛阳城外，一动不动。
在此后漫长的5年创作时间里，《中国》第一季的12集几乎每集都经历过多次大改，但，唯独这个开头的调性从来没有被颠覆过。
可能是受到世界屋脊上的某种启示吧？或者，是清澈的西北星空早已嵌入我的心灵吧？
直到今天，我依然庆幸捕捉到了叙述的灵感。
三
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
我的历史观训练，多半来自我在央视纪录片栏目《探索·发现》的从业时期，因为栏目选题就是以中外历史为拍摄对象的，所以我接触过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历史与考古事件，观察并发掘过众多的历史横断面。而每一次都要从零开始，突然启动，四处查询，多方请教，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尽可能多的资讯与史料。
同时，我也特别得益于《河西走廊》的创作过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得到了汇聚到兰州的众多史学家的帮助，对中国史有了清晰的脉络感。但，要做《中国》，毕竟过于庞大和与众不同，因为每个普通人心中都有着自己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浩荡历史的理解与感受。
我们必须确立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就在我们开始《中国》前期准备的时候，李东珅选择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钱穆先生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正是这个“温情与敬意”深深打动了我们。
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旨在能对伟大的先贤表达我们的敬意，并设身处地写出他们的性格与飞扬的灵魂。
因此，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进程中确定了人物与事件的选择标准——中国思想与文化的诞生与影响力；国家制度框架的定型和对后世的影响力；各民族的融合对于后世的影响力。
四
但，创作过程是艰难的。
作为一个职业撰稿人，面对一部篇幅浩大的历史作品犹如关山重重。
总之，你要有足够的忍耐力，要能坚持，保持平稳的心态，尽可能抓住每一次灵光乍现的瞬间。面对高山仰止般的伟大人物，我的经验是，就把大人物当小人物来写，把小人物当大人物来写。
把视角放平，将心比心，两千年来，尽管时代变化巨大，但人们最基本的感觉差不了太多，你所面临的疼痛和古人面临的疼痛是一样的。所以，在写作中，我会竭尽全力沉浸在历史深处，竭尽全力试着揣摩与接近我所要描写的古人，找到我们之间相似的感觉。
我们竭尽努力，希望呈现我们理解的《中国》。
五
2020年，当我再次翻越乌鞘岭的时候，北京伯璟团队正在令人紧张、不舍昼夜地鏖战《中国》后期。
这一年，我已经63岁了。长河岁月，滚滚滔滔，我却溯流而上，追索着数千年以来的那些生动精彩的故事。
而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次创作都和甘肃相关，和祁连山与西部高原有关。
这是缘分，或者说是宿命。
其实，我想说的是，在《中国》这部纪录片里，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故事，都承载着中国文明的基因与密码，并且，延绵不绝，无边无际。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不能自已，热泪盈眶。
新闻推荐
本报兰州12月15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施秀萍）今天上午，由中国美协、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主办，甘肃省美协、敦煌市...
甘肃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甘肃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