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诗的形式主义倾向
□潘硕珍
朦胧诗派诗人食指答记者赵为民时说:“不只是朦胧诗,也是诗歌的一个问题,就是形式的问题。什么都有形式,画有个框,电视有个荧屏,电影有个银幕,戏曲有个舞台……没有什么没有形式。”崔卫平在《良知战胜黑暗》一文中写道:“在今年寒风料峭的春天,我和几位友人去医院看望了郭路生。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过去”。”
新诗的形式,从大的方面而言,有分行诗和散文诗两种。
中国新诗(分行诗)从胡适开始,就形式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刊有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其中就形式方面有两点:不用典,不讲对仗。而在《论新诗》中,主张“诗体的大解放”,有了诗体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已经注意到了新诗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对新诗的音节,他主张:(一)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平仄是不重要的。诗的用韵,他主张:(一)用现代的韵,(二)平仄互押,(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无妨。胡适的《论新诗》对彻底摆脱旧诗格律束缚起过积极作用(参阅吴宏聪、范伯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7年,毛泽东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中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中国新诗(分行诗)第一次出现是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作者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
现当代诗人公木在《新诗鉴赏辞典》序言中说:“在新诗第一个十年间,以口语入诗,且取得显著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不过诗终须讲究节奏韵律,怎样在口语中提炼出诗的语言,似还没有来得及着意探求,以致不免过分直白松散。针对这种情况,继自由诗确立之后,格律诗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戴着镣铐跳舞”,并且在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的当首推闻一多。”闻一多于1926年5月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讲究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就是要求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诗的建筑美是指从诗的整体外形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匀齐,各行的字数相差不能太大。就因此,闻一多的诗歌,被当时的人们讥讽为“豆腐块”或“麻将牌”。闻一多的主张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诸多诗人的应和,迅速形成了以讲求格律为标志的流派——新月诗派。新诗的格律化就是要求押韵,成为适合朗诵的诗作,戴望舒的短诗《雨巷》即是代表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冯至的诗作也由自由体向格律体转化。冯至的《十四行集》被认为是中国十四行诗成熟的标志。十四行诗音译为“商籁体”。这种诗体有固定的格式,有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两节四行诗,后一部分是两节三行诗,共十四行,因此得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的诗集《歌集》,为欧洲抒情诗的发展开创了道路,并且创立了十四行诗这一欧洲诗歌中的重要诗体。欧洲十四行诗的代表诗人是莎士比亚、勃朗宁夫人。
1993年,原《飞天》杂志主编、甘肃诗人李云鹏出版了新诗集《三行》。“先生力图从一滴水珠中见太阳,借一缕微风听天籁,以小见大,举重若轻,将对生活的感悟和人生的思考升华为富含哲思之美的三行诗……”(朱红霞、王谦虚《李云鹏:甘肃文坛不老松》)；当代著名诗人公刘在该诗集序言中说:“三行体,固然不自李云鹏始,但是一下子就拿出300多首“三行体”的诗人,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只有李云鹏一人。”
苏维埃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造了楼梯诗(别称阶梯诗)形式,其代表作有长诗《列宁》,贺敬之采用这一形式写出了长诗《雷锋之歌》等诗篇。
1958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提出了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见解。1969年,食指尝试着创作民歌,写出了《新情歌对唱》《窗花》《杨家川》等诗篇。其实,早在1946年9月,诗人李季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叙事长诗,采用的是陕北信天游的形式,每两句为一节。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在形式上也是信天游体的。民歌体代表诗人还有长期工作生活在新疆的闻捷,深受哈萨克、维吾尔和蒙古族民歌的影响,“闻捷是唱着“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走进中国诗坛的。”闻捷的诗,“极富音乐美感的语言和极具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的韵致,倾倒了千万的读者,震动了整个的诗坛。”(谢昌余语)其代表作是诗集《天山牧歌》。
此后,新老诗人熟练地使用着自由体、格律体、民歌体。
与自由体、十四行诗、楼梯诗一样,散文诗也是舶来品。波德莱尔、纪伯伦、泰戈尔等诗人都擅长散文诗写作。周作人译介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冰心、郑振铎等译介了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吉檀迦利》等散文诗集。1927年10月,鲁迅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着重表现作者在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和牺牲精神。当代中国,有专门发表散文诗的刊物《散文诗》《诗潮》等杂志,开辟了散文诗栏目。散文诗写作者有耿林莽、鲍尔吉·原野、邹岳汉、庞华坚、阳飏等。
当代中国的新诗,在形式方面,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歌谣诗,一种是散文化倾向的“诗歌”。昌耀的《月亮与少女》《象界》、海子的《谣曲》是当代中国歌谣诗的尝试之作,甘肃诗人古马写下了许多歌谣诗,进入20世纪90年代,张子选一改以前的西部诗,也开始了歌谣诗写作,其代表作为《藏地诗篇》(系列组诗)。甘肃诗人阳飏(代表作《大风起兮》)和云南诗人雷平阳(代表作《杀狗的过程》《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的诗篇,散文化倾向十分显见。
形式总是要变化的,一个诗人老写一种形式的诗歌,刻意创造或竞相模仿某种时髦的诗体,使新诗的面貌太单调,这就不是自由诗了。诗人们还是不要作茧自缚吧!
李天靖、张海宁主编的《水中之月——中国现代禅诗精选》收入蓉子的短诗《一朵青莲》,诗句排列成莲台形状,周梦蝶的短诗《刹那》也是如此。该诗集还收入已故诗人孔孚的《大漠落日》,并且作了点评:““大漠落日”之意象,表达了圆寂,即涅槃的庄严之境。”这首诗的形式与内容结合得十分完美,体现了老诗人的匠心安排。全诗只有两个字,排成一行,便是“圆寂”；排成两行,既可以看成“圆寂”一词,也可以看成“圆”和“寂”两个词,是复合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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