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篆额书丹的《利津县新修庙学记》 梁启超收藏过的《马鸣寺根法师碑》 顾千里收藏过的《法义二十余人等造像记》 北京图书馆为东营古代石刻艺术存了“三件宝”（一）
薄文军 撰文
《利津县新修庙学记》《马鸣寺根法师碑》，堪称“东营古代碑刻双璧”。前者为“楷书四大家”之一赵孟頫盛年篆额书丹；后者系魏碑当中的精品，拓片曾被梁启超收藏和研习，艺术价值在全省全国都占有一席之地。还有曾被大收藏家顾千里收藏过的北齐《法义二十余人等造像记》，其书法在古拙当中更见功力。可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双璧”早已淡出东营人的视野，当地连张完整拓片也没留下，而《法义二十余人等造像记》更是远离了东营人的文化记忆。值得庆幸的是，笔者2021年春节期间查阅资料时惊喜地发现，北京图书馆竟然收藏着这三件石刻的完整拓片。尽管漫漶严重，但与存世的其他碑帖、拓片相结合，还原完整信息或有可能。
扑朔迷离“庙学记”
《利津县新修庙学记》刻于元朝前期，曾长期矗立于利津文庙大成殿前，历经元明清三朝，直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其间，庙宇几度兴废，而石碑却栉风沐雨一任600多年沧海桑田。
不过，司空见惯也好，熟视无睹也罢，人们对该碑似乎始终观照不足。一是没有保护好完整的石碑；二是没有保留下完整的碑文；三是没有保留下完整的拓片；四是人们对碑文的作者、书者、涉及者长期没搞清楚。这为后人留下许多疑惑，为地域文化留下很多遗憾。
有关《利津县新修庙学记》的内容，目前主要见于清朝康熙十二年版《利津县新志·艺文志》、光绪九年版《利津县志·利津文征》、近年出版发行的《全元文》。其中《全元文》所载，是从《利津文征》摘录下来的。也就是说，《利津县新修庙学记》目前存有两个版本，分别载于“康熙版”和“光绪版”《利津县志》。之所以称为“两个版本”，是因为康熙版《利津县新志·艺文志》和光绪版《利津县志·利津文征》载录的《利津县新修庙学记》内容并不完全一样。
一是标题，康熙版《利津县新志·艺文志》称之为《利津县初建儒学碑记》，光绪版《利津县志·利津文征》称之为《利津县新修庙学记》。二是作者，康熙版标明作者是“赵孟頫，子昂，元，总管”；光绪版标明该文是“前上都路提举学校官、大名路教授李师圣撰”，“前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赵孟頫书并篆额”。三是款识，康熙版仅刊出了正文，光绪版则连同前后款文字，包括对个别地方的疑义一并刊载。四是内容，短短五六百字的碑文，康熙版比光绪版少着170余字，按说康熙版成书（1673）比光绪版（1883）早着210年，前者对碑文内容的把握应该更优于后者才更符合道理。实物不在，原拓缺席，哪个更真实或者更接近于真实，根本无法对证。
圣手成就书与文
《利津县新修庙学记》刻于元朝（前）至元三十年（1293）八月。选在这个时间撰文刻碑，应该是准备在孔子诞辰期间举办文庙落成典礼和相关祭孔活动。而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此时元世祖忽必烈定鼎中原只有22 年时间，饱受战火洗礼的山东大地刚刚趋于稳定，兴修文庙、学宫也就有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含义。
从仕郎、时任利津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高谦亨，是古代利津地方官员当中较有作为的一个，新修文庙是其任职利津期间的主要贡献之一。康熙版《利津县新志》及光绪版《利津县志》载：“高谦享，字益之，直隶深州人，由省举至元间任县尹，奉法谨门无私谒，三年政成俗变，鼎建文庙，简俊秀充弟子员，讲学考艺。利津学校之兴，实自此始。”
《利津县新修庙学记》撰稿人李师圣，字昌道，济南人，原任上都路提举学校官，时任大名路教授，此后曾任河南江北等处儒学提举，身负才名，长期沉沦下僚。时人评价其人品文风说：“窃见前上都路提举学校官济南李师圣，经明行修，不妄干进，文笔性学，皆有古风。及扣以政事，议论通畅，皆切实之务。可谓年高德迈，学富才优，韬晦城市，不求闻达。当今朝省以选材为急，如师圣者，若擢以风宪或置之馆阁，俱有所长，可收实用。”（王恽《秋涧集·保李提学昌道状》）元代文学家张养浩成名之后，曾经拜其为师。
《利津县新修庙学记》书丹篆额者是前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赵孟頫。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原籍婺州兰溪（今属浙江金华），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诗人。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一脉，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发现并举荐赵孟頫到元朝廷任职。在大都，赵孟頫受到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很快升任集贤直学士（从四品）。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进朝列大夫，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在济南，他兴学讲文，行宽大之政，个人文学、书法、绘画造诣亦得到大幅提升。元贞元年（1295）春，应元成宗之召，赴大都修《世祖实录》，将入史院，又以病辞。同年，为周密作《鹊华秋色图》，又作行署《趵突泉诗卷》。在济南任职的这几年时间，其书画题材多为泉城及齐鲁风物。
赵孟頫累官至荣禄大夫、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从一品）。晚年逐渐隐退，延祐六年（1319）借病乞归，至治二年（1322 ）去世，虚龄六十九岁，赠魏国公，谥号“文敏”。赵孟頫博学多才，经世济用，颇有专长；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绘画上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书法上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真（楷）、行书著称于世。其“赵体”书法，独步宋元，跨越时空与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文学方面，则著有《松雪斋文集》等，传世作品很多，诗、词、散文均颇见功力。
舍身长堤伴涛声
《利津县新修庙学记》长期立于县城文庙大成殿前，但数百年间真正研读碑文的人并不多，包括康熙年间修纂《利津县新志》，也未曾对碑文题款等进行认真核对。
光绪年间再次修纂《利津县志》，尽管对碑文进行了较为认真的识别，包括对当时业已漫漶的部分进行了推敲，但与碑刻本身内容仍有很大出入。尤其一些能够识别的文字，最终仍是失诸草率。直到1947年“黄河归故”，黄河下游堤防吃紧，沿黄各县多数石碑、石像都被用于防汛。屹立学宫650多年的《利津县新修庙学记》石碑舍生取义，最终被填埋在黄河大堤的某一决口处。
时过境迁，人们再去追忆《利津县新修庙学记》碑刻，只剩得长堤一脉伴涛声。而在此前后，尽管不断有人对此碑书法发出侃侃宏论，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并未真正目睹过此碑此文的风采。比如，有的论者以为该碑全文皆为篆书，应属个人想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利津贤达教育家书法家黄顺青晚年将其依据拓片整理的《赵子昂法帖》捐赠利津文物部门，人们才得一览赵孟頫此作之神韵。黄顺青先生捐赠的《赵子昂法帖》为一自制手册，长26厘米，宽18.5厘米，厚1厘米。通过法帖，大家可以领略赵孟頫的书法，但仍难一睹庙学碑全貌。
前段时间，有民间收藏的《利津县新修庙学记》装裱拓片现身书市。该拓片为篆书碑额与楷书碑身，通宽52厘米，通高172厘米。不过，其题款只有赵孟頫一人，缺少光绪版《利津县志》所记载的撰文者与立碑者官衔、名字等，自然难称完璧。
北图拓片存善本
2021年春节期间，笔者查阅资料发现的北京图书馆藏品，原系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画家陆和九的个人藏品，缺失碑额，但碑身完整，正文及上下款完整。
该拓片有直排文字23行，满行39字，通宽75厘米，通高130厘米，如果加上碑额，应与民间藏品的172厘米相当。其文字内容，则与光绪版《利津县志》记载有多处不同。如正文开篇：“天地之大，而斯文为之主；斯道之大，而孔子为之主。所以苟非其人……”拓片上的文字是：“天地之大，而斯道实为之主；斯道之大，而孔子实为之主。所谓苟非其人……”再如《县志》有“园囿”二字，拓片为“园圃”等等。《县志》遗漏的能辨识文字也有不少，如“道固不可须臾而离”与“斯道也，何道也”之间有“禘尝义理如之诸”等文字。
北京图书馆所藏《利津县新修庙学记》除了具有一定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外，还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碑文落款提到的宣授奉训大夫、前乐盐使杨之翰，是元朝进士杨世杰的孙子。但地方史志均记载杨世杰是元朝至正年间进士。碑文中提到的利津县主簿兼尉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夏慭（夏恝）、进义副尉利津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忙古歹（比古歹）、前利津主簿兼尉王沂、典史朱世昌等，地方志书均列为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8）利津官员。至正是元朝统治全国期间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其起始年与至元三十年（1293）间隔48年。《利津县新修庙学记》上记载的那些官员绝对不会一直工作到这年月，显然是记载错误。还有，赵孟頫当时的职务不是济南路“总管”（主官，正三品），而是济南路“同知”（佐官，从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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