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篆额书丹的《利津县新修庙学记》 梁启超收藏过的《马鸣寺根法师碑》 顾千里收藏过的《法义二十余人等造像记》 北京图书馆为东营古代石刻艺术存了“三件宝”（二）

薄文军 撰文

渡尽劫波“马鸣寺”

最迟在南北朝时期，东营境内佛教兴起，寺庙众多，域内出土的马鸣寺碑、元河寺六十人造像、永宁寺造像、皆公寺造像、张郭石造像，以及保存至今的南宋关帝庙大殿、福昌寺与金代大铁钟等，印证着昔日数百年间这里佛道文化的繁荣。

历史上的马鸣寺，位于今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后屯村，始建于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年—450年）。多部《乐安县志》对其都有记载：

明朝万历三十一年版《乐安县志·杂志》（卷二十）：“马鸣寺，在城东南二十五里郭家社。”

清朝雍正十一年版《乐安县志·祀典》（卷十九）：“马鸣寺，在城东南二十五里郭家社。”

民国七年版《乐安县志·古迹志》（卷二）：“马鸣寺，在城东南二十五里后屯庄西北隅。魏太平真君间建，名大樊寺，后改为天王寺，后又改今名。已废。”

民国二十四年版《续修广饶县志·舆地志·建置》（卷三）：“马鸣寺，在城东南二十五里后屯庄西北隅。魏太平真君间建，名大樊寺，后改为天王寺，后又改今名。已废。”

上述记载中，关于马鸣寺位置的不同描述，只是因为村名变迁和编户方式的不同，说的其实是同一个地方。而关于马鸣寺的得名和荒废，有着不同的说法，本文暂不讨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马鸣寺曾是南北朝时期北方颇有名气的佛教寺院，后经多次坎坷，最终夷为平地，立于庙中的“马鸣寺碑”也曾一度下落不明。

清朝道光年间，此碑在乐安县大王桥庄（今属广饶县大王镇）被发现，县民宋世滋曾拓其碑文收藏。同治十年(1872年），乐安知县赵国华谕令大王桥乡民将马鸣寺碑移于县城乐育书院。该村青年不肯听命，私下将石碑卧地藏了起来。孰料有外乡人得知藏匿之处，乘着夜色将其搬上马车准备盗走，幸被及时发现追回。遗憾的是，在追赶过程中，该碑从马车上跌落，断为三块。光绪二十年（1894年），知县曾敬埙访知此碑在大王桥庄一李姓村民家中，强令其交出石碑，归置原处。

“功德圆满”犹有憾

因为长期露天存放，风蚀雨淋，捶拓摩损，马鸣寺碑字迹日渐模糊。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乐安籍著名书法家宋其瑞将其叔祖宋世滋所藏马鸣寺碑拓片手装成册，并为之作跋，在任所公之于世，更多的人们才又得见马鸣寺碑文原貌。

宋其端(1845年—1915年)，字伯庄，一字墨庄，乐安县杨庄村（今属广饶县大王镇）人，光绪二年（ 1876年）年丙子科山东乡试第十七名举人，曾任山东博平县训导，以书法著称。宋其端酷爱研习碑刻，自唐宋各家至汉魏六朝诸石刻，均临摹殆遍。每学一家，不到逼真处不肯罢休。其怪体书法，集众家之长，刚劲有力，自成一派，时人称其“不啻与郑板桥氏相上下”。所书《船亭记》《重修山东新清河碑记》，则字体工整，拓片流传甚广。

民国二十四年版《续修广饶县志·艺文志·金石考证·元魏·故根法师碑》（卷二十五）记述这段始末说：右碑在城东南大王桥庄，碑额正书“魏故根法师之碑”。额上又题“马鸣寺”三字，则碑系立于马鸣寺中无疑。碑文前序后铭，长约五百余字，惟略有残缺，词句不能尽通。其大意所可志者，则为法师卒于正光四年岁次癸卯二月戊午朔三日庚申，粤翌日，窆于含霞山之阴云云。考“正光”系魏孝明帝第三次所改之元，碑之立当在斯时。字体极工，而为（无）撰书者姓氏。

按：此碑出土已久，而时显时晦，变迁亦不一次。清光绪二十八年，邑举人宋其端跋其拓片云：“马鸣寺碑在县治东南二十五里之大王桥庄。同治初，菁衫赵公谕令乡老移碑县治书院。该庄年少骤仆而藏之，而碑断为三，甚可惜也。光绪二十年，曾公志菴来宰是邦，访之石藏该庄李姓家，强出之，仍置于原所。此拓予于十余岁时得之叔祖世滋公者。藏之箧中五十年，今始手装成册，陵谷变迁，依然故物，披览之余，感慨系之矣。壬寅十月望后，记于博陵之梦蝶轩。”即此考之，此碑出土至少亦在百年上下。而由后屯而大王桥，由仆藏而复出，又不知几经移动。乃至于今。夫以一邑之珍贵古刻，竟不妥为保存，而听其沉沦于天然剥复之中，亦良可慨也！

民国初，有人想出高价购买此碑，后屯村民决议不卖。但恐再生变故，便又将石碑藏了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大王桥设据点，得知此碑尚存，便勒令村民交出，企图盗运日本。当地村民冒死隐瞒，日军阴谋终未能得逞。新中国成立后，后屯村修建完全小学，村民为了保护马鸣寺碑，将其垒于墙内，使其幸运地躲过了“砸四旧”“文革”等文化劫难。1981年，村民将此碑献给国家。1984年，调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至此，马鸣寺碑也算“功德圆满”。只是始终没有一张完整拓片传世，让人颇感遗憾。

拓片结缘梁启超

马鸣寺碑呈三角尖顶，高167 厘米、宽87厘米。碑额顶端，为竖排单行“马鸣寺”三个阴刻大字。其下是更大些的竖排阳刻文字“魏故根法师之□□”，分四行排列，每行2字，前三行字迹异常清晰，后一行则漫漶难辨。

之所以判断此处为八个字而非七个字，除了拓片略有显现之外，还因为笔者觉得倘若是“魏故根法师之碑”七个字的话，完全可以省掉“之”字，缩为三行更为整齐。且一般情况下，碑为事为物为某个主题而立，不可能把落脚点放到碑上，单纯“为碑而碑”。此碑正文皆为阴刻魏体正书，直排22行，满行30 字，共计639 字。最靠外的两行，漫漶严重。

马鸣寺根法师碑系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为已故根法师立，碑文主要记载了根法师的生平和功德。其镌刻极为精细，字体以方笔为主，方圆兼备、笔法饱满、古朴浑厚、苍劲有力，在魏碑当中犹显神俊，书法艺术价值为历代名家所推崇。清代金石学家陆增祥曾赞叹其为“北方魏碑的杰出代表”。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多次提到“马鸣寺碑”：“《马鸣寺根法师碑》（正光四年，有额）”（《购碑第三·魏碑》）；“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备魏第十》）；“《马鸣寺》略近之，亦是卫派。唐人寡学之，惟东坡独肖其体态，真其苗裔也。”（《体系第十三》）；“《马鸣寺碑》侧笔取姿，已开苏派，在汶北等字，与坡老无异。”（《导源第十四》）；“《张玄》为质峻偏宕之宗，《马鸣寺》辅之。”（《十六宗第十六》）；“《马鸣寺》若野竹过雨，轻燕侧风。”（《碑评第十八》）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马鸣寺根法师碑”拓片，原系梁启超个人藏品，是否来源于宋其端，不得而知。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康梁师徒均与马鸣寺碑渊源颇深。梁启超自称《马鸣寺碑帖》为其幼年功课，并在《碑帖跋》评价该碑“极峭紧而极排，两者相反而能兼之，得之未曾有也”，“友道林爱畜马，或问之，曰‘吾赏其神俊’。吾生平酷嗜根法师碑，亦如此。”

文物部门和民间收藏的《马鸣寺根法师碑》拓片，均为该碑断裂之后所拓。在原来字迹漫漶的基础上，又伤及文字30字左右。梁启超收藏过的这幅“马鸣寺根法师碑”拓片，系碑身断裂之前所拓，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字迹亦不完全清晰。但与民间的后期拓片互补，或能复原马鸣寺碑之碑文全貌。另外，目前东营文物部门收藏的拓片顶端为三角形，与石碑原件相当。而北京图书馆及民间收藏的拓片轮廓则为“凸”字型。这应该只是捶拓工艺的不同。

北图拓片显现，马鸣寺碑额宽、高均为31厘米，向下嵌入碑身7.5厘米。碑身宽84厘米，高125厘米，加碑额通高150 厘米许。民间拓片所说宽94厘米、高159厘米，应该是包含拓片纸张边缘的。文物部门登记的实物高167厘米、宽87厘米、厚20.3厘米，其中高度应该是包含三角顶的。

无论如何，能有一幅完整版的《马鸣寺根法师碑》拓片，不管对马鸣寺碑来说，还是对东营及广饶文化来说，都是值得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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